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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甲午战后的书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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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甲午战争是一个明显而重要的界标。由于甲午战败给予朝野强烈的震撼与刺激，不变难以图存，向清廷提出变革科举以抵御外侮的建言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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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巡抚陶模于1895年6月3日上《培养人才疏》，强调人才是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并提出：“可否专设算、艺二科，钦派大臣特试，仿照翻译举人进士之例，不必兼试诗文，庶专门名家，各得自见”。[40]这一方案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继1884年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遭罢议11年后，再度提出增加实学科目，以改革既有科举程式，促使急需人才应世而出。尽管洋务时期习算学者亦许参加乡试，但要在与其他考生一道“同试诗文”之后，还要再考试各种内容繁杂的西学课程，“安有此奇才，一人而兼众长乎？”这不仅对考生不公平，更无益于新学的提倡与推广。陶模所提增加算学、艺学两科，其考生“不必兼试诗文”的建议，虽然仍基本沿袭道光朝以来，通过增加科目使科举包容新学的思路，可是其明确主张考试形式中西分途并行，标志着甲午战后议改科举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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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因甲午战败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一些顺应民意的改革姿态。1895年7月5日上谕，要求京官与外官举荐通达时务、精于各种专门实学的人才。[41]也就是说，科举虽然未能以实学设科目，迫于时势，实学却不能不讲求。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培养人才的方式也不能不更改。由于明代以来学校书院多为科举附庸，故晚清科举改革的议论和建议，除要求对考试内容及标准加以变通外，尝试利用现有的中学形态与西学对接，从教学入手改变既往科举课士内容的空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因学校与科举一样，属于正途根本，而学校不仅由官府管辖，且与科举直接对应（生员进学、岁贡与优贡、学政院试等均为科举环节），故遍布各省、不同层级的书院，形式灵活，便成为时人眼中最理想的改革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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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自唐宋以来逐渐昌盛，除祭祀等不同类型的书院外，形式多样，官方与民间有较多的经费投入。清代中期，缘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大力提倡和资助，书院数量不仅远多于明代，亦为历代之最。[42]更为重要的是，晚清省垣、府郡、州县皆有授徒、讲学、研究、考课的书院，可以对应清中叶以后实际上变化很大的行政区划体制的层级，尤其是省垣书院，使得地位日显重要的直省也有了相应的教学机构（不同于学校只有府州县分设）。但明清书院受科举影响甚深，“充山长者十九为科目出身之人，肄业学子亦挟其科名目的与俱来，半多不知词章之外有学问（且仅仅八股试帖诗赋之词章），于是书院教育之宗旨、之科目、之实施状况，与学宫寄寓于考试之内无异矣”。[43]尽管如此，在时人看来，未纳入官学体系的书院，其山长讲学与月课的方式，较之日渐废弛的府县学，更易与近代西式教育体制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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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类型的书院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伴随着欧风东渐以及洋务派对西学的推崇，同治年间上海率先出现了最早的西式书院，由徐寿、傅兰雅等中外人士发起，南北洋大臣同意，所开办的格致书院有别于同期的传统书院。该院延聘西人设置教授化学、矿学等课程，课试内容以洋务、西学和史学为主，南北洋大臣以及各关道大吏先后分别命题，课试给奖。[44]也许是受到格致书院、龙门书院的启发，1884年郑观应在脍炙人口的《盛世危言》中，建议清廷令各省设置西学书院，“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45]他还提出了利用府州县学宫及旧有书院兴学的主张，“由各省督抚改择通中、西实学者以为教习，且有已成之学宫、书院可以居住，无须另筹经费，另行建筑，一转移间，通国即可举行”。[46]可惜郑观应的这一建议，直至十年后才有了真正付诸实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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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危难之世去奢华之风、倡实用之学，逐渐成为一些先行者的共识。1895年7月，文廷式与皮锡瑞商议在江西倡开格致书院，“课以有用之学”，分设文学、政事、言语、艺学、格致、杂学、陆军、海军等科。[47]按照学堂方式教授新学内容的新式书院，向民间扩展西式教育。一年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中，奏请于京师、省府州县皆设学堂。[48]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奏请变通书院章程，希望在书院增加天算、格致等课程。