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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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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疆臣、枢机的分歧与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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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科举改革方面的谨慎与迟缓，显然难以满足社会对于变革振兴的普遍企盼，舆论纷纷指责之余，还“翘首企踵而望之”。[42]此时学堂与科举并存，形成了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局面，为打破胶着状态，一些趋新督抚不得不继续酝酿新的行动，将议改科举推入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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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11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呈《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要求“今纵不能骤废，亦宜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催促清廷将科举录取之额均分后“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43]此次会奏，时称南北洋会奏，有关科举改革的主要内容与《江楚会奏》第一折基本相同，袁、张两人均为参预政务大臣，虽系重议前事，遣词语气之坚定却胜于前，对清廷造成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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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之洞幕僚记载，袁世凯不仅领衔会奏，而且是事实上的发起者与主稿人。张之洞曾想串联更多的督抚联衔会奏，袁世凯并未照办。[44]袁、张联衔的原因，当是仿“江楚会奏”故事，希望能够耸动朝野，促成科举减额。此时刘坤一已故，袁世凯则升任直隶总督，并任参预政务大臣。袁、张联衔，较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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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张会奏减额渐停科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朝野上下，多有响应。在两位重要疆臣奏请递减停科举的同时，御史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先后有10年减额渐停、即停常科留特科、暂停5年科考以观学堂成效、缩短渐停期限次年恩正并科后立停等四种意见。虽然各有不同考虑，基本取向都是变科举以利学务。似有先见之明的瞿鸿，据说提出另一方案，即将减额渐停期限缩短，次年恩正科同时并行，一年了清。只是鉴于停废科举为重大国策，建议“当集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律画诺，而后下诏，以免日后议论参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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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对袁、张会奏予以极大关注，揣度两督因朝廷诏举恩科，“不敢径行请废，故先奏请递减中额耳”；[46]并对其后清政府的反应追踪报道：奏折“交政务处妥议”，两宫示意“妥慎筹议，宁失之迟缓，不可失之操切”；[47]政务处方面，也打起了官腔：“此次会议张、袁两制军会奏停罢科举一折，均拟照准。惟原奏所称为举贡生员等宽筹出路一节，其中头绪甚多，不易酌定，必须与大学堂暨吏部彼此筹商，方能斟酌尽善其事，万非一时所能定议。此番会议复奏，拟先与礼部详订大纲节目，再行请旨办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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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官样文章的背后，首先是清廷枢机对科举改革的深刻分歧。《大公报》首先披露：“袁、张两宫保会奏递减科举中额一折，三军机皆愿议准，惟某公一人极力阻止，是真别有见解者矣”。[49]消息灵通的《万国公报》记者则直接捅破内幕：“近日政府诸公颇有以废科举之事为然者。惟事关改革，往往彼此推诿，无人决定。此次袁慰帅、张香帅会奏分科递减乡会试中额一折，政务处商之军机大臣，事已多日，迄无一定主见。前日两宫催询此事，荣相及鹿、瞿两尚书始议定准行，意见从同，惟王中堂竭力反对，以为如此办理，足以灰士林进取之心，召中国无穷之乱”。[50]关于此事，笔记野史所述与传媒的报道颇为吻合：“袁世凯与张南皮请停科，王相曰：国家大典，应交内外臣工议，岂能由二臣请停？”[51]“王文韶在枢府，慈眷始终不衰。为人透亮圆到，以其遇事不持己见，故有琉璃球之号。然独于废科举一事，则坚持到底，人多以为异……时当国为荣文忠，自以为非科举出身，不敢极力主废。文勤乃谓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之洞无术以易之，太息而已”。[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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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传闻掌故，并非无稽之谈。1903年4月8日张之洞致电袁世凯，显得忧心忡忡：“科举减额议，都下之驳难者，乃诸翰林虑失试差生计，群起作梗，并无深意，当道亦未必真以为不然也。惟思科举不能包学堂，学堂仍可包科举……此事关系甚大，科举不改，学堂终无成效。趁公扈跸时，以此意与政府熟商，或可挽救”。[53]当局者心存侥幸，旁观者却看出个中乾坤：“兹闻某中堂近仍执意不允，此举恐难邀议准”。