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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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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纳洋学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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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洋务新政的推行，西学与实学逐渐融会。[23]1875年，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相继奏请按宋代司马光议设十科之意，拓展考试科目及增添学习内容，设洋学局及开特科以招纳贤才。[24]薛福成强调：“求之既早，斯用之不穷，彼士大夫见闻习熟，亦可转移风气，不务空谈，功名之路开，奇杰之才出矣”。[25]然而，此议很快招致反对者的攻击，同年4月3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附片，明确指斥道：“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人才，毋令佥壬之徒巧为尝试，斯为国家之福。”[26]所议将纳洋学与科举置于水火不容的敌对状态，反映了士林领袖对洋学冲击选才准则根本的担忧。尽管时隔不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议奏中为李鸿章、沈葆桢辩护，宣称“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以洋学变科目”，但面对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为避免冲突，减缓压力，总署只得暂停增科之议，期待将来各项洋务成效显著，阻力消弭之时，再考虑增设新科。所谓“惟查现在情形，洋学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科、设学之举必且众论交孚，不至再有异议矣。奏入。报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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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这一搁置，增科之事变得遥遥无期。可是内乱外患层出不穷，科举正途出身的深明大义之士越来越不足以应世变，办事之才与匡时济世之人奇缺，清朝统治的根基严重动摇，相比于承平之日的循吏即为好官，这时的清王朝更加急需各具专才的能员干吏以救危局。一旦王朝崩溃，维系抡才体制的纯正意义何在？李鸿章、沈葆桢等所倡改科举、设特科被罢议七年后，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朝臣官绅陆续再行倡议增设科目，奖励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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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设想以特科专科延续另开洋学的思路：“既于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且我朝有翻译生员、举人、进士、翰林异试异榜，于正科诸士同赐出身，援例立科，必无扞格，又何不可于正科之外添一艺科乎？”[28]考虑到西学科独立设置不仅难度较大，且容易变成众矢之的，此后不久郑观应退而求其次，即将独立设科更改为纳洋学于科目之中：“如能变通成法，广科目以萃人材，则天下之士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他主张将旧学体系按西学程式稍为变通，文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目，保留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之类名目，“一仍旧称”，三年一试，“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三年学习期间的学业情况也为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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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二日（1883年1月20日），侍郎宝廷于福建乡试后奏报：一些注重时务和算学兵事的生员，确有才学，且有著作和新器发明，仅因考试之文不够出色，未能中式，令人惋惜。他提出：“明年会试，多士云集，可否榜前特开一科，以算学考试，愿应者赴部呈明，拔其尤者破格录用，既可得有用之材，即借以开风气。不数年天下当增无限通晓算学之人，又何患制造推测不及外国哉？”[30]相隔三天，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陈海防时也提出：“目今学额太滥，士习日卑，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无论举贡生监皆准赴考，试以有用之学，由督抚考定优等，咨送总理衙门，题请朝考引见，发往沿海各省委用，自较孝廉方正暨优贡、拔贡等项为有实际。武试亦可别设水师一科。”[31]与前此不同的是，宝廷与陈启泰所奏设算学和时务特科，明确申明其考试内容应为算学和时务“有用之学”，不仅与平常科举考试迥异，且放弃了在常科内增设新科的设想，再次尝试以另置特科的形式寻求包容实学与西学的出路。只是礼部抱定前议，只要增设新科考官与阅卷的困难无法解决，各种建议都无非是立意虽好，难以采纳，所奏皆如泥牛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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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7月11日，光绪谕令将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以储人才折，著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32]左宗棠为此专门拟具说帖，对艺科的设置提出了具体操作办法，考试内容的设置，“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33]至于录取比例，则以十取二三为宜。