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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17030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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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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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至新政初年科举与学堂的博弈，对于科举制度的命运至为关键。疆吏与朝臣变科举的种种权谋，根源于学堂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阻碍、曲折和弊端。只有减少兴学阻力，推进新式学务的发展，学堂育才取得显著成效，以此为前提，科举去留才会变得相对顺理成章。然而，对清廷而言，内忧外患的危机使其已不能从容选择，社会舆论对于改革的期待也异常迫切，加之鸦片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科举始终未能以增设实学科目的方式实现自我改造、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究竟学堂与科举能否殊途同归，抑或在学堂与科举之间是否必须择一而从，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最具悬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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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科举改革实效，以及学堂兴办推广的情况，可以了解科举改革与学堂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困境，认识与理解疆吏乃至枢臣连番入奏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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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考试题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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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至新政时期改试策论的谕令是否得到贯彻实施，是科举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科举考试主要分为岁科试（又称童试）、乡试、会试，各种科考的题目充分反映了各地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和取士标准的调整，通过改科举过程中各地科考所出的考试题目，可以了解改革科举相关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深入观察各地区科举改革的实际状况，进而探测科举改革的进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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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以来改科举的主要内容是废八股改试策论，对于策论是否能为科举改革带来显效，解决选拔专门人才、引导鼓励士子学习西学实学的难题，时人时论看法不一。戊戌政变后，《知新报》载文指出：“科举在所必废”，改试策论只是迁就之策，科考“实以愚民、弱民、毒民者哉，则去之惟恐不速矣”。[87]而一些人在私下则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态度。1898年，优贡生王锡彤到北京参加朝考，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感想：“盖本年虽奉旨改试策论，而主考官与应考者仍是从前一班人，当然以小楷端正者入选，尚复何言？”[88]认为要害在换汤不换药，并不看好改革结果。当然，这样的结果究竟是体制本身还是实行者即考生与考官的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至少在当时社会的观感中，以改试策论来调整科举制的功能作用，似乎无补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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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廷主持各地科举考试的学政而言，执行清廷诏令还是十分认真。湖北学政王同愈发布告示，重申书院以补学校不及，“建立之初，盖使士子稽考经史，通知时事，以今日储才之区，为他日用才之地。乃承学者寖失法意，所习不过八股、诗赋、小楷，空疏弇陋，至六经不能举篇目，时代不能分先后，一切有实用者转鄙之谓杂学，人材日乏，世运日衰”。要求书院“向课时文试帖，悉改为经史时务，治经先通小学，治史须究舆地，并研讨周秦诸子，国朝掌故。通中学后始习西学，一曰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是也，一曰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是也，官师课即以此命题。至详备章程，概由各属妥议，惟期勿再课制艺。近今颇有变科举之议，若再株守旧习，南辕北辙，为诸生计固亦未得”。希望诸生认真研读张之洞的《劝学篇》，“若终日咿唔陈腐八比，则其俗入骨，不可救药矣”。[89]尽管王同愈此时已明显趋向西学“有用”之说，但仍坚持“通中学后始习西学”的治学原则，只是叮嘱学生勿课制艺，否则有碍日后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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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昭告士子改弦更张外，戊戌政变之后，湖北的科考过程亦有贯彻改革意图的若干举措。1898年至1899年间，王同愈按临各属考试岁科所出试题，已有经学、史学、算学、律学、格致、掌故、词章等多种类型，反映出戊戌时期科举改革在革除宿弊方面确有一定起色，并在州县的岁科试中有所体现。复试生童经古，亦有算学、掌故等题，其题型多为策论的变异，内容则明显趋时与趋实。[90]其他各府的考题与此类似，正场延续旧制，经古有所变化，增加了算学、律学、时论、声光电化类的新题型，反映了富国强兵、民主宪政等时尚新知。[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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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科举改章的要求，缺少西学与实学知识的学政不得不设法弥补缺陷。1900年，王同愈受湖南学政载昌之托，为其推荐算学幕友协助出题改卷，王同愈虽然算学不错，其他方面也要增加对新知的掌握，于是向时任新式学堂法文教习的门生胡钧借书：“向借《女子教育论》《波兰衰亡战史》《译书汇编》《国法学》。又托购《教育行政》”。[92]癸卯湖南乡试副考官吕珮芬，亦边做考试准备，边临时抱佛脚，翻阅罗马史、俄国史、希腊志略等西书，[93]以努力适应时势变化下知识更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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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各地科举改章贯彻的情况与程度参差不齐，湖北、湖南的情况比较趋新。由于百日维新夭折，戊戌政变后清廷严厉党禁和全面倒退，令人们心有余悸，对趋新事物未免心存疑惧，纷纷走避，担心八股也会卷土重来。一些府县的童试题目程式，仍基本停留在戊戌之前默写四书五经命题的水平。[94]即使在新政复行后，对改策论亦仍有持谨慎态度者，左右彷徨、进退维谷。1902年1月初，台湾的新闻登载：“自废八比之命既下，曾闻泉州已渐兴新学。顷据泉州人寄书来云，乃知新学虽渐兴，而旧学究未尽废也。泉州本有官课、私课两途，官课盖官自掌之，私课则民立之，各书院官惟代为监督而已。各士子以不得不易其敲门砖故，私课皆以时务、算术命题，连四书五经诸经义亦不免有奉行之处。其风气之转移可知矣。独官课反以时务为奉行，而斤斤于国家取士圣贤立言之八比公然命题，公然批取，几若置清帝上谕于脑后”。[95]在福建其他地方的一些书院，由于对清廷的用意还未能确切了解，山长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甚至“将本年月课暂行停止，拟俟将来考试是否仍用八比抑或改试策论，等确有消息后再行开课，以免各生茫然无所从，浪费工夫”。有的书院则非消极等待，而是将其奖赏花红款拨充购买有用书籍，“储于院中，备诸生流览，借新耳目”。