主张在坚持讲求经义的主旨下，“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夫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都在学习之列，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49]在此前后，顺天府尹胡燏棻也具折奏请通饬各直省督抚，“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先将省会书院归并裁撤，改为各项学堂，分印颁发总理衙门及江南制造局所译各种西学之书，延请西士或归国留学生为教习，妥定考取章程。数年以后将府州县各地大小各书院，一律裁改为学堂。[50]这几个奏章相继要求将书院转为学堂，以推行与科举时代截然不同的新式教育，在当时朝野造成了一定声势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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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式学堂先驱的湖北两湖书院，虽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较大调整，但为招揽学生，仍不得不沿用旧式书院的管理方式，尤其是定额招生与奖励膏火，可兼顾入学方式公平及救济贫寒学子，故在改制初期推行比较顺利。1895年该院招生时，“每府定额十名，每生月可领膏火银四两，月考绩优者，另有奖金”。所开设课程有论语、周礼、周易、尚书、地理、兵法、史略学、天文、数学、测量、化学、博物、体操等。考试除经史国文用纸笔，“其余各科俱在黑板出题作答，各生试题不同”。[51]但在当时的中国，受限于观念和资源条件，类似的新式书院仍是凤毛麟角。要扩大西学教育的规模效应，还须从利用既有资源，改造旧书院处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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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方面，对于朝臣与疆吏的连番入奏，以及上述新旧书院改良的有效尝试，不能不有所触动和回应。1896年8—9月，总理衙门在议复御史李端棻的奏请时提出：“请由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程课，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果使业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52]这一答复，实际兼采郑观应与李端棻的主张，意味着书院改革可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在原来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实学课程内容；二是旧有书院无须变更，另起炉灶设置西学书院，以适应实学分设专门的需要。此后各省督抚基本按照这一思路自行选择，在所辖地域的书院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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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署让督抚自行选择书院改革方式的决定，安徽巡抚邓华熙颇有异议。他主张讲求西学必须实事求是，认为“于旧有书院令其兼习”的办法难以造就所需人才，应要求各省均“于省城另设学堂”。为区别于京师大学堂之类的高等学堂，他将各省设置的学堂称为“二等学堂”。总署议复此奏时并未否定原有安排，但考虑到京师大学堂可通过此举与各地学堂衔接，最终采纳其设置“二等学堂”的建议，并咨行各省遵照落实。[53]这一补充，实际使各省除传统书院改革外，设置新式学堂已为必需措施。其后各省陆续实施，不过1898年之前，各省改原有书院为学堂者鲜，另起炉灶开设西式新书院的居多，如湖北两湖书院、湖南东山精舍、陕西崇实书院，[54]浙江的求是中西书院等，[55]而新开办的陕西崇实书院，就设在传统的味经书院之侧，所延请的山长，即原味经书院的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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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势渐变的背景下，各省旧式书院的课程内容亦有明显变通，如广东学海堂、广西经古书院均先后添设算学季课，“每季由书院监院禀请抚宪命题考试，问以算数、算理、天文、时务四项”；[56]云南则在省城“经正书院隙地创建学舍数楹，名曰算学馆，分议章程，出示招考，并慎选精通算学之人主教其中……此外各属亦据该管州县先后禀报，均于旧有书院添课算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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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书院的目的，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和途径。如郑观应广设新式书院的具体做法是遴选并延聘精通泰西各科实学者为教习，选择15岁至20岁粗通中外文理之学生，各自专习一艺，三年为期。由官方预备膏火经费，按书院考课章程按月出题课试，以各种有裨时务等实学出题，凡历次考为中等者，咨送院试，考取后名为艺生，大比之年，咨送京师大学堂录科。[58]最后仍要与科举考试接轨。1896年7月，四川总督鹿传霖奏请给予其他省份西学堂学生参加乡试的资格，对未参加乡试而学业出众之人，则给予实官奖励。[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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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涉及新式书院学生的出路，便不可避免地与科举考试发生关联。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改革书院以造就新式人才，李鸿章并不看好。因为进入书院课读的士子，仍是以举业为终极目标，若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做根本改变，仅仅增开几门西学课程，并不能真正扭转士子学非所用的状况。