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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四 资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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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资料,“几于无书无之”,再广搜穷集,亦必挂漏无算,前辈学者甘苦早尝,多有言之者。[65]况且近代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又远超往昔,个人涉猎十分有限,挂漏无疑更多。当然,本书在广泛利用常见常用资料的基础上,也尽量发掘使用了数量可观的“新资料”。现将本书主要利用的一手资料撮要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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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未刊、已刊档案与官方文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大量《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已出版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珍藏的《军机处档折件》,已出版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清朝官书《清实录》、《大清新法令》等,皆是考订史实、分析问题的基本材料。此外,礼部奏定的《续增科场条例》(1902)、《科举章程》(1898)、《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1901)均是讨论科举改章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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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未刊稿抄本。该馆珍藏了晚清民国人物的大量书信、日记、诗文稿抄本。本书即利用了其中的《瞿鸿禨朋僚书牍》(整理抄本)、《同光年间名人书札》、《冯汝琪家信》、《汤化龙、汤芗铭档案》、《许同莘日记》、《李景铭档案》等。其中瞿鸿禨档案对研究诏开进士馆的原委和高层论争内幕至关重要。《同光年间名人书札》所收陆润庠致张百熙的甲辰会试闱中手札,为了解总裁阅卷取中的操作和内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原始依据。冯汝琪、许同莘、汤氏兄弟皆系1902年举人,冯汝琪与汤化龙随后中式甲辰科进士,许同莘虽然报罢,但其日记详记了参加考试的过程、见闻和感想,以上三种皆是研究士子对科举改制的反应和考试实况的绝佳资料。此外,该馆所藏《张之洞档》等大批资料新近影印出版,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本书第一章就利用了大量《张之洞档》材料,其他章节还利用了《荣禄档》、《唐景崇档》、《端方档》和《奕劻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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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朱卷、墨卷、科举录、缙绅录、职官录、同年录、同学录。这些材料数量庞大,对研讨两科会试的实况,考订、统计、分析进士的出身背景、生平仕履,了解进士的结社情况,至关重要。缺少这些材料,相关研究将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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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日记、书信、诗文集、年谱、回忆录、笔记、诗话、序跋、碑传。本书收集利用了癸甲两科进士、同考官、落第士子以及翰林前辈的多种日记。进士及落第士子方面,有何寿章的《苏甘室日记》、胡骏的《补斋日记》、孔昭晋(澹庵)的《癸卯汴试日记》、《许同莘日记》、甘鹏云的《豫游纪行》、钮泽晟的《京游杂记·附记宦迹》、马太元的《汴游日记》、刘大鹏的《乔梓公车日记》及《退想斋日记》、《许宝蘅日记》、《贺葆真日记》、《郭家声日记选录》等。考官方面,如王振声的《心清室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张人骏家书日记》、《荣庆日记》、伍铨萃的《北游日记》、吕佩芬的《湘轺日记》。翰林前辈方面,如《翁同龢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影印)、新出版的《徐兆玮日记》等。书信方面,如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多种书信手稿,而见于各种书札专集、文集中者亦颇夥。日记、书信中的记载往往能揭示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故颇为重要。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即是从日记、书信中获得的重要信息入手,再与档案、报刊、笔记等材料合观,然后完成的。此外,发掘、整理和利用了癸甲进士中一批人的诗文集、回忆录、年谱、笔记、诗话、序跋、碑传等资料。最后,同时代其他人的日记、书信、诗文集、笔记等,皆有助于论题的展开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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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报刊。此类资料,尤其是其中的日报材料数量很大。本书的写作颇得益于这些丰富的鲜活资料。惟利用报刊材料须前后通看,因为报纸“有闻必录”,且多追踪报道,故经常出现后面报道补充,甚至更正前面报道的情况。同时,更须将报刊材料与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对勘,使用起来方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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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第3册,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第68页;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8页;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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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辛丑科举新章规定甚详,对戊戌新章也颇有损益,尤其是改“分场去取”为“三场合校”。详第二章第一、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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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癸卯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习称癸卯科),癸卯恩科乡试以及甲辰恩科会试。本书对科举改制后考试实践的探讨,主要以两科会试为对象,兼及乡试,但不拟牵扯过多。因为中央一级的会试在科举考试中级别既高,更受瞩目。对于乡试及生、童岁、科试,将来可以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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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虽然诏令“三场合校”,但从阅卷、荐卷的程序和操作观察,可知首场最重要,大抵三场的重要性逐渐递减。详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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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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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林志宏《世变下的士变:科举废除和知识阶层的定位(1900s~1930s)》,甘怀真编《身份、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第402~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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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瞿宣颖:《科举议》,《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1925年7月,第15~19页。讨论见《甲寅周刊》此后多期。以新文化自居,声讨瞿宣颖复古之罪的文章,参见健攻(魏建功)《科举议》,《京报副刊》第258号,1925年9月3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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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刘海峰《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215页;张耀翔《论科举为智力测验》,《晨报副镌》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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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邓定人:《中国考试制度研究》,民智书局,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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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黎明书局,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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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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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雷川:《清代科举制度述略》,北平《教育学报》第1期,1936年3月3日,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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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203~210页。按,1936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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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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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凌霄:《古城返照记》,徐泽昱等整理,同心出版社,2002;杨国强:《论科举制度力尚公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矛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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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郭则沄:《十朝诗乘》,林建福等校点,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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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朱汝珍辑《词林辑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按,中央刻经院1929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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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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