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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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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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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实为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1]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至深且远。清季西潮东来，中国在中外竞争中连遭挫败，国势阽危。浸淫“穷则变，变则通”古训的国人，因而越来越多地希图走上变革旧制、引进新法的富强之路。迨庚子事变，中国创巨痛深，痛定思痛，清廷下诏变法。清末新政的历史帷幕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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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势危急、需才孔亟的现实，新政从何入手？其中首要的是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改科举的方案业已颁布，只是政变旋作，旧制悉复。1901年8月28日，清廷再发诏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顺序。就乡试、会试来说，集中体现为：（1）废除八股文、试帖诗；（2）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随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变通细则，推出辛丑科举新章，而沿用已久的防弊妙法——誊录制度——亦遭废弃。[2]至1905年科举制被突然停废，辛丑科举新章在两科乡试、两科会试以及生、童岁、科试中得到了贯彻与实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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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考察辛丑科举新章及其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以下简称癸、甲会试）中的落实，就不难发现，与乾嘉以降几十科会试相较，这两科发生了不可谓不大的变化。考试内容引入了“新学”时务，八股文格式、试帖诗弃而不用了；场次及题量的调整，使位居末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重要性急遽降低，史学与“新学”时务的分量则明显增加。[4]所以，癸、甲会试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国漫长的科举史上的最后两科，更在于它们是应时而变的两科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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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末新政伊始，在科举新章出台前后，重开经济特科、遍设学堂、鼓励游学、重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书也次第颁行。很明显，为了获得应时人才，当局从改旧制（科举）、兼行新制（学堂、游学）两条途径努力着。因此，癸、甲会试的特殊性，不仅在于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与此前大为不同，也不仅在于破天荒地未在北京考试，而借闱河南开封贡院，更在于具有清末新政下学堂和游学正在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可以说，癸、甲会试烙有前所未有的新政改制印记。而科举与学堂此消彼长又胶着缠绕的复杂关系，也与科举改制的走向和科举制的最终命运密切关联。所以，不论从其在整个科举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意义着眼，还是从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改制视角来看，癸、甲会试都有被细致研究的充分理由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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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辛丑科举新章在1902年八月举行的乡试中首获实践之后，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学之时，十一月初二日，清廷鉴于“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5]遂定扩大科举改制之策，于是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开始，新进士中修撰、编修、庶吉士、各部主事及内阁中书，皆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接受三年学堂教育。此举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在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亦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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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春，癸卯科进士中近百人进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学习，新科进士的学堂教育正式开始。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也被要求进入各省课吏馆接受培训。可以看出，进士馆之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三年，考试散馆的制度，也部分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学习三年期满，由本衙门奏留的制度。因此，进士入学之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分发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无疑是继辛丑科举新章之后，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事实上，暗中推动诏开进士馆的瞿鸿禨、荣庆等人，恰亦是朝内主持改科举的大员。在士绅舆论眼中，进士入学也被视为调适科举、学堂关系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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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清末新政开始后的科举改制包括相互配套的两个方面，即科举考试新章与进士的“新学”教育，其相对完整的图景尚不清晰。科举改制在乡、会试中的具体实践，诏开进士馆的曲折及进士馆的实际运作，尤有认真清理之必要。在比较恰当认识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考试实践及其困境所在、朝野反响之前，科举与学堂的关系，科举改制对士子的影响以及士子的回应，改科举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历史转变，仍有不小的讨论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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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之，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群体，值得特别关注。此辈大多中学已有根柢，并略识西学，经由策论及第，知识结构里有中有西，整体看来，与此前的进士群体已然不同，而与剧变时代中西新旧杂糅胶着的时代特征正相吻合。由于新进士学堂教育的新制，许多癸、甲进士有了在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的经历，不少人更赴东西洋游学或考察。如此新政改制，使诸多癸、甲进士成了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包括游学）肄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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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癸、甲进士在清末最后几年亲历了废科举、改官制、预备立宪的新政浪潮，随后又见证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千年未有之变。民初政局纷扰，思想日趋激进，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激烈反传统。此后三十年，又有外敌入侵和两度“改朝换代”的剧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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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这一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士大夫传统的国度，癸、甲进士作为最后的士大夫精英群体，其在清末民初的剧变时代有着怎样的调适因应和浮沉进退？其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文化变迁产生过什么影响？在此过程中，该群体又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型？最终命运若何？这些均是意义重大但纷繁复杂的问题。