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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87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80]
1703085988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五 官绅建言引发章程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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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90 报刊舆论的上述反应,并非孤立现象,实代表了趋新士人,尤其是亲自办学者的立场。其实,供职京师大学堂的张缉光在替瞿鸿禨草拟变通新进士章程折稿时,已在文末揭明废科举之旨,只不过时机未到,后被修改。京师大学堂的其他办学人员,虽然赞同此举为学堂张目,将使科举式微,但也不觉满足,意欲罢废科举。张缉光的湖南前辈皮锡瑞看到上谕后亦觉不够痛快,直呼废科举:此举“似趋重学堂,曷不并废科举之尤愈乎?此所谓月攘一鸡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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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92 与此相关,此时力推减停科举的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趋新督抚,并未直接参与该决策,可能亦不满足于此。不过,此举作为科举改制的继续推进,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故他们似亦乐观其成。所以,一个多月后,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为奏请展缓癸卯科山西乡试,即以朝廷迭谕兴学,顷又令新科庶吉士等入大学堂肄业为立论导引。[105]次年二月,进士入学的特旨也成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科举减额、专注学堂的部分说辞:皇太后、皇上“诏各行省普立学堂……并敕政务处明定学生出身,又令新进士悉就学堂肄业”。[106]后来在制定《进士馆章程》时,多位政务处大臣起先颇嫌进士馆毕业奖励过优,张之洞私下则对瞿鸿禨说:“新进士果能在馆讲求实学有效,较之从前闲旷三年者,实远胜之,优奖亦不为过。”与此同时,孙家鼐欲令前一两科自愿肄业的进士,一体就学,张甚是赞成,称“此意极善,实为造就已仕人才之捷法,即速成科之意”。[107]考虑到进士入学实由瞿鸿禨一力促成,则此处或许不无“恭维”之意,但至少也说明,张之洞大体支持开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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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94 然而,自进士入学的议题提出后,已在中枢高层争议颇多。迨特旨颁布后,自然成为朝中官员讨论的重要话题。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亦即癸卯科进士朝考分发不久,御史张元奇“博采众论”,认为“本科修撰、庶吉士、中书、主事悉入学堂肄业”,“尚有不便”,故“拟请酌为变通,或择年岁合格,其年长者听之;或考定额数,其额外者听之”,奉旨交“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妥议具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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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96 此时,张之洞正奉命会同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制定新学制,即后来的癸卯学制。《进士馆章程》亦是诸多学章之一。几个月后,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议奏,提出折中之策。一方面,额数未便限制,避免“转开趋避之门”,盖“凡新进士之授京职者”,特旨“一概令其入学堂,原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政法、方言,以期皆能通实务而应世变,用意至为深远”。另一方面,新进士中“年齿较长,有不能强就学堂程度者,亦属实在情形”,故“拟定一格,凡新进士年在三十五岁以下者,无论翰林、部属、中书,均令一体入进士馆肄业。并酌给津贴银两,由各该进士本籍省分筹款,解交大学堂按月转给,俾资旅费而示体恤,不准托词规避。其年在三十五岁以上,自审精力实已不能就学者,准其赴部呈明,改就知县,分发各省,与本科即用知县一律较资叙补。其自愿留学者听”。张之洞等认为:“似此量为变通,自可免迁就入学,有名无实之弊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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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5998 因此《进士馆章程·入学规则章》第一条即规定:新进士授京职者本来“皆当入学肄业。惟年在三十五岁以上,自揣精力不能入馆学习者,准其呈明改以知县分发各省补用,仍令到省后入本省仕学、课吏等馆学习。其年在三十五岁以下者概不准呈请改外”。[110]如此,三十五岁以上的新进士,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入进士馆肄业。不过,倘不肄业,则须改就即用知县,对于授京职者,尤其是翰林来说,似觉吃亏。总之,御史张元奇的封奏,对于章程的调整不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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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00 此外,章程中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1)以实用为宗旨,期望“初登仕版”的“翰林、部属、中书……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若欲更求精深,则毕业后准其呈请入大学堂肄业。(2)因此,课程设置中以法政(可涵盖交涉)、理财为主;进士馆每周上课6天,每天4小时,共24小时,较其他学堂平均每周36小时课时为轻。(3)入馆肄业的翰林、中书每年津贴240两,部属160两,由进士原省筹解。(4)6学期期满且获得学期及格凭照3次以上者,参加毕业试验。(5)毕业得奖者,将来作为外省高等学堂毕业试官候选人;部属、中书毕业得奖者,并准许考科举试差。[111]只是癸卯科进士入馆次年,科举即废,所以科举试差成了泡影,而将来简派高等学堂毕业试官,亦口惠而实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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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02 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正式开馆后不久,教员与学员颇生冲突(详第五章)。六月十三日,御史张元奇奏称:“进士馆聘用各教员年轻望浅,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择师不精,靡费无益,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俾收实效。”[112]与此同时,进士学员也谋划着合词禀请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当然,张元奇所奏,或许有替其同乡好友严复出掌进士馆张目的深意。[113]七月十六日,御史王诚羲亦奏请变通进士馆章程:“新进士学堂固应肄业,部务亦须学习,且部曹不必遽分部,知县不必遽分省,拟请变通章程,以期尽善。”[114]为此,学务大臣于八月拟定《更定进士馆章程》八条,奉旨允行。要点有,(1)分内、外班:翰林、中书为内班,须住馆肄业;外班定期到馆听讲,部属采取自愿,可留内班,亦可申请入外班,已得要差,经本部咨明留署者,且可毋庸听讲;翰林、中书如因精力不及,亦可改归外班。(2)进士办学与留学可以代替在馆肄业。新进士在学堂任教习及总理学务,三年期满,实能称职,或自备资斧呈请出洋游学,三年期满,得有毕业文凭,与在馆毕业者一律办理。(3)假期与守制:与之前统一给假八个月不同,新定进士朝考后,给正假五个月,续假五个月;丁忧学员除自愿回籍外,准其百日后入馆肄业。[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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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04 可见,进士馆奖励章程在制定过程中,就因部分政务处大臣嫌其过优,[116]翰林前辈哄闹而核减。[117]同时,伴随着新进士的抵拒情绪以及御史的不断上奏,开馆仅数月就大变学章,可谓学堂章程屡更的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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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06 清末新政伊始,厉行科举改制。对此,甲辰科进士关赓麟曾总结道:“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118]概言之,科举改制包括两个方面:(1)辛丑年颁行考试新章,以废八股、罢试帖,改试论、策、经义,废誊录等为内容;(2)壬寅年变通新进士章程,诏开进士馆,令新科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等“新学”,接受学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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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08 就二者关系而言,开进士馆变革了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是科举改制在翰林院及新科进士“新学”培养与任用、出路层面的反映。