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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请复科举与开考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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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连续几年相继举办的举贡优拔考试与生员考职声势浩大，形成一种科举制的生命力依然强劲的特殊氛围；加之新式学堂的诸多问题开始暴露，期望过高便容易失望，举国上下对于以学务为救亡图存不二法门的热切期待，开始逐渐被怀疑所取代。在此背景下，1907年至1908年，陆续有人奏请恢复科举考试，开考特科以存旧学科目的尝试，也被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有意思的是，改科举进程中的设特科旨在开新，停科举之后的开特科则意在存古，对于旧学士子而言，自然变成原有科举善后方案之外的又一新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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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请复恩科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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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不少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1905年9月清廷诏停科举，只是宣布停止童、乡、会试常科，对恩科、特科问题尚未触及。恩科与常科不同，没有固定期限，随时可以皇恩浩荡或以皇帝、太后寿辰为由，权操自上；制科亦是如此，开科全凭君王喜好，不定期举行。鸦片战后改科举与废科举之议，对恩科多未涉及，请开制科则有之，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的只有经济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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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最早请复科举的奏议，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请开恩科。《盛京时报》题为《科举将复活矣》的报道，指此举将为恢复科举张本。[129]在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恽毓鼎日记中，未见相关记载，编辑者注明，相近时段的日记刚好有缺页。所以，恽毓鼎缘何在此时呈请开恩科，尚未见更多的资料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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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恽毓鼎请复恩科的消息见报仅一周后，内阁中书黄运藩呈请都察院代奏的《整顿学务请复科举折》也赫然登报。两人事先是否暗中串联，不得而知。后者所据理由为：“自古以来，拔取人才以科举得人最盛，现在科举一停，天下士人失望日久，恐生乱端，恳请按照专门各项科举，令该生自认何科，分门考试，而仍以经义为主，援照科场定章，录取后给予进士举人等项出身，以期广收实学而开士人取进之路，实与各学堂并行不悖”。[130]所谓专门各项科举，即指恩科。在须经童、乡、会试的进士科即科举常科停罢之后，将恩科的传统称谓，冠以时尚的“专门各项”之名，以求保留科举的火种，可谓用心良苦。该折奉旨学部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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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的回应似乎出奇的快，且议复的态度坚决，称所谓科举学堂并行不悖，“实与本部原奏宣布教育之宗旨不相符合。缘科举之停止，正为专办学堂起见，所期在教育普及，不在求一才一能而已。若科举一复，则天下士人势必两有观望，应请毋庸置议”。[131]学部还强调：“时局殆危，非人莫济，因乏才而思兴学，因兴学而防流弊，是在端正学术，慎守宗旨，求整顿于学堂之中，断不能言造就于学堂之外”。[132]学部的议复奉旨依议，第一次请复科举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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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对以恩科和特科名义请复科举的意向并不看好。《盛京时报》评论认为，孝廉方正等制科，也是科举的一部分，“今日重逢乡举之人，大概皆耄耋期颐之老儒”，以此邀荣，停科举而不停制科，与兴学务实的宗旨相悖，主张干脆废止制科。[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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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请复科举，则是峰回路转，由学部内外多种力量促成。张之洞管部以及旧学衰微，是学部态度变化的重要因素。[134]1908年8月，出于保存旧学及试办京师大学堂经学科的考虑，学部曾奏考博学鸿词科人员，学部咨文各省，要求推荐耆儒硕彦。而安徽巡抚冯煦以“经术湛深、学问博洽”为由，保送已奉旨赏给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等六人。[135]其后，御史俾寿奏请开特科，经政务处议复，认为孝廉方正科、直言极谏两科“皆无甚实际”，若要开制科，则以博学鸿词对于保存旧学尚有实际作用。《会议政务处议复御史俾寿请开制科片》称，博学鸿词科在“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举行，以经史论策诗赋题义精实、文章宏伟，得人甚盛。且方今中国文学渐微，实有道丧文敝之忧，诸臣条陈者议及此事者颇多，是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拟请饬下学部详加筹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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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有吏部文选司员外郎黄允中条陈保存旧学必开制科，进一步强调开制科对于旧学存续的重要意义，认为立停科举的善后措施，对旧学士子的安排考虑周详，“惟为旧学出途，非导后学先路也……欲存国粹，无过于开制科。”