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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借闱河南缘由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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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庚子事变，彻底打乱了大清国的运行节奏，深刻影响了清末的制度变革和历史走向。就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而言，乡、会试被迫一再展期，并引起朝臣和东南督抚巨大分歧。辛丑年（1901）八月，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五省举行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而其余省份则俟之来年秋天。同时，按照中外交涉的最终结果，北京五年内既不能举行顺天乡试，也不能举行礼部会试，而事实上京师贡院也已被夷为平地。然则业经展至壬寅年（1902）三月的会试是否按期开科，借闱何处开科，便需当局首先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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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十月，礼部鉴于本年举行乡试省份不多，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各省中额要区别对待。因为“明年会试恩正并行，自必酌量加中，以广皇仁”，但“若未经乡试各省，会试概行加中，未免漫无区别，且将来新科士子不获一律邀恩，亦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故礼部奏请明年会试“由知贡举于开单奏请中额时，分别注明本年已经乡试及未经乡试字样，恭候圣裁。其未经乡试省分，应俟补行后，下次会试由礼部具折声明”。对此，政务处有不同意见，认为本年举行乡试只有五省，“若于明年举行会试，未曾乡试各省士子不免向隅，且举行经济特科前经奉旨定于本届会试以前，亦属办理不及”，故奏请会试再展一年至癸卯年（1903）春举行。至于借闱何处，政务处奏称：“明年补行顺天乡试即须借闱，拟借用河南贡院考试，地属毗连，较为合宜。”八月先考顺天，十月再举行河南本省乡试。“乡试既借用豫闱，次年会试拟亦请仍就河南贡院办理，地居适中，于各省公车士子亦便。”[2]十月二十四日，清廷根据政务处的意见明发上谕，大告天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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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对借闱河南的原因已有探讨。[4]惟就河南论河南，最多说明河南开封贡院有条件成为借闱试点，但不足以说明必须借闱河南。其实，开封并非唯一选项，南京曾是重要选项，济南也是考虑之一。借闱河南的最终决策，是慈禧太后、政务处、礼部、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外人反复互动的产物。不同的借闱试点，必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举人的选择和境遇造成不同影响，给借闱当地的官场及周边商民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关系到科举制的最终命运。因此，借闱地点的决策过程及其背后的权衡值得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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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四月间，由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固执己见，要求顺天乡试、山西乡试甚至北京会试均停五年，中外议和代表在此问题上陷入交涉僵局。四月十三日，李鸿章、奕劻致电军机处，备述交涉艰苦，抱怨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为了不“牵碍撤兵要务”，准备在停试问题上妥协，并提示“乡、会等试或可借闱举行”。[5]不过，尚未商及借闱地点。经过积极磋商，李鸿章“认为”外人已同意北京会试不停，遂于四月十七日电告中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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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总督、直隶人张之洞对直隶乡试、山西乡试停考五年甚为不满，但鉴于外人以直隶、山西系闹事最烈之地，乡试断不能行的立场，故向英国公使萨道义、德国公使穆默提出了借闱乡试办法：“直隶可借山东之闱、山西可借河南之闱。”张之洞的提议得到了刘坤一的支持。[7]萨道义顾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必须维持与刘、张的友好关系，所以表示不反对顺天乡试、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的建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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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案就此了结，亦可谓不错的结果。可是，如第一章所述，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会试问题上最终并未让步。这就使得李鸿章颇为被动。而会试借闱何处，也就成为必须尽快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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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三日，身在北京的美国公使柔克义已经了解到：“中国政府打算在北京停止考试期间，将京城会试移到某省的首府——可能在河南开封府举行。”