[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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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0月，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福州正谊书院考课，出四书五经义题，访事者猜测，此后学政的岁科两试可能均依照此类出题，并认为这是恢复八股的征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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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主考官意图尝新，而引致守成者非议，甚至有人对趋新者落井下石。湖北乡试题目稍问实学新政，“某侍御竟以试题太新，具折纠参宝、朱二考官，并言宝某昔曾列名保皇会，加以种种罗织之词。两宫恶其支离，将折留中不发”。[98]壬寅科据说的确只有湖北“出题甚怪”，原因是主考官宝熙以张之洞在鄂“开科学风气之先”，先在京中请某新算术家代为预出一道数学题，“以难秀才者也”。据说诸生当中，“除住两湖、经心两书院者略知外，其余恐百分之九十九不懂矣”。[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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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福建省乡试，已按照科举改章后的要求出题。[100]所出题目基本按照上谕要求，分场检测中外史事、西学、时务与四书五经义，与戊戌之前的乡试题目有显著区别，反映出科举改章得到实际贯彻。有人认为，“与前较之，尚被士子便宜了”。[101]头场士子有8000余人，三场后则不满7000人。取中200多名，应试者与取中者比例大约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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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士子对改章后科举的试题均予以特别留心。湖北秀才朱峙三将各省乡试题摘记于自己日记内，用心揣摩思考，以努力适应科考改章后的变化。[102]他还从各省贩卖闱墨书籍中搜集与总结改章后的“论策格式体裁”及可资模仿的范本，并通过阅读一些新锐报刊，了解其内容与文风，以尽快适应新的考试要求。[103]只是士子以旧学接引新知，为功名而潜心试题，所接受的新知往往东鳞西爪，新学似有被变为应付改章后科考的“洋八股”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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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试策论后，考生对于西学知识的浅薄不断被披露，笑话百出。有应试生童在策论中，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之与英国名将威灵顿战于某地”解释为威灵顿手拿破坏之轮，而将德国宗教改革的路德当成仁在堂所卖药品的商标路德。这说明此时一些考生对于新知与时事尚未触及皮毛，鸡零狗碎，胡乱揣度，只为应付科考，完全不得要领。报馆有鉴于此，大声疾呼“科举不废，人才不兴”。[104]当然，这是以应时势为标准的人才观念主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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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壬寅乡试之际，朝野上下还在观望清廷的动向，揣摩慈禧的用意，此后则停科举兴学堂的态势逐渐明朗。与之相应，各种科考题目悄然发生变化。是年初武昌应童试的朱峙三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年初知县观风出题：（1）“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2）“克勤于邦、克俭于家”；（3）“陶侃镇武昌论”；（4）“振兴商务以何者为急策”。该县“城内交卷者不多，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105]至癸卯时县考、府考试题，内容已至天文舆地时事，涵括古今中外，形式则新旧杂糅、五花八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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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府县童生试的变化外，各省乡试所出题目，更能检测与反映督抚、学政作为考官的新学水准。媒体注意到各省乡试题目五花八门，有似策论题，有似赋题，反映出趋新与仍旧的程度各有参差，故有“观各省题目便知主考学问”的评议。[107]而乡试的改弦易辙，又对会试产生直接影响。据说会试考官们私下议论：“此次考试大费斟酌，太旧不能，太新亦不可。又论去岁乡墨，湖北未免太新，山西又不堪入目，能如顺天、江南，而更出以新警则为合格。”[108]这不仅反映了改革期间考官们在趋新与仍旧之间的彷徨犹豫，也显示出各地新旧嬗变程度参差的大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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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壬寅有别，癸卯恩科乡试风气已经大变，各省简派主考前，有御史鉴于“去岁各省主司守旧，不知所变者不少，以至中卷各省纯驳不一，外间传为笑柄。若不认真拔擢，匪徒无以得真材、绝倖进，且将来入大学堂肄业，非已具高等普通基础，必至程途紊乱，混杂无归，出仕……率非慎简主司不可”。[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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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1所列人选来看，趋新者确实不少，李家驹、唐景崇、周树模、齐忠甲、绍昌等人更是其后新政宪政中的要角，表明清廷对科举改章的重视，并试图贯彻开科学风气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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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的《鹭江报》第47册登载了癸卯科各省乡试的试题，从中可见较多为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内容，并有与时务结合的明显倾向。[110]一些新的名词、新的知识与概念均通过试题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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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癸卯乡试，书院考课也有了模仿的范型，朱峙三抄录的本县书院题目，已将经史与时务结合，对古今中外改革关注甚多：其一，“法积久而弊生，去其太甚，足以图治。宋神宗希高慕远，尽变祖宗制度，效法周官，元祐时又反安石所为，绍圣初又变元祐之政，反复无定，国本动摇，论世者遂以金秋之灾归辠安石。试持平论之”。其二，“英、法、德、奥，世为仇雠，结会联盟，近数年相安无事。中国自通商以后屡持衅端，欲弥外患而固邦交，究以何者为善策”。四书义题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111]这些题目不仅与时务关系密切，也反映了变动时期中国社会对改革路径取向犹豫彷徨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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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癸卯乡试清廷钦定部分地区考官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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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疑虑重重，改试策论最终还是显示出趋新意向。美国学者艾尔曼注意到：“在帝制后期的科举考试里已经体现了诸如自然和历史学科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出朝廷和士人考官的双重影响。朝廷出于政治原因，可以拓宽或限制测试的内容，并选用那些既接受过经典文化教育又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考官。”[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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