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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道德之殇：后科举时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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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科举于学堂，就科举而言，只是保留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功能形式，除了读经被列入学制外，既往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被学堂教学所取代。就此而言，立停的只是明清科举考试的形式，渐废的却是既往考试经义的内容。与晚清应变求存的现实相适应，新式学堂更注重所谓有用于时的“做事”能力培养，而非如何“做人”的义理熏陶。与科举时代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读书明理”[44]的取向，有着显著区别。因此，学堂将抡才与培才合一，在偏重“做事”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做人”与“做官”应有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政府对科举停罢之后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功能的接续重视不够，缺少真正有效的补救措施。而存古学堂开办的曲折、倡行博学鸿词科无果而终、小学读经被诟病并屡议废止，也表明后科举时代维护传统中学深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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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满洲才子的端方，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自己的困惑：“方今人士各囿一隅，守正者既不知时务，通变者又易涉嚣张。体用兼求，此中规模正须审慎耳。”[45]如何培养体用兼备，既懂“做人”又会“做事”的人才，均煞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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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揭示，明清科举不仅是朝廷取士做官的一种程式，更具有使社会价值高度一体化的特殊作用。因为“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而由于在士绅、官僚与地主这三大社会精英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它使传统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与风俗成为天经地义”。[46]艾尔曼教授也认为：“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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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科举制其实具有多种功能，并非只是选举，尤其不能简单对应于教育制度。就明清而言，实际上至少具有六种功能：（1）选拔统治者所需的做官人才；（2）推动建立以科举为导向，儒家经典为学习内容、个人自学为主要形式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模式；（3）应试士子可以举业为职业生存方式；（4）价值规范与价值判断单一化与标准化；（5）道德教化；（6）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时人对前三项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大体一致，并在立停科举决策时设计了预应性措施；而对后三项功能的作用估计不足，或已经无暇顾及，因而相对疏于观照。这一局限，导致对科举善后的考虑，集中于疏通已获功名的士子出路，以安定人心，而对其他重要功能，未见妥善的衔接过渡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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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及其判断的基本元素，士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相关条文，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是科举文体，然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序化，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通过科举取士及入仕为官，科举文体成为官场诗文应酬乃至民间生死祝铭的主要形式，同时成为朝廷倡导价值标准、维护纲常的重要载体，实际具有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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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改革无论从形式到内容，已竭力压缩既往经义阐释的比重，增加西学知识比重，企图使所学尽快趋于实用，以“做事”而非“做人”为旨归，已大大削弱了上述功能。西式的学堂显然更加难以接续这方面的功能。因为学堂毕竟是欧风东渐的产物，本身即是传播西学知识的平台，而非维持中学圣道的载体，学堂的教育与管理方式，也与儒学传统的读诵经书方式大相径庭。故戊戌时已有人怀疑，学堂教育不可能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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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意义而言，儒学传播方式与基督教传教确有某些相似，[48]而与西式学堂教育相去甚远。故1898年8月，八股误国之论朝野遍闻之时，王照在请礼部代递的奏稿中，曾提出解决中西学并存不悖的方案，以期当道于兴学的同时设法保存传统文化：“今请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督以学政，改名曰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此教部之专责，无难陆续奏请扩充者也。”至于学部，则“以实用为重者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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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的基本思路，是中体西用两分、各得其所，即学堂教育主要完成西学知识的传授，以裨西学之用；另建一套官方体系，以翰林院为中枢，将负责科举考试的学政及各地教官，从学校事务中分离出来，专门负责保存旧学，实施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承，以延续与维护中学之体。他认为：教、学“两部之事相辅而行，不相牵掣，庶乎道可卫而学可兴矣”。“倘蒙采纳施行，则疑惑祛除，然后新政递颁，概无阻滞矣”。[50]其所奏主旨，应是消除兴学堂动摇国本的疑虑，使得卫道之士失去借口，从而为推行变法扫清障碍，但也确实为解决学堂与科举、新学与旧学的理念及体制的两难，指出了一条可行之道。