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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第四章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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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改革与变动均意味着规则的调整，人们的身份地位会相应发生变化。作为原来科举制度最大的受惠群体乡村士子，如何看待和适应这一对他们的前途命运而言几乎是生死攸关的体制变动，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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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业是乡村士子人生的重要内容，科举制为数以千万的寒门士子提供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方式与机会。因此，改科举与停科举都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关于科举停废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士绅的影响，前人较多地从士人的没落及四民社会的解体等角度进行探讨。[1]山西举人刘大鹏日记的某些片断，亦多次被相关著述引为论据。科举改章及最终停罢，影响至为深远，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改变了乡村士子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出路，仍有必要以实证为基础，更加深入具体地观察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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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举业生涯与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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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改科举与停科举，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对以举业为生涯的士子直接造成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轨迹。了解士子们在改科举与停科举期间的感受、态度和境遇，是考察停废科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可忽略的部分；而通过士子的日记、年谱等相关记载，并与官方档案文献、报纸杂志的内容相互比勘，可以自下而上地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探寻立停科举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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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社会与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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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作用是规范个人行为与维系社会秩序。随社会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兴革必然影响人们的生活，乃至根本改变其命运。科举制度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对不同阶层的具体影响各不相同。即使处于同一社会层面，由于地域、家境、年龄、学历、身份、性格、交友等等差别，不同个体对制度变化的感受与体验不仅千差万别，其判断和反应甚至可能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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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停废及其影响，当时的“历史意见”和今天的“时代意见”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反差。[2]尽管不同时代的观念视角有别，合乎常理人情，然而对科举制变化相关各事的了解认识不足，也容易导致以偏赅全或是看朱成碧。抽离事件或人物所处的特定时空联系，或是仅仅依据某些个体及点的经验去描述事件的全局整体，进而一般性地评论是非曲直，很难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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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士子的举业生涯及其对停罢科举的态度，选择考察样本和采取适当的方法至关重要。一般士子大都籍籍无名，缺少连续性资料，而成名之后的记述，往往与原来的经历多少有些距离。要想获得可资研究且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样本，诚非易事。即使取材得当，倘若孤立地考察，也容易随意放大抑或缩小，误读错解相关人事，很难充分呈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与复杂性。而从不同的材料中抽取事实加以连缀，又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误区不能自拔，且难以近真。因此，只有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科举与乡村社会结合的方式途径，通过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以举业为生的乡村士子，了解他们对科举与自己前程关系的认识，考察这一群体在科举改革及立停科举进程中的态度与实际应对，方可更深入地认识立停科举究竟如何影响形形色色乡村士子的生存命运，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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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章选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若干乡村士子的日记，参以其他一些士子的年谱、文集等相关记载，与当时的报刊等文献相互印证，以求显示更多的信息，多视角地展现废科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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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人多有日记其事的传统，但历经岁月风雨，保存并能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尤其是人数众多的下层士人，其日记得到保留和公布，更是凤毛麟角。迄今披露的清季下层士人的日记中，刘大鹏（山西举人）、朱峙三（湖北秀才）、王锡彤（河南拔贡）等人的日记保存相对完整，对科举停废前后的情况记述得相当详细。他们既有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反差。[3]几位皆为家境贫寒的乡村士子，都以早登仕途为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科举改革与他们休戚相关。而且地处南北和中部，所取得的举人、秀才、拔贡等科举功名皆具有代表性，年龄及后来的政治取向相去甚远。由于相似性，可以相互比较，由于差异性，则能够反映更加多样化的情形。从他们的日记中，找出同时段对科举制相关事宜的记载，通过这些记录系统地了解他们的反应和感受，进行横向对比，可见科举停废前后南北乡村士子耳闻目睹的信息虽然相同或相似，由于年龄、风气、趋向等差异，判断和取向却各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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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章开沅先生为《朱峙三日记》撰写的说明中指出的那样，“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4]其实，完整而真实的历史，应是重大与细微的结合，渐进与剧变的统一。将刘、朱、王等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与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进行对比互证，可以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交互考察科举停废对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所呈现及反映的情形，与以往的一些判断结论或有不同。