[54]由于低估了阻力，此番南北洋两位“参预政务大臣”会奏，重蹈“江楚会奏”的覆辙，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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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缜密的张之洞对守旧当道的阻挠并非没有戒心，早在1901年8月“江楚会奏”不久，便对刘坤一和陶模披露其韬略，主张先入门再图进步，不宜操之过急，以致顽固者忧惧护持。但袁世凯急于求成，仓促出奏，使得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明朗化了。1903年3、4月间，御史李灼华、给事中潘庆澜先后上奏，“力陈学堂之弊，万不足以得人才”，坚持科举不可废，[55]并“劾张、袁二宫保不应奏废科举，摘其原奏中科举为二百年弊政一语为得罪列祖列宗，意谓祖宗法制，臣下擅行谤为弊政，是祖宗所行皆弊政矣。上意颇动，亦交政务处并议”。[56]所以《大公报》将顽固、贪私、因循三者视为阻挠新政的魔鬼，真是切中时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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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王文韶从中作梗外，导致袁、张联衔会奏未得议复的还有其他原因：一是清廷举办恩科之年，减额渐停之议触犯忌讳；[58]二是慈禧本人对科举停废一事始终顾虑重重，召见张之洞时询问：“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将如之何”，担心因此招致内乱；[59]三是科举制涉及学校、选举、用人诸多方面，相关部门如大学堂、吏部、礼部需要彼此磋商协调，[60]而南北洋会奏在新旧衔接的措施方面也未能尽善。一言以蔽之，天时、地利、人和皆不足，焉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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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新政科举改章，曲折甚多，绝不似过去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时局一变，舆论鼎沸，折上立准，水到渠成。庚子乱后，尽管有识之士已经清楚看到，废八股而不废科举，学堂教育只能在夹缝中求存，废科举势在必行，但具体进程仍然受制于政府决策。在体制仍旧的情况下，权力核心的人事变动和决策过程的暗中操作，至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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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学制颁布后，科举与学堂的矛盾凸现，举业耗费大量资源，阻碍学堂发展，科考提供仕进正途，影响士子乃至学生向学。科举与学堂共存并行，对学堂有着毋庸置疑的负面影响，极大地妨碍了举国上下视为生死存亡攸关的兴学大业。补天不成，只好拆庙，既然纳学堂于科举举步维艰，成效甚微，那么，梁启超当年提出的纳科举于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统一，便成为改革者最为可行的选择。何况，列强争霸的隆隆炮声，已经不允许他们按部就班地继续思考和试验其他方案了。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坚信：“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并屡次向张百熙恳求：“此事终望鼎力主持”。[61]而舆论也急切呼吁：“愿中国熟谙时局之众大臣，虽遇此等竭力阻止，亦当百折不回，认真办理，期于有成”。[62]由此，1903年以后，议改科举的主流已由在科举中增加科目、容纳实学，逐渐转为对科考名额减额渐停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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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军机处与政务处的人事出现大变动，给阻力重重的科举改革带来了希望。1901年8月以来，军机处原有四位大臣，即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同时各兼政务大臣。首辅荣禄，对科举改章并不积极，整体上甚至对新政疑虑甚深；[63]王文韶则坚决反对废科举。鹿传霖虽是张之洞的姻亲，废科举一事反而与王文韶意见相同，[64]只是不便公开作对。剩下瞿鸿一人，孤掌难鸣。两次科举递减和两次立停科举的奏章均未获得通过，与此人事格局关系甚大。1903年4月11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劻于4月12日入直，[65]户部尚书荣庆则为军机大臣学习行走。政务处方面，除四军机外，昆冈于8月31日乞休，荣庆、孙家鼐、张百熙则先后受命进入，[66]枢廷中赞成科举改革的力量明显增加，反对势力大为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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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很快成为实现科举停废的契机。1903年5月，张之洞奉命入京觐见，参与修订《奏定学堂章程》，借机再次酝酿促成科举减额，并试图将减额折片与学堂章程一并提出。9月，张之洞从各方面打探消息，将军机处和政务处各大臣对待科举改革的态度仔细分析排列，揣测其中动向：“试办科举减额一节，前闻邸意尚不以为非，当有可商之机。惟夔相夙有成见，窃恐不无挑剔”。为此，他函嘱瞿鸿：“务恳鼎力主持，于邸座前力赞其成，则此后人材蔚兴，胥出大钧转移之力。”[67]邸，奕劻；夔相，即王文韶。作为首辅，奕劻对于废科举虽不甚积极，还不至于反对，阻力主要来自王文韶。此番运作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稿本及折片稿送政务处、军机大臣覆阅，而意见参差，于递减科举事尤甚”。[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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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廷迟迟不予表态，1903年11月，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蒋式埕向相关责任者兴师问罪，认为拖延不决是大臣“未能称职并政治阙失”的表现：“徒以王文韶从中牵掣，迟回不上。夫王文韶不过有心见好于门生亲故之可以得差者耳，非为国谋也。