遗憾的是，因折中有请皇帝及太后出巡国外的内容，礼部堂官借口拒绝代奏，引发了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事件。经此风波，所奏通过分设学部、教部，将文化传承与普通教育分而治之，使中西学相安共处的主要内容反而未得当道应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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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所担忧的中体如何维系问题始终存在。时隔数年，1902年3月，张之洞与张百熙频电往返酝酿学制时，也对学堂教育能否保存传统文化忧心忡忡：“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韩昌黎云‘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今日尤切。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51]坚持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当然深知经史对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力主将相关内容纳入新式学堂的课程体系。在张之洞看来，经史为中国之道，不言而喻，载道之文应列入学堂教学，使之不致湮灭。而有道之才、守道之学，理应为国家社会倚重并使之久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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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鹭江报》发表的一篇社论与王照的思路颇为接近：“夫科举者，当变而不当废，于变科举之外，当广设学堂，于设学堂之外，又宜增一明伦科，使之维持种教大局。”科举改试策论，虽然增加了时事和各种学科的内容，但“如五大洲形势、声光化电等学，岂天下士克日所能尽乎？知其必不能，乃举而求之，则天下应科举者，惟袭西报之陈言，窃西书之陋语，曚耸主试，取曳功名而已。欲矫八股之弊，而其弊乃更甚于八股。徒多变更，究何所利用哉。”与此相关，“学堂之设，未必能得人才，但今日之势，需治内之才急，需治外之才尤急，交涉、通商、出使，在在需才，天下之偏才不得收于科举者，或冀其出于学堂。设立学堂，亦万不获已之举也”。[52]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具有警示意义的问题。其一，科举当变不当废，“种教大局”的中“体”应于学堂之外设法维持。其二，考试策论所增西学内容，不过皮毛，可能导致洋八股，危害更甚。其三，学堂或许可以培养各类急需的偏才与专才，却无法提供科举取士选官需要的道德文章皆优的通才，所以科举与学堂至多只能互补，不应彼此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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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由于西学之“用”已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来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昔日的垄断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考试内容的变化，某种意义上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所以翰林院侍读恽毓鼎认为，壬寅癸卯章程关于旧学的安排并未妥善，“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53]因而要求重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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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月御史左绍佐奏陈：“学制有可虑者三、有可商者六，请筹度万全、以防流弊。又奏：学生宜专习一经，不可删截经文；西学亦宜专习一科。”[54]所奏虽有风闻不实之处，但还是点出了癸卯学制功课多且杂的弊端，并指示了较为切合学生实际的改进办法，即专修一科与专习一经。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55]学堂学生在繁重课程与频繁考试的压力下，既不能成为“通才”，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专才”。立停科举后，价值标准、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未能找到有效的接续方式，伦理社会失去道德支撑，秩序失范，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情景下，不免乱象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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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雍正中期已“有议变取士之法、废制艺者”，雍正帝询问张文和，“对曰：‘若废制艺，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遂罢其议”。[56]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八股时文之际，张廷玉即在代礼部所拟的《议复制科取士疏》中承认：“将考试条款改易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似于士习人心方能大有裨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然而，雍正朝张文和的忧虑不无来由，[57]即科举无论改或废皆进退维谷，关键是改与废如何接续、以何接续的问题难以解决。老成谋国的张廷玉最终以礼部之名表达意见：“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乾隆初年的议废八股，最终亦以“毋庸议”作罢。[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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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壬寅学制的参与者，吴汝纶在1903年也预见到学堂教育大规模推广后国学衰微的必然结局。因为中西学并重，原来学校以经学为主的格局势必破坏，“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59]西学成为“有用”之学，追逐者自然趋之若鹜，相形之下，逐渐变成“无用”的儒学，即使不停科举，只要更改其考试内容与调整场次顺序，失去其长期独尊的垄断地位，最终亦难免走向末路。早在戊戌改试策论的消息传来时，许宝蘅已断言：“然窃虑吾圣人之业由此而废者多矣。非必谓八股制艺，足以传圣道也，第新学日兴，旧业必废，当今之世，谁能守遗经而不坠者，余日望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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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遑论戊戌与壬寅，同治年间随社会变化而所学日趋实用，时人对经学日趋淡漠之兆，从一位庶吉士对翰林院情况的描述可见一斑：“翰林院今时，微特不及乾嘉老辈，即道光初、中年风气亦不同矣……同治初年……十日一次，每次十人，按资格轮班到署，典簿厅作为公所。见则问读何书，教以作人之法；间出论题，考其所得。人以为讲性理，恐涉空谈；而一片静气，令人久而愈念。”至同治后期，则“待诏、讲读、编检各厅久已尘封，从未闻有斋宿者。时事变迁，可为一叹！”