唯有尽可能多层面地通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物命运及其生存状态来展现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变化，才能逐渐接近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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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乡村士子的举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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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显示，清代268年所举行的112科会试（包括恩科），取得进士出身者约为26391人，平均每届236人。[5]尽管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乡村士子数目十分有限，但由于每一层级功名的取得，都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士子的社会地位并相应地改善其生活，且因科举考试并无年龄限制，考生可于有生之年持续不断地应试，给渴望循此途径改变命运之人以无穷希望，乡村士子往往对此锲而不舍，终生困守科场者屡见不鲜。故凡以应试及通过科考获取功名为人生目标，并以此谋求生计者，可视为以举业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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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设市，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严格说来，清代并没有后来意义的城乡分别，尤其是没有明显的城乡壁垒分界。除了京师及省垣等规模较大的城市，居住在城墙里面与生活于市镇当中乃至乡下，身份未必有太大差异。晚清租界的开辟和市政观念的引入，使得社会出现变化的征兆，所谓城绅与乡绅之别，最为典型。尽管如此，传统中国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大部分士子都属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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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乡村社会中究竟有多少人以举业为生，目前的研究只能通过应试科举的记载来做推测。有人以苏州为例，将有清一代苏州的总人口（以1820年人口数为基数）除以每科生员的平均数，所得结果是，作为最低一级科举功名的生员，每科只占总人口比例的0.003%，约占男丁数的0.12%。[6]边地的情况则更差，如贵州省三合县“终清之世，仅得副榜二、拔贡一，俨如晨星几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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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罗有枝的研究，清代男性的识字率达到40%。这一估计虽然备受质疑，以为过高，可是如果同意罗有枝关于识字标准的论点，则大致可以成立，因为大部分低下阶层子弟读书不是为了考试科举。湖北鄂城县达明乡的朱峙三，光绪二十二年记道：“下等人家子弟专以读书认字多为主，盖读一二年即学徒为工商者也。欲习科举为进身之阶，仅四五家。”[8]不过，这四五家显然起到引领风气的作用。据其后来所述，达明乡有三四百户人家，朱峙三入学后，向亲朋好友发帖请客即达120多家。当然，因为经济状况与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情形有着不小的区别。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比例也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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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孩子往往六七岁入蒙学，十六七岁开始参加科举最初级的考试——县试，而后继续参加府试、院试。院试取中可获得生员名额进学，为科举最低一级的功名“秀才”。秀才必须在学政主持的岁、科两试中取得资格，才能参加省城乡试。乡试正榜录取则晋为“举人”，举人可不受限制地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若有恩科，则三年内会有两次赴考的机会）。会试正榜录取则为“贡士”，贡士须在参加殿试后才有可能成为“进士”。进士除一甲前三名直接授职外，其余均须通过朝考后才能授职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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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为寒门士子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途径，但科考路途崎岖，十年寒窗、青灯伴读是乡村士子举业生涯的必经之路。由于科考每届间隔三年或两年（正科与恩科），为了维持日常生计和筹集长途赶考的盘缠，士子们或担任塾师，或聘为幕友。张仲礼在所著《中国绅士》一书中，对士子举业生涯的各种生存方式做过研究，显示士子们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做乡村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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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数不少的士子在没有获取科举功名之前，就已经开塾授徒。而取得功名者，则在收受生徒的数量及束脩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每一级功名的获得，均会使其收入更上一层楼。在广袤的乡村，师徒一起参加科考者比比皆是，那些暂不参加考试的生徒，则可在老师赴考时放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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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赴考路途所需的时间和盘缠，有的士子甚至离开家乡，在距离考试场所较近的地方开塾授徒，一面维持生计，同时准备下一次考试。如吴稚晖18岁时，即因家贫而在无锡城内开始设馆授徒，“学生六、七人，束脩十八元”，借此得为家中“购置新棉被御寒”。23岁时（1887年）考中秀才，一面设帐授徒，一面准备应乡试。27岁时（1891年）中式举人。后屡次参加会试不中，依靠在苏州“教授十四学生”维持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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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在塾师收入之外，还可以通过进入书院考课获取更多收入，以维持生计、补贴家用与应酬支出。胡汉民16岁时，“以家计故，与长兄清瑞各课徒自给。门徒有十七、八岁者。既课徒，复须自修，且将应考书院，博膏火以赡养弟妹”。因当时广州各大书院皆有膏火之设，“各士人试卷获上取者，每得银六钱，中取者每得银三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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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晚清不少书院，往往以增加奖励膏火名额吸引学生。梁士诒1901年在凤冈书院主讲时，“向例该院月课择优取录六十名，资以膏火。先生为奖励寒士计，多列名额，捐金给奖。邑人闻风慕学，一时来者数百人”。[11]可见书院膏火已成为乡村士子举业生涯中十分重要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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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汲县的王锡彤，16岁丧父，家道中衰，不得不辍学到修武盐业为账房学徒，“每月工资铜钱千枚”（此时当地斗米铜钱三百），因不愿在盐中掺假而失去工作，“正在此时，救命星至矣，淇泉（书院）月课，每月辄获奖钱数千，持归供母，大自夸诧，以为较修武盐肆小伙之月钱为多”。[12]可见仅靠书院课读的奖金，居然可与一份低等职业的收入媲美，贫寒士子在耕读中一面维持生计赡养家庭，一面期待通过科考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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