然而，保守势力对此坚决抵制，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先后奏艺学开科流弊，不宜设科。由于议设与不设两种主张各持一端，针锋相对，清廷只好谕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一并妥议。会议结果，采取平衡折中方案，“不必别立科目，致涉纷歧”，“潘衍桐、方汝绍特请开艺学、实学科之处，均著毋庸置议”。考虑到不能设科鼓励实学，招才纳贤仍多不便，决定今后对“精于西法之人”，要因时制宜，切实保荐，“在京著各大臣保送同文馆考试；在外著各该督抚收入机器局当差；其无机器局省分，分别咨送南北洋大臣”。[34]其结果即仍不愿给予习西学之人科举出身的名分，而仅通过保举途径使人才有机会得到任用。坚持正杂分途，关键还在维持中西的高下地位，西学之用不能动摇中学之体。其中固然有维护祖宗成法的顽固，也不乏对中国本色的坚守。只是这样的坚守并不能增强抗拒西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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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道光以来增设新科（包括在常科中加入新科和专设特科）之议屡屡受挫，一些官员希望暂时搁置争议，考虑先将科举考试程序稍微变通，待成效显著后再独立设科。1887年4月18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奏请为避免因设科意见分歧导致“交讥互病”，使留心西学者难获选拔机会，只要求能在岁科考试时，准予报习算学卷面，于经古之外加试算学，即使正场文字稍逊也宽予录取；乡会试在第三场仿照翻译乡试例，加策问五题，专试算学，另编字号，于原有定额外酌取数名。中式后请予京职，遇有游历官员缺，令赴外国书院学习，学成后在总理衙门及各海关、驻外使节任职。陈琇莹特意解释道：“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其职则多居清要，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下届中式者，即源源继往”，待人才兴盛，再开设专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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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琇莹的主张，避开了长期以来纠缠不休的设科争议，退而求其次，仅将科举常规取士进行适当调整，放宽限制，使算学人才亦可通过一般科举考试而获得晋升之途，虽未立算学科之名，却有不废旧章而收纳新才之效，朝廷和考生双方各得其所，堪称务实。慈禧对此十分重视，颁布懿旨，将此折交由都察院会同吏部、礼部“妥议具奏”。醇亲王主张将旧学体系按西学程式稍为变通，文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目，醇亲王奕一并参加讨论。1887年5月20日，奕等奏：同治五、六年，总理衙门已奏准仿照同文馆定章，学习算学人员三年学成后准其参加乡试（八旗作为翻译生员，汉人以监生资格参加考试），“至乡会试场取士，向有成法，事关典礼，难于率议更张”。并历数既往请开特科的诸多建议，均“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的事实，最后表示，“臣等就原奏所陈，公同商酌，试士之例，未可轻议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即在不增设科目的前提下，允许学习算学之人参加乡试。“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改科举得人之法，似亦鼓励人才之一道。”希望在不变旧制的前提下获得新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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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人认为该折标志着算学科的增设，庆幸西学内容已经纳于科举，[37]其实未必如此。首先，陈琇莹原奏的前提是“不必特设专科”，而仅在考试程序中略予变通。其次，算学并非纯粹西学，中国古已有之，近代虽然增加了部分西学内容，仍不过是与文学相对的实学，前述同文馆设算学科的争论即可佐证。再次，会议的结果，并未正式将算学科目容纳于既定的科举程序，考试算学只是在岁科或乡试之前，而且单独在总理衙门进行。[38]唯一的进展是报考算学者得以正式考生的身份参加科举乡试，且另编字号，可于定额之外酌取数名。这样表面看似符合陈琇莹的初衷，“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令由科甲出身”，可是条件过于严苛，未必能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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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算学附入了科举考试，但由于未能单独设科，报考算学者所谓加试算学的前提，是岁科试中必须与其他应试者一道，在正场先考试四书经文诗策；乡试前则先到总理衙门考试算学、时务，经过筛选，再入乡试考场，“与通场士子一同试以诗、文、策问”，合格者才能录取。一言以蔽之，不单独设科，考试算学者非但没有任何优惠，反而比其他乡试士子加多了考试程序和内容，等于要求考生中西兼通，文实学俱佳。这样一来，自然使许多有心改弦更张的向学之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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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始终不肯在科举的老树上嫁接新枝，对习实学西学者应试科举缺少实质性的鼓励措施，故整体而言，未能起到劝导鼓舞与激励的作用，推广实学西学的成效甚差。这次会议结束一年后，总理衙门将各省生监及同文馆学生试以算学题目，共录送32人，由顺天府统于卷面加印算学字样，按照20名以上取中1名的规定，当年乡试只取中1人。第二年，因投考者仅15人，与20名以上取1名的定规不合，总理衙门奏请“应与监生一并散归南北中皿字号，一体应试，以免向隅”。[39]则此项改革并未能获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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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表明，自祁倡开五科至潘衍桐奏开艺学科，历经道咸同光四朝，议改科举的各种意见方案，屡屡在庙堂之上由部院大臣会议讨论。