该折强调恢复制科“非为旧学之人计也，亦非为旧学之才计也，乃为引掖后进以延绵中学，扶持正学计耳……近日人情浮薄，士习支离，经史国文视如土芥，世变方殷，可忧甚大，人心不正，病在本原”，“为往圣继绝学”，“何旧何新，素不稍存成见，实以道德文章之统，存亡绝续之机，所关非细”。[137]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1908年10月23日）奉旨学部知道。该折将恢复制科的理由提到延绵中学的高度，点中了新式学堂的软肋。经史词章为中学之重要载体，过度冲击则势必危及中学的兴衰存亡。停罢科举后，学堂虽然设有各式读经课程，可是其不仅沦为诸科之一，而且往往形同虚设，教学双方都敷衍了事。加之世风丕变，中学衰微更无法避免。通过举办制科保存旧学人才，借此减缓旧学的颓势，既是情非得已的选择，也是因势利导的善后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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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考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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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政务处、学部等衙门对开办制科以保存与培植旧学人才，已无异议，舆论界的反应则不以为然。1908年11月，《大公报》有评论指出，由于科举、捐纳、保举三途并进，仕途早已人满为患，优拔贡考试与留学生考试交替进行，均较科举时代名额更多且更易取中。博学鸿词又开科在即，科举实未废也。而科举、捐纳、保举相互混杂，变本加厉，所谓人才则多途并进，车载斗量，已有过滥之嫌。[138]其后又发表评论，表达对博学鸿词开科的怀疑，该文追溯博学鸿词设科的历史，指该科是为文学出类拔萃者如韩愈、苏轼之人获选而设，本朝曾开科两次，拔擢者或任史官，或为制诰。此时开科，借名保存国粹，与大学分科匹配，不仅能否得人未可知之，且与预备立宪的时势全不适宜。[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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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操作层面，开办制科也遭遇尴尬。原来学部拟在宣统元年二月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因各省尚未将合格人员保送来京，张之洞与荣庆商量后，只得展至八月间再行考试，并通知各省从速物色。[140]然而，学部多次催促各省保送人才，收效甚微，[141]不得已，只好一再展期。[142]据说学部尚书荣庆对开博学鸿词科“颇不赞成”，认为此事虽寓意保存国粹，但恐因此导向士风趋重浮文、轻视实学，反而对教育大有妨碍。主张俟张之洞假满之后“再行核议”。[143]此事发端，或与张之洞关系匪浅，故其逝世后便传出罢议之讯。[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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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清史稿》记：清政府“诏各省征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145]则博学鸿词虽议决开科，却未及实施。作罢的原因还有待深究。但各省反应冷淡，消极敷衍，客观上也是导致议而不行的重要因素。[146]后因京师大学堂经学科开办，按奖励学堂章程的规定，毕业亦可授予进士，故博学鸿词科实际上已无开科必要。《大公报》注意到：“政府以博学鸿词科各省保送者甚属寥寥，现时经文各科大学已将次开办，博学鸿词未便再设一格，转使士习多歧，因拟决定将该科实行停止，不日即行具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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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及学部看重的博学鸿词特科虽议而未行，相近时间，原本被视为“无甚实际”的孝廉方正科却加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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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学部通饬各省，慎选孝廉方正，“务于各该州县公举之后，由官察其品行，试其学识，至甄录之法，仍需品重于学，以昭端本”。[148]学部的做法，本与孝廉方正科侧重孝行的特点相符，即更多地强调品行而非学识，未料因此而便利各省冒滥。1909年12月，御史饶芝祥奏称，各地选送孝廉方正科，存在选举不实、选额不严、年龄未限三种流弊，仅湖北黄冈一县，竟推荐多达十余人。请予严定章程，防止冒滥。吏部议复，除要求督抚核实所荐人员外，对选额与年龄均不加限制。[149]可见吏部也有借此拓宽士子出路的考量。其后情形愈加混乱，吏部最终不得不对既定方案有所调整，原定孝廉方正科连续八年开科，每年只要有三名以上被推荐者到部，即可在二月至八月间开考一次。后吏部奏准将八年连续开科“酌减”为四年，从宣统元年至宣统四年，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试。[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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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年份虽然酌减，名额却没有限制。既往孝廉方正科全国每届报名不过三四十人，且向不分等，一体带领引见授职。宣统二年，吏部以两逢大恩，专折请旨增额，报名人数规模空前，达到6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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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考录用程序方面，吏部议定：（1）孝廉方正由官绅推举，被推荐者若不愿参加会考，则可免试而直接给以六品职衔。（2）被推荐者若“有志上进”，希望获得更高的职衔，则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先由各州县详选事实清册，呈送各省司道，再由司道出具切实考语，转详各督抚，由督抚奏闻，经礼部核复，一并咨送吏部，在吏部参加会考。