臣已于本年五月间附片陈之矣。今言者必曰惧失士心，不可废也。夫使果以失士心为惧，则何以武乡会试、岁试戛然停止，王文韶曾无异议，而各省亦不闻有武生童聚众滋闹等事……然则以武生童例之，所谓惧失士心者，诚诸臣之饰说，徒以枢臣中无武科出身人员，又无侍卫充学试差之例，故漠不相关，遂一废一不废耳”。[69]文武科举存废的差异及其内幕，是否仅如上述，另当别论，蒋式埕立说的目的旨在促请当朝乾纲独断，力排众议。《新民丛报》所披露的消息，可以与之印证：“南北洋大臣联衔请废科举，内阁会议，政府诸公咸赞成之，独王文韶慷慨力争，期期以为不可，语僚属曰：‘科举安可废？若会议，吾必不与议。诸公虽决议，吾亦必力争。吾老矣，今日力争此举，即吾之所以报国也。’”[70]无独有偶，枢廷之外，御史瑞璐也指责停止科举、专办学堂实属孤注一掷：“请俟学堂办有成效，再行渐停科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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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各方对于停废科举之事态度积极，吸取再次失利的教训，为了减少人为阻力，张之洞于正式出奏前，设法调动各种关系，频繁地在枢臣间串联沟通，并恳请支持变革的政要居中斡旋，首先全力争取政务处大臣的一致赞成，以防横生枝节，“总期预商妥协，免致奏上后又多周折，是所感祷。若非先行商妥，断不敢入告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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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廷一致，是确保奏准的前提。为了壮大声势，张之洞拟在折尾处声明：“与政务处商酌，意见均属相同”。[73]这样一来，坚持反对立场的王文韶，就成为张之洞无法回避的一大关节。王文韶虽非首辅，庚子之变却趁机表现忠心，据说文韶“猝闻两宫西狩，遂携军机印钥，徒步追随，崎岖三日抵怀来县。两宫驻跸，闻文韶至，命入对，相持而泣，谕曰：此后国家惟汝是赖”，因而深得两宫宠信。[74]况且王系老臣，办事持重，刘坤一曾要求荣禄与之共同维系大局。[75]荣禄死后，王文韶成为枢府中反对改革科举最力的实权人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之洞与瞿鸿、张百熙、荣庆等人谋划，先争取奕劻，再向王文韶施压，他力邀王的门生瞿鸿与王“婉商”，[76]然后又通过张百熙争取刚入阁的孙家鼐的支持，并恳请张百熙向王文韶进言，强调“此乃最为紧要关键。若台端与仁和面谈，渠碍于尊面，又知寿州已允，必可转圜。否则，于此事大有妨碍”。所谓妨碍，即万一王不肯改变态度，只好注明“除大学士王文韶外”，或不加“会商意见相同”等语。[77]其间张百熙一度想强行硬写，张之洞和瞿鸿均以为不妥，力主劝服。张之洞告诉张百熙：“总之，此时寿州已允，是八人已允其七。若由台端径与仁和一商，彼见众论佥同，又重以鼎言，或可从众，此尚是一策耳。”[78]这一逼其就范的策略看来最终奏效，后来正式上奏，确有“意见均属相同”的字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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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文韶的让步，也是以张之洞对停废方案做出一定妥协为前提的。张之洞为避免新学流弊给予“不肯遽停科举”者以口实，强调学堂于防弊之法似已周密，而在科举改革方面以退为进，“兹拟递减之法，不过试办，拟请暂减一科……如六年后学堂之流弊仍然不除，人材并不能多，即尽复科举原额，停办学堂，亦有词以谢天下”。[80]草拟奏稿时，他多次重申“有弊仍可复还”。当奏折已送枢廷诸公商阅，张百熙要求删去此意，改为决断之词时，张之洞劝阻道：“至‘将来如有流弊，即仍不减不停’之说，前于面奏及与邸、枢五公商酌，皆是如此。此时实未便顿改前说，更进一步也。且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何必于此事鳃鳃过虑哉？”[81]后来张百熙的意见得到瞿鸿的赞同，张之洞还是不无担忧，函告张百熙：“仍望两三日内晤玖、华翁时，谆切转致：傥召对时，尚有从旁阻挠者，务请将‘将来如无成效，仍可复还原额’之意奏明，则与叙入奏内无异矣。但望玖、华翁务将此段系尊处所改，向邸座言明为要，至祷至祷”。[82]随后又直接致函瞿鸿和荣庆，请向首辅奕劻透达，原稿虽改，“折前后仍有‘暂行’‘试办’字样”。[83]其折片反复申明科举减额只是“暂行试办”，“于科举仅止徐加裁抑，而学堂并可顿见振兴”。[84]透过张之洞的小心翼翼，不仅可以感受到科举改革步伐的沉重与艰涩，其为人处事之持重谨慎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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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因科举停废的争议影响兴学大业，张之洞曾一度欲将两事脱钩。本来《奏定学堂章程》中有《递减科举章程》，1903年12月12日，张之洞听说“递减科举一事，同列中尚有意见参差之处”，即致函瞿鸿，问以“不知邸意如何？如必不肯，则或改为四科递减；如再不肯，则拟将此折提出，俟《学堂章程》奏上后再递此件，邀允与否，听之而已。惟《学堂章程》，总望邸、枢核定后方可入告”。[85]科举单独附片，实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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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另一重考虑，当是着重强调停废科举对于新政的极端重要性。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上《重订学堂章程折》、进呈《奏定学堂章程》时，附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这是新政时期第三次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与前此不同，该片由专司学务的大臣而非各省督抚领衔，虽属旧议重提，角度已有变换；三人均为政务大臣和参与政务大臣；奏章内容增加和改进了停废的相关善后措施，以减少引发大规模社会震荡的可能；“暂行试办”的说法，更易为人接受。由于事前取得枢垣的支持，折上当日，清廷就上谕准奏：“着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86]让一波三折的科举变革，有了指日可待的时间表。不过，对于最终停废之期是否以十年为限，清廷还是有所保留，即减额缓停科举，必须以学堂确著成效为前提，则学堂兴办的成效将影响科举存废的进程乃至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