由于自鸦片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于科举内增开实学、西学科目的建议屡屡被驳，因此，在李鸿章看来，上策“惟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即罢学政、停科举，以学堂育才授官，试士与求才统一。由于触及根本体制，李鸿章预料这只是幻想而不可能成为现实，故曰“但亦不过托之空言耳”。[60]几天后，与他有相似看法的吴汝纶也在私下议论：山西巡抚胡聘之请变通书院的主张“自是当今切务。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由于原来“书院专讲应试之学”，要通过书院课试内容的变革取得成效，不容乐观：首先是因民穷财尽而难筹经费；其次是西学教师“在沿海尚且难求，在内地万难聘请，若但欲聘中国人为师，则恐非驴非马，如龟兹王之学汉语矣”。若以招延西方传教士为师资，既恐因此招乱，又须防其借此传教。百般踌躇之下，只能变通而就“现时各属，力所能为，止有购置已译之书，入之书院中，高才生兼习之，似为简易可行”。[61]关键还在如何给予改弦易辙者出仕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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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书院改革的缓慢渐进相比，戊戌年是晚清书院改革最热闹的一年。1898年7月10日，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推动下，[62]清廷谕令督抚详查各地书院，并将书院按所属省会、郡城、州县改为兼习中西学之高等、中等和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63]时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对此颇为疑虑，致函李鸿章，认为兴西学需根据国情现实循序渐进：“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如议改书院为学堂，兼习中、西之学，外省府、县书院，束脩不过三百金，以之分请中、西两师，决无一人应聘。若用一人兼席，则耳目中尚少兼通二学之贤。通商都会之地，间有其人；若腹地则风气未开，安得千七八百兼通中、西之师，以兴新学！若不聘名师，但恃译书，则自师门在沪开方言馆，先后所译西书不少，海内何人读而通其说者！”吴汝纶甚至认为，清廷此谕在条件未具备时便通饬各省，有失轻率：“窃谓此等大政，不筹有着之款，不延名家之师，即京师大学堂尚难猝成，何况各行省、州、县？”[64]条件未备而急行推广，不啻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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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的担心不无道理，由于合格师资与经费的匮乏，一些奏章已反映出无奈敷衍的事实，如贵州省垣原有贵山、正本、学古三所“素习制艺”的书院，巡抚王毓藻因师资和经费限制“未便一概改张”，只将学古一所书院改为经世学堂，延聘了一名算学教师，“仍饬山长朝夕教诲，令其（学生）阅史书，探掌故，泛览中外时报及泰西各种书籍，以拓其眼界；精求经义及先儒语录，以正其心术。并举经济科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事，按条查核，相语讲明”。各府县书院，则主要是兼试算学及时务各论。[65]河南孟县溴西精舍（书院）所订学规，明文要求学生“每日读书之功，当以七分读经，三分读史，有余力则兼及于时务”。其每隔十日须缴纳读书笔记，也主要是了解“逐日所读经史若干页”。[66]可见西学虽列入书院课程，但或受限于条件，或囿于观念，依然处于从属地位，通过自学完成，实际收效不可高估。究其根本，出仕之途制约了育才之道则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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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院改造过程中，地域差异与条件制约也相当明显。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地区，因师资与经费落实较易，书院改学堂的情况可能会相对好些，江苏在已设西式学堂的基础上，进行了传统书院的改造，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67]湖南在省会奏设时务学堂的同时，将原有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68]张之洞则在湖北已设置多所新式学堂的情况下，仿照学堂办法为两湖、经心两书院“严立学规，改定课程”。[69]当然，类似湖北这样较有成效的新式书院数量不多，规模与数量的局限，必然直接影响其应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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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范围而言，书院改革没有产生西学昌盛的立竿见影功效，但作为科举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实际影响方面，至少通过书院的课程增置及部分西式书院的开办，使鸦片战后重视西学的倡议得到部分落实。只是相对于制艺而言，西学设置在课程、师资、经费、教材、设备等方面，都存在众多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名实不符、质量堪忧的情形相当普遍，凡此种种，此后均长期困扰兴西学发展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学堂和新式书院的增多，毕业生的出路与科举正途的关系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如何容纳西学新学，已经成为清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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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议开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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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大学士孙家鼐总结此前兴办西式学堂的教训，已经看到问题的症结，即“求才”与“试士”不能割裂，政府的育才取士标准应与用人标准统一，因而特别强调：“中国素重科目，不宽予以出身之路，终不能鼓舞人才”。