探讨这些相关问题，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清末民初政治、教育和文化的递嬗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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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二 既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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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学界有关清代科举的研究成果，足称汗牛充栋，即针对清季科举制变革的研究，亦可谓硕果累累。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举制度述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的原因、方案、过程与社会影响方面。以下大体分1949年之前、1949年至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至今三段，就既往研究成果试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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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前的清代科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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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停废后，在最初十几年中，虽不乏针对科举的评论与反思，亦有复科举的言论甚至行动，[6]但直斥科举为流毒的声音甚盛，严格的科举研究尚未开始。至1920年代，情况悄然发生了改变。1925年，清季重臣瞿鸿禨之子瞿宣颖在“老虎总长”章士钊主持的《甲寅周刊》上刊出《科举议》一文，公开为科举叫好，甚至主张开特科乡试、会试，并拟出具体办法，随即引发了诸多讨论。[7]1926年，心理学家张耀翔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一文，以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所刻清代两万多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并提出“科举为智力测验”等观点。随后针对质疑，他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继续发挥见解，颇有为科举平反的意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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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构想开始付诸实践，行使考试权的考试院遂告成立。政治现实的变迁，无疑促进了科举制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编著出版《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虽篇幅仅82页，但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内中考试制度废止之原因及其批评一章，对清季科举制变革有所论及。[9]此后，意欲了解科举制度的社会需求逐渐扩大。于是科举出身的前清进士、举人陆续推出有关清代科举制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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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科举出身的章中如，鉴于世人对清代科举已不甚了了，遂出版《清代考试制度》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清代科举的各级考试及各类题型。1934年又编著出版《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颇有影响。[10]1932年，光绪戊戌科翰林、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出版《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专门论述清代殿试制度。[11]几年之后，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光绪戊戌科翰林吴震春，亦受北平《教育学报》邀约，从“科举二字的意义”、“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科举制度中考试的情形”、“科举时代士人的出路”四个方面，撰文介绍清代科举制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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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嗣禹于1936年出版专著《中国考试制度史》，详细检讨历代考试制度，尤详于明清二代。书中一则称：明清考试“方法之严密，不惟足以冠古今，亦并足以法中外”；再则谓：“中国考试，已千有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覃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但同时亦反思清代“乡试、会试，重头场八股文，而轻视二、三场；殿试、朝考，舍文章而重书写，是皆舍本逐末，虚张声势，过于重形式而忽略实际”，将科举停废之原因归结于八股文之反动与外患之刺激。[13]邓著为此期考试制度的代表作，后来多次重印，海内外影响甚大，其对清代科举制利弊以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讨论，亦颇具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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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必须注意的是，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连载8年（1929～1937）的掌故名作《凌霄一士随笔》。以往研究者或许因它既非论文，又非专著，故并不将其看作清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实，徐氏兄弟熟谙掌故，搜集利用大量的日记、书信、年谱、笔记、访谈材料，欲为研讨清史之一助，因国民政府考试院、监察院之设，尤聚焦于科举、台谏两项固有制度，故对清代科举的诸多方面做了叙述、考辨与分析，对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朝考及部分进士的情况，均有涉及，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14]可惜后来的科举研究，对该书成果的吸收尚不够。同时，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虽系小说，实含有颇多科举掌故，甚有见地。杨国强新近的论文就引用过该书对“官卷”的精辟解释。[15]此外，癸卯科翰林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涉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史实与评论，亦颇不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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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在进士题名方面出现两部巨著，实奠定后来研究之基础。甲辰科榜眼朱汝珍于1929年编著出版《词林辑略》一书，将有清一代翰林按科次勒为一编，考证其籍贯、字号及简要仕履等，价值甚大。[17]1941年，房兆楹、杜联喆伉俪合编之《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出版。该书在校核清人进士碑录基础上，补全同治一科、光绪十三科、清末游学和学堂毕业进士题名，俾清代进士全录一编在手，又制成人名索引，颇便利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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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从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科举，更须指出的是潘光旦、费孝通有关科举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19]1960年代前后，海外蓬勃兴起的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诸多研究，与此实有后先呼应的关系。此外，日本汉学泰斗狩野直喜于1923～1924年在京都大学讲“清代的制度与文学”，有“清代的科举制度”讲稿，对清代科举从县试、府试、院试直至殿试、朝考，均做了考述，只是讲稿直至1984年方在日本整理出版。其将清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认为生员一级的考试乃是学校试，外于科举系统。[20]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可再商。不过，狩野的学生、日本科举研究大家宫崎市定于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继承了上述观点。宫崎著作最后一章简要讨论了清末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的崩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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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至19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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