认真审视礼部及总理衙门议复的内容，以下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首先，观念上对西学仍存怀疑鄙视，认为是雕虫小技，既是末艺，便不能列于科举正途，更不能因其有用而让科举改制。因此，考试取才的标准不能改变，但在实际使用中，有实学才能或西学特长者，可得到任用。所谓“试士之例，未可轻议变更”，“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是也。其次，科举重在检测文字文法和选拔通经致用的通才，其既定程式难以反映实学的多样性。无论建议者还是决策者，受限于知识积累和阅历，无法找到一种较好的兼容形式，以适应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现实需要。一些方案的主要内容，集中于论证另设科目的必要性，而对具体操作的设计，过于简单粗略，缺乏切实可行的步骤。因此，“求才之格”与“试士之例”一直难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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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甲午战前（1842—1894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改科举，基本以增设算学或艺科为基本取向，相关议论与决策，多从洋务的角度，围绕及配合洋务活动的人才需求标准，提出调整改革方案。其时清廷内部因为中兴表象而缺乏紧迫感，对西学与西制的认识相当肤浅，对西学人才仅作器用，缺乏应有重视，不予认真提倡。算学和洋学等新科，本应增设科目，正式列入科举考试，从而广开中学西才并进之途，但礼部一味固守成法，对于求变心存抗拒，总理衙门则畏惧非议，其结果，导致即使在同治与光绪初年洋务大行其道之时，以老树嫁接新枝的做法，通过增加科目来充实和改造科举，纳实学和西学于科目的种种努力，仍然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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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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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甲午战后的书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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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甲午战争是一个明显而重要的界标。由于甲午战败给予朝野强烈的震撼与刺激，不变难以图存，向清廷提出变革科举以抵御外侮的建言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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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巡抚陶模于1895年6月3日上《培养人才疏》，强调人才是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并提出：“可否专设算、艺二科，钦派大臣特试，仿照翻译举人进士之例，不必兼试诗文，庶专门名家，各得自见”。[40]这一方案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继1884年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遭罢议11年后，再度提出增加实学科目，以改革既有科举程式，促使急需人才应世而出。尽管洋务时期习算学者亦许参加乡试，但要在与其他考生一道“同试诗文”之后，还要再考试各种内容繁杂的西学课程，“安有此奇才，一人而兼众长乎？”这不仅对考生不公平，更无益于新学的提倡与推广。陶模所提增加算学、艺学两科，其考生“不必兼试诗文”的建议，虽然仍基本沿袭道光朝以来，通过增加科目使科举包容新学的思路，可是其明确主张考试形式中西分途并行，标志着甲午战后议改科举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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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因甲午战败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顺应民意的改革姿态。1895年7月5日上谕，要求京官与外官举荐通达时务、精于各种专门实学的人才。[41]也就是说，科举虽然未能以实学设科目，迫于时势，实学却不能不讲求。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培养人才的方式也不能不更改。由于明代以来学校书院多为科举附庸，故晚清科举改革的议论和建议，除要求对考试内容及标准加以变通外，尝试利用现有的中学形态与西学对接，从教学入手改变既往科举课士内容的空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因学校与科举一样，属于正途根本，而学校不仅由官府管辖，且与科举直接对应（生员进学、岁贡与优贡、学政院试等均为科举环节），故遍布各省、不同层级的书院，形式灵活，便成为时人眼中最理想的改革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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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自唐宋以来逐渐昌盛，除祭祀等不同类型的书院外，形式多样，官方与民间有较多的经费投入。清代中期，缘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大力提倡和资助，书院数量不仅远多于明代，亦为历代之最。[42]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省垣、府郡、州县皆有授徒、讲学、研究、考课的书院，可以对应清中叶以后实际上变化很大的行政区划体制的层级，尤其是省垣书院，使得地位日显重要的直省也有了相应的教学机构（不同于学校只有府州县分设）。但明清书院受科举影响甚深，“充山长者十九为科目出身之人，肄业学子亦挟其科名目的与俱来，半多不知词章之外有学问（且仅仅八股试帖诗赋之词章），于是书院教育之宗旨、之科目、之实施状况，与学宫寄寓于考试之内无异矣”。