[61]所述同治后期已与前期风气迥异，而该庶吉士所记乃为光绪元年（1875）岁末之事，距颁停科举诏令尚有30年之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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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晚清社会的激烈变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之西学逐渐取代的同时，传统“礼”的地位亦被动摇。随科举停止、学部成立，仿行宪政、改革官制，既往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其机构裁撤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刑部郎中陈毅在《亟应保存礼部》的呈文中强调：“礼于我国所以为教，犹各国之有宗教也，其性质与学部相近，而实不同，虽各国之设官，文教皆并为一部，然波斯新制文部之外，实特立一教部。我国既以礼教治天下，且值更定官制之际，自当视新变法者而损益之”。[63]所据也与王照奏章及前述评论异曲同工，重心则在教育与教化各有专司和侧重，西学无法囊括，也不能取代中国文化礼俗。其结论即保存礼部关乎“维国本而系人心”，举足轻重。然而，任何国家与社会，时代舟船顺流而下之时，价值判断的变动不可避免，昔日奉为圭臬者，此时宛如刻舟求剑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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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中因时变化的价值标准，随改科举与停科举的过程，通过官方的法令与学制颁布而有持续的重要调整，对教育与受教育者同样具有导向性作用，强调专业知识的有用与实用，举世急功近利的浮躁，必然动摇与削弱经史文章之地位。恽毓鼎的担心几年后不幸言中。1909年3月京师督学局长孟庆荣赫然发现：“本年高等小学毕业，于经学、国文无一佳卷。”惊诧之下，召集各学堂职员于督学局开会专题研究高等小学的经学和国文问题。孟庆荣归咎于教师们教学无方：“本年毕业考试，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虽由于程度不齐，亦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朝廷培养人才，广设学校，高等小学为人才之初基，经学、国文又为各科之根本。今竟于考试之时，无一堪取。各堂长有督率教员，稽核学生之责。嗟我一辈青年，其谁误之欤。”为了防止情况的恶化，孟庆荣宣布：“现本局议定办法，嗣后调查各学堂，所有经学、国文各课卷均须将原卷调局核阅，如教员改笔有不合法者，本局惟有将该教员立即撤退，断不稍事姑容，致使一误再误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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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关于清末学堂经学课程的研究表明，1904—1910年，经过癸卯、己酉、庚戌三次调整，读经讲经在初等小学课程中所占比例，分别为每周学时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六分之一，[65]明显呈递减之势。只是其时小学生尚未走向社会，而立停科举后为数不少的旧学士子纷纷进入仕途，经学课程的增减还不至于对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民初以后，废止学堂读经，一些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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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所重未必仅在士子的个人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多在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的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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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然因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混淆科举与学堂之弊，以步入仕途为荣光，学而优则仕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迄今仍然为害匪浅。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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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光绪六年，议改科举、兴办学堂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之时，郭嵩焘就曾在日记中对世风日下颇有感慨：“宋儒苏文忠公之言：‘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所以长短，在风俗之厚薄，而不系乎富与贫。’若是者，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66]而1897年孙宝瑄对国人甲午以来仿行西法实施改革，鄙夷旧学的原因亦别有见地：“今人皆悟民主之善，平等之美，遂疑古圣贤帝王所说道义、所立法度，多有未当，于是敢于非圣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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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新式学堂大兴后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衰落，早期留学英国朴茨茅斯大学、26岁便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早有预料：“西学既日兴，则中学固日废，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68]他强调，倘若只注重西学之用，而忽略做人之本，重视智育而轻视德育，极易导致社会道德风气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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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诸公日所孜孜者，大抵皆智育事耳。至于名教是非之地，诸公之学问阅历，殆未足以自出手眼，别立新规。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此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已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须知东西历史，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前若罗马，后若印度、波兰，彰彰可考，未有国民好义，君不暴虐，吏不贪污，而其国以亡，而为他族所奴隶者。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故与诸公为此惊心动魄之谈，不胜太愿，愿诸公急起而救此将散之舟筏。惟此之关系国家最大。故曰德育尤重智育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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