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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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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最令我高兴的事，莫过于韩策的博士学位论文《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将要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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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策初识于2008年秋，那时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大四的学生。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表达了想报考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愿望。我对此表示欢迎，但心存疑虑：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做好历史研究吗？转年，韩策参加了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招生考试，成绩排名第六。倘若经过复试后综合成绩低于这个排名，那他将很有可能无缘北京大学。幸运的是，那时候历史学系内部对于教育部的命题方式能否考出学生真正的水平抱有强烈怀疑，所以也就格外重视复试。作为复试命题人之一，我以为，研究历史首先得读懂史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因此我选择了宣统二年（1910）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一则长电，作为复试题目，要求考生加以新式标点，分值为50分。出这样一道题目，不只是要考察考生的文字理解能力，也是要考察他们对清末历史的熟悉程度，并且这样的题目对于所有考生来说都是公平的。笔试结果让我大感意外，有考生竟然只得17分，其他与试者大多得30多分，而韩策则得到47分。最终，韩策的两门笔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平均80多分，名列前茅，他的综合排名也上升到第二位，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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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阶段韩策的优异表现，很快打消了我心中的疑虑，而且我断定，这是一位可造之才。尽管在最初学习阶段，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表现出较为稚嫩的一面，但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判断。而韩策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不断证明着自己。他不仅在硕士阶段成绩优异，而且在2012年顺利通过硕博连读考核，随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以清末科举改制、废除以及癸卯、甲辰最后两科会试，作为研究内容。经过多年不断积累，他对中国近代史史料掌握范围之广，熟悉程度之深，在我所了解的当今史坛同龄人中，是极罕见的，并且得到许多同行专家高度赞赏。尤为可贵的是，他心思细密，对于史料，懂得鉴别真伪，对于史实，重视考索细节，探寻关联，从而使他常能在别人不经意处，有新的发现。这从他和崔学森整理的《汪荣宝日记》以及他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出，更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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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韩策的博士论文选题，本来我是极有兴趣探究一番的，但过往研究清代游幕学人、清末留日学生和民国大学教授三个群体的经历，早已让我精疲力竭。而韩策不仅对这个题目有浓厚兴趣，他的特质也使他有能力做这样的题目。尽管学界此前在这个领域已有众多优秀成果，韩策依然能够敏锐地发现不足，利用丰富的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将晚清科举制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比如，对于辛丑科举新章形成过程及其在癸卯、甲辰会试中具体践行的分析，对于清末进士馆诏开缘起及实际运行情况的阐释，对于癸卯、甲辰会试所产生的“最后的进士”群体特征的呈现，特别是对这个群体在清末民初社会巨变之中浮沉进退的追索，都比以往的研究更加细腻、充实、深入。在论述过程中，他很注意与既有研究对话，有吸收，有辨正，实事求是，这是他学风严谨的表现，也是他这篇论文颇具深度的表现之一。他的论文在匿名评审阶段即得到全优的好评，答辩结束后又被评为2015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专门立项出版，这都是对他做出成绩的肯定。作为他的导师，我在具体问题研究上能够给予他的指导其实很有限，在他完成这篇论文之后，他对科举制度理解之深，就更非我所能及了。因此，我很希望这本书出版之后，能够引起科举史研究专家们关注，并提出具体深入的意见，这对韩策今后进一步在这个领域耕耘，无疑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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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策今年才31岁，他的学术之路刚刚开始。今天，历史研究者有了更好的学术条件，但也更加需要抵制诱惑，克服浮躁。希望韩策一如既往，潜心学术，持之以恒，做好自己。如此，则前途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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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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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0日于西二旗智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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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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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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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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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实为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1]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至深且远。清季西潮东来，中国在中外竞争中连遭挫败，国势阽危。浸淫“穷则变，变则通”古训的国人，因而越来越多地希图走上变革旧制、引进新法的富强之路。迨庚子事变，中国创巨痛深，痛定思痛，清廷下诏变法。清末新政的历史帷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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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势危急、需才孔亟的现实，新政从何入手？其中首要的是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改科举的方案业已颁布，只是政变旋作，旧制悉复。1901年8月28日，清廷再发诏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顺序。就乡试、会试来说，集中体现为：（1）废除八股文、试帖诗；（2）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随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变通细则，推出辛丑科举新章，而沿用已久的防弊妙法——誊录制度——亦遭废弃。[2]至1905年科举制被突然停废，辛丑科举新章在两科乡试、两科会试以及生、童岁、科试中得到了贯彻与实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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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考察辛丑科举新章及其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以下简称癸、甲会试）中的落实，就不难发现，与乾嘉以降几十科会试相较，这两科发生了不可谓不大的变化。考试内容引入了“新学”时务，八股文格式、试帖诗弃而不用了；场次及题量的调整，使位居末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重要性急遽降低，史学与“新学”时务的分量则明显增加。[4]所以，癸、甲会试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国漫长的科举史上的最后两科，更在于它们是应时而变的两科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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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末新政伊始，在科举新章出台前后，重开经济特科、遍设学堂、鼓励游学、重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书也次第颁行。很明显，为了获得应时人才，当局从改旧制（科举）、兼行新制（学堂、游学）两条途径努力着。因此，癸、甲会试的特殊性，不仅在于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与此前大为不同，也不仅在于破天荒地未在北京考试，而借闱河南开封贡院，更在于具有清末新政下学堂和游学正在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可以说，癸、甲会试烙有前所未有的新政改制印记。而科举与学堂此消彼长又胶着缠绕的复杂关系，也与科举改制的走向和科举制的最终命运密切关联。所以，不论从其在整个科举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意义着眼，还是从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改制视角来看，癸、甲会试都有被细致研究的充分理由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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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辛丑科举新章在1902年八月举行的乡试中首获实践之后，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学之时，十一月初二日，清廷鉴于“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5]遂定扩大科举改制之策，于是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开始，新进士中修撰、编修、庶吉士、各部主事及内阁中书，皆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接受三年学堂教育。此举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在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亦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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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春，癸卯科进士中近百人进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学习，新科进士的学堂教育正式开始。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也被要求进入各省课吏馆接受培训。可以看出，进士馆之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三年，考试散馆的制度，也部分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学习三年期满，由本衙门奏留的制度。因此，进士入学之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分发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无疑是继辛丑科举新章之后，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事实上，暗中推动诏开进士馆的瞿鸿禨、荣庆等人，恰亦是朝内主持改科举的大员。在士绅舆论眼中，进士入学也被视为调适科举、学堂关系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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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清末新政开始后的科举改制包括相互配套的两个方面，即科举考试新章与进士的“新学”教育，其相对完整的图景尚不清晰。科举改制在乡、会试中的具体实践，诏开进士馆的曲折及进士馆的实际运作，尤有认真清理之必要。在比较恰当认识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考试实践及其困境所在、朝野反响之前，科举与学堂的关系，科举改制对士子的影响以及士子的回应，改科举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历史转变，仍有不小的讨论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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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之，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群体，值得特别关注。此辈大多中学已有根柢，并略识西学，经由策论及第，知识结构里有中有西，整体看来，与此前的进士群体已然不同，而与剧变时代中西新旧杂糅胶着的时代特征正相吻合。由于新进士学堂教育的新制，许多癸、甲进士有了在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的经历，不少人更赴东西洋游学或考察。如此新政改制，使诸多癸、甲进士成了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包括游学）肄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