[43]尽管如此，在时人看来，未纳入官学体系的书院，其山长讲学与月课的方式，较之日渐废弛的府县学，更易与近代西式教育体制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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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类型的书院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伴随着欧风东渐以及洋务派对西学的推崇，同治年间上海率先出现了最早的西式书院，由徐寿、傅兰雅等中外人士发起，南北洋大臣同意，所开办的格致书院有别于同期的传统书院。该院延聘西人设置教授化学、矿学等课程，课试内容以洋务、西学和史学为主，南北洋大臣以及各关道大吏先后分别命题，课试给奖。[44]也许是受到格致书院、龙门书院的启发，1884年郑观应在脍炙人口的《盛世危言》中，建议清廷令各省设置西学书院，“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45]他还提出了利用府州县学宫及旧有书院兴学的主张，“由各省督抚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宫、书院可以居住，无须另筹经费，另行建筑，一转移间，通国即可举行”。[46]可惜郑观应的这一建议，直至十年后才有了真正付诸实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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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危难之世去奢华之风、倡实用之学，逐渐成为一些先行者的共识。1895年7月，文廷式与皮锡瑞商议在江西倡开格致书院，“课以有用之学”，分设文学、政事、言语、艺学、格致、杂学、陆军、海军等科。[47]按照学堂方式教授新学内容的新式书院，向民间扩展西式教育。一年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中，奏请于京师、省府州县皆设学堂。[48]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奏请变通书院章程，希望在书院增加天算、格致等课程。主张在坚持讲求经义的主旨下，“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夫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都在学习之列，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49]在此前后，顺天府尹胡燏棻也具折奏请通饬各直省督抚，“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先将省会书院归并裁撤，改为各项学堂，分印颁发总理衙门及江南制造局所译各种西学之书，延请西士或归国留学生为教习，妥定考取章程。数年以后将府州县各地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为学堂。[50]这几个奏章相继要求将书院转为学堂，以推行与科举时代截然不同的新式教育，在当时朝野造成了一定声势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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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式学堂先驱的湖北两湖书院，虽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较大调整，但为招揽学生，仍不得不沿用旧式书院的管理方式，尤其是定额招生与奖励膏火，可兼顾入学方式公平及救济贫寒学子，故在改制初期推行比较顺利。1895年该院招生时，“每府定额十名，每生月可领膏火银四两，月考绩优者，另有奖金”。所开设课程有论语、周礼、周易、尚书、地理、兵法、史略学、天文、数学、测量、化学、博物、体操等。考试除经史国文用纸笔，“其余各科俱在黑板出题作答，各生试题不同”。[51]但在当时的中国，受限于观念和资源条件，类似的新式书院仍是凤毛麟角。要扩大西学教育的规模效应，还须从利用既有资源，改造旧书院处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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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方面，对于朝臣与疆吏的连番入奏，以及上述新旧书院改良的有效尝试，不能不有所触动和回应。1896年8—9月，总理衙门在议复御史李端棻的奏请时提出：“请由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程课，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果使业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52]这一答复，实际兼采郑观应与李端棻的主张，意味着书院改革可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在原来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实学课程内容；二是旧有书院无须变更，另起炉灶设置西学书院，以适应实学分设专门的需要。此后各省督抚基本按照这一思路自行选择，在所辖地域的书院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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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署让督抚自行选择书院改革方式的决定，安徽巡抚邓华熙颇有异议。他主张讲求西学必须实事求是，认为“于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的办法难以造就所需人才，应要求各省均“于省城另设学堂”。为区别于京师大学堂之类的高等学堂，他将各省设置的学堂称为“二等学堂”。总署议复此奏时并未否定原有安排，但考虑到京师大学堂可通过此举与各地学堂衔接，最终采纳其设置“二等学堂”的建议，并咨行各省遵照落实。[53]这一补充，实际使各省除传统书院改革外，设置新式学堂已为必需措施。其后各省陆续实施，不过1898年之前，各省改原有书院为学堂者鲜，另起炉灶开设西式新书院的居多，如湖北两湖书院、湖南东山精舍、陕西崇实书院，[54]浙江的求是中西书院等，[55]而新开办的陕西崇实书院，就设在传统的味经书院之侧，所延请的山长，即原味经书院的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