（3）会考取录者再参加朝考，经钦派大臣阅卷，拟定等第，优等“以知县分省，归孝廉方正班候补；其次以布库盐道各大使、直州判、州判、县丞、府经、教职等项掣签，掣省亦均归孝廉方正班补用”。考虑到候补官员中“各大使及州判等项已均极拥挤，而教职一项又复裁撤殆尽，若仍以旧例任用，则将来恐永无补缺之期，殊不足以广皇仁而示体恤”，故吏部堂官会议决定对旧例进行变通，“拟廷对录取者以小京官、知县、县丞、府经、主簿、吏目六项任用，其余均奖五品顶戴，遣归田里”。[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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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初议未免过宽过优，为免遭物议，最终权衡利弊，拟按照考试成绩，分别录用，“择其学有根柢通晓时务者列为一等，举人五贡及低官应升知县者以知县用，廪增附监及毕业各生以直隶州州判、州判、盐运司经历用；次者列为二等，举人以六品之直隶州州同、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五贡以七品之直隶州州判、州判、盐运司经历用；廪增附监及毕业各生以八品之府经历、县丞，九品之州吏目、县主簿、道库大使、巡检用。均俟引见后恭候钦定，分别录用。此外未经录取之员，无庸带领引见，照例给予六品顶戴，作为正途出身”。[152]这些规定表明，立停科举后的孝廉方正特科，并非以德行和孝道为主要评判依据，而是据考试成绩分等，有悖该科之名，令人难以置信。据督抚奏报，仅山东一省，即有附生李伯昌等74人至礼部验试，另有143名孝廉“文理稍逊，请给与六品顶戴荣身”。[153]其规模人数与优待，逾越此前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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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宣统二年孝廉方正科的鼎盛，宣统三年于八月下旬举行又一届孝廉方正科，据《大公报》报道，报名应试者有340余人。[154]耐人寻味的是，孝廉方正科择人，本应名实相符，以尊崇践行三纲五常的口碑为依据，此时却依照旧学功名的层级分等，并以其是否“学有根柢、通晓时务”辨优劣，不伦不类，但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选材标准已颇多改观，以至于方方面面都要与时俱进。如此，则停罢科举常科后举办的特科，虽然舆论不以为然，但实际仍起到一些疏通旧学的作用。据《大公报》推测，清季四年中荐举的孝廉方正当在2000名上下，以此而得官者亦有300多人。在该报看来，在仕途异常拥挤之时增此闲僚，于吏治有害无益。既然国家能将沿用数百年的乡会试毅然去之，何以独于毫无实际意义的孝廉方正屡次考试，贻笑大方。[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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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罢后孝廉方正科的相继举办，显然对维护旧学者起到了暗示与鼓舞的作用。1909年初，御史李灼华条陈请复岁科两试，奉旨交学部议奏。“荣尚书颇不以此举为然，已拟议驳不准，已俟与张相国核妥，即行具折复奏。”[156]《大公报》的评论认为，新旧学考试接踵而至，延绵不绝，人才不患无多，至于是否可以借此振兴中国，则颇可质疑。[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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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办特科更多地寓意保存旧学相仿，存古学堂的开办，也是停罢科举后保存旧学的重要举措，其主要目的不在安置士子，而是借此保存传统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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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存古学堂，湖北模式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张之洞主管学部后，对学部的方针政策转向有明显影响，此举意在纠正学堂主导之下中学面临湮灭之偏。[158]在学部的大力提倡下，江苏提学使除在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一所外，还设立了英文专修馆一所。该馆以五年为毕业期限，原定课程除英文外，还有国文、算学、舆地三门，其后取消算学、舆地。国文原有经史等名目，后去掉历史，专讲《论语》和《孟子》两经以及管世铭八股稿，被媒体认为怪异，是科举余毒的复辟回潮。[159]1909年，媒体关注到学部整顿经学之急迫，“此次京师高等小学考试毕业，经学课程无一佳卷，学部对于此事异常注意。荣尚书以经史一科，关系紧要，不容任其湮没，京师学堂程度若此，外省小学已可概见，刻正详拟一切整顿之法，俟有成议，即行通饬京内外各学堂一律照办”。[160]可是，尽管学部再三设法，最终仍难以扭转立停科举后经学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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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善后之未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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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者后来的认识几乎完全不同，相关史实表明，立停科举前，在人事安排上，清统治者对于停罢科举的善后不仅从未掉以轻心，而且反复权衡，逐步完善相关构想。在立停科举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各部院在落实宽筹士子出路的举措方面，也多方给予优惠。与此同时，由于孝廉方正等特科的举办，以及仿行宪政试办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继出台，科举善后的实际关照面，显然已经突破了最初的构想，较原计划覆盖更为宽广。正因为实情如此，停罢科举后，中外报刊鲜见大规模骚乱滋事的报道，相反，不少时评与趋新人士的日记书信，甚至认为善后措施过于优渥，而不断有所批评。这些善后措施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便是仕途更加拥挤，人满为患，给吏治造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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