其解决办法，一为增加科举应试科目，立时务科，包含算学在内，使学堂学生可以获得参加科考的资格和机会。二为以派差鼓励习西学者，即对学生应试不中者，仍重其所长，直接录用。三为遣送新学师资，“大学堂学生如不能应举为官者，考验后仿泰西例奖给牌凭，任为教习”，为各省新设学堂提供师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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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鼐借鉴洋务时期学堂教育的得失，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并且从学堂教育与国家经济振兴的角度，试图解决新式学堂学生毕业的出身和出路问题，以科举与学堂并行不悖的思路，打破科举取士独尊的局面，选才标准承认二元并存甚至并重。同年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秉承前人思路，指出：“今不能尽改科举之制，似宜专设一科，裁天下之广额，为新学之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徒，齐仕进于科第，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不可胜用。”[71]也要求科举为新学和学堂开辟专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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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改科举为变法嚆矢的设想，也在维新人物的言论中表露出来。1896年10月，梁启超提出科举变革三策，其上策取法三代和泰西，“合科举于学校”，以学校考试代替科举；中、下策分别为多设诸科和考试实学，并且声称：“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72]梁启超的主张，明显是将纳洋学于科举、中西学分途视为较低层次的权宜之计，而以合科举于学校为最高标的，就中西学以及科举与学堂的地位而言，可谓对前此所有改科举方案的改弦更张。作为中西学地位根本变化的反映，所谓合科举于学校，只是以科举考试的形式为检验学习效果的手段，并非以八股词章为选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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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诸多建议，在新学仍为旧学补充的情形下，不约而同地思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或承袭前人增设实学科目的主张，设专科为新学进阶，或要求归并科举于学校，以学校兼容科举。尤其是后一主张，与以前截然不同，在促使人才培养及选拔方式多样化的同时，指示了在科举与学校之间权衡取舍的趋向已开始转变，即由科举容纳学堂，转向学堂包容科举，预示着科举存亡与新学进退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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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朝野及公众舆论对战败原因的反思，以及对科举误国的诸多指责，使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科举的改革势在必行。即使如此，关于科举误国，依然存在某些怀疑及不同意见。虽然慑于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态势，持不同看法者并未将意见公之于众，却婉转地通过岁科考试的题目表现出来。1896年8月，严修在贵阳棚拟科试试题，以宋神宗时，王安石以为科举败坏人才，苏轼以为诗赋亦多得人，要求学生回答“二说孰长”。[73]该试题为策论形式，出题者巧妙地将关于科举与人才的关系，通过宋代两位名士截然对立的意见表示出来，给予应试者以发挥的空间，使其可以将文史知识、逻辑思维与现实问题较好地贯穿起来。不过，此题的设计，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吊诡的设计，倘若应试者赞成王安石的观点，则论点与应试者的身份和行为完全相悖。其中暗藏的玄机，表现出人们对于科举制改革的矛盾心态与两难抉择。科举改革为形势所迫，而科举考试则去意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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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持各省科举考试为职司的学政而言，由于身份角色所赋予的特别色彩，他们的命运与科举改革进退休戚相关，故其对科举的态度和建议更易使人瞩目。贵州学政严修的《奏请设专科以收实用折》于1897年10月呈递朝廷，给科举改革带来一次新的契机。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科考增加实科的方案，终于被清廷采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专科折》，同意严修所提新增经济科于科举考试的建议。1898年1月27日，上谕开设经济科目，将其分为常科与特科两种形式，内容由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部分组成。其中常科的岁举，考生主要来自书院和学堂，每届乡试年份，各省学政调取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录送乡试。“初场试专门题，次场试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中式者名曰经济科举人。与文闱举人同场复试。会试中式经济科贡士者，亦一体复试殿试朝考”。上谕要求督抚与学政认真监督各学堂书院的教学，“该生监等亦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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