如果说辛丑科举新章是要变取士之法,用所谓经世实学来取士,那么壬寅诏开进士馆恰是要科举已取之士再入大学堂,接受经世实学教育。二者殊途同归,互相配套,均为解决取非所用、用非所取的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转型背景下,翰林院的持续整顿是科举改制的体现,而京师大学堂的重建是学堂兴起的标志。开进士馆正是要将科举与学堂沟通起来,以便多快好省地获取应时人才。此举既是改科举的继续推进,与科举考试新章两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标示着学堂取代科举的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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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10 研究表明,诏开进士馆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不过,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等中枢要人意见参差,既包含理念之争,又牵扯人事问题,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既往研究显示,庚子之后对科举变革的推动,陶模、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疆臣多为主动,而枢臣更多是“合谋”的角色。[119]此次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由于是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枢臣(瞿鸿禨)等中央大员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从袁世凯、张之洞请设京师仕学院的思路和行动来看,他们似对此也乐观其成。当然,袁世凯、张之洞此时努力的主要方向却在科举减额。[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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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12 科举制几乎是最重要的既有制度,科举改制在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如何推进,直接反映了清廷的决心与力度,示范效应甚大,开进士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此外,政学相依,翰林院既与政治核心关系至密,又是士人观瞻所在,其改革自然深受瞩目。进士馆之设,已经涉及官员的养成和任职制度,关系到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因而影响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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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14 有以上原因,所以诏开进士馆上谕一经发布,即激起广泛的朝野反响。从报刊舆论方面看,至1902年底,津、沪报界在科举、学堂问题上成见已深,贬科举而扬学堂的倾向已非常明显。虽然当局此举明显在深化科举改制,归重于学堂的意味颇浓,但激进的报界舆论立意在废科举,并不以此渐进改革为满足。因而此举没有获得一年前废八股时那样的如潮好评。相反,却引来了程度不同的“差评”。趋新的报界舆论并以此为绝好“题目”,将批评进士入学演化成了废科举的宣传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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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16 同时,令新进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新进士尤其是新翰林在心理层面及实际出路上,皆受到不小冲击。他们中许多人不以此举为然,甚至直接抵拒,也就可以想见(详第五章)。而朝内的科举出身者,也对此举抑科举而扬学堂的取向不满,故从特旨颁布直至进士馆开馆后,朝内的批评声音一直不断。新科进士的抵拒和朝内保全科举者的批评,导致进士馆章程屡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此举的落实和成效。当局欲通过开进士馆以扩大科举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这样纷纷扰扰以及学堂、科举势不两立的聒噪下,科举的有形价值及无形价值均受到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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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18 [1] 参见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8、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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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20 [2]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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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22 [3] 《会典》“翰林院掌院学士职掌”条谓:“萃礼部之进士以朝考(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进士名册送院,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曰朝考。——原注)。”《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5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38),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第2545页。又,光绪二十一年御史熙麟奏参壬辰、乙未朝考阅卷是非倒置,上谕即令掌院学士将有关朝考原卷封固呈进。《德宗实录》(5),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上,《清实录》第56册,第798页。关晓红两次断言进士朝考由吏部负责主持,似可再商。其所引王庆云《石渠余记》的材料,恰亦说明朝考之设,为选庶吉士。《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29、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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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24 [4] 《孙家鼐奏为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敬陈管见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片,档号03-7203-127。按,此标题系档案整理者所拟,原拟事由为“翰林院讲求实学拟定课程由”,李国荣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5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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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26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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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28 [6] 上谕要求散馆、大考、考差一律变通,而是年七月十六日废八股、改策论的上谕,连带规定散馆、考差的题型一体改变,显示出翰林院整改与科举改制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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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30 [7]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6册,中华书局,1987,第4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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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32 [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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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34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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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86036 [1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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