[9]此处“中国政府”云云，似指北京的全权大臣。有意思的是，恰在三日之后，李鸿章致电军机处云：“惟闻各使中仍有不愿北京会试者，请借河南考棚。”[10]李鸿章称外人请借闱河南，恐系托词。与柔克义的说法合观，似可知此时李鸿章等人主张借闱河南举行会试。会试借闱河南，顺天乡试虽未明言，但很可能也就借闱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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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就与张之洞“交涉成功”的提议——直隶顺天乡试、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有了冲突。七月初九日，《辛丑条约》画押前夕，张之洞致电军机处，历数其与刘坤一为直、晋借闱鲁、豫的辛苦交涉，恳请朝廷饬令全权大臣与各国切商“直、晋两省不滋事各州县，准其借闱乡试，俾免无辜向隅，以期民情帖服”。电文中且暗藏玄机：“德使复电云，彼甚愿照办，惟有人不以为然，至为抱歉。”[11]与此同时，张之洞又给其姐夫鹿传霖发一密电，透露了“不以为然”之人正是李鸿章：“直隶不滋事地方不准借闱乡试一节。德使电告德领事，谓系合肥之意，嘱敝处勿怪伊等语。可骇可怪。特密达。此事务望请旨饬合肥妥商，于此次明降谕旨时，将两省借闱乡试提明方妥。不然，以后畿辅民心岂能安靖哉。”[12]不过，张之洞的诉求未获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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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会试借闱河南的消息就在报刊上传开：“北京会试及一切殿廷考试，此后均须停止，惟各省举人仍须准其会试，已议定即借河南贡院办理。”[13]然而，事实上并未如此顺利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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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当留京礼部拟稿请旨时，河南、山东，尤其是南京，均为选项。[14]身在北京的冯汝琪亦探悉“礼部奏请在南京会试”，惟“此折尚未拜发，出奏后尚不知谕旨如何”。[15]外人在华所办的《字林西报》此时却开始调侃中方在借闱地点上的游移：“中国北京乡、会试，以去年之乱，停止五年，已见诸和议草约之内。乃中政府先欲改行于开封，后欲举行于济南，今则竟欲改于南京行之。盖太后及顽固党以恐外人不允，故其初尚不过欲图易地，并非决意。今以各国不甚在意，故又决欲在南京举行矣。以此而论，李相之外交手段较各公使又胜一筹矣。盖会试事宜，暂在江南举行者，实为李相所奏也。”[16]李鸿章是否曾奏过，目前尚无档案资料佐证，不过报刊据“京函”却说得煞有介事：“李中堂会同礼部奏请所有会试事宜，暂在江南举行，俟揭晓一月后至京殿试，闻奏入，政务处颇以为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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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十月礼部会同全权大臣（李鸿章此时已去世）所上奏折，确实意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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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会试既难在京举办，只得移借外省乡试贡院。除停止考试地方及离京较远省分未便移借外，查山东、河南固属距京较近，惟总裁、同考等官员数众多，同日驰驿，诚恐沿途夫马及尖宿处所供应太繁，且山东、河南两省内帘房宇均系十四房，只有江南贡院两省合考，向系十八房，规模较宽，而总裁、同考、提调等官应须驰驿前往者，改由火车、轮船，亦觉便捷。至该三省现在情形，臣等未能深悉，应于何省借闱考试，较为合宜之处，伏候圣裁，以便钦遵办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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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礼部欲借闱南京的理由主要是：考官便利、沿途地方供应负担较轻、贡院规模合适。其实，选择与京师贡院同为十八房的江南贡院，表面称规模较宽，实则暗含朝廷体制。考虑到礼部会试破天荒地不能在京举办，主要是英国公使等外人“压迫”所致，那么即使借闱，也须体制相当。因此，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京自然是首选。不过，如何定夺，尚须最高层仔细权衡。既要为考官、士子的便利着想，也须避免外人干涉，还要考虑借闱地方督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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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人角度看，英国公使、参赞此前均表示过会试可以借闱南京。早在5月10日之前，由于萨道义在北京会试问题上不肯松口，李鸿章放出风来——如果坚持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侯爵（Lord Lansdowne）的信中，已表示中国人或许可以借闱南京举行会试，但绝不允许北京举行任何科举考试。[19]因此，英国参赞杰弥逊在5月24日与张之洞晤谈时，亦称直隶、山西“乡试必须全停，会试只可改在他省，或在南京”。[20]况且，礼部奏折系会同议和全权大臣所上，想必外人的意见早已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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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最终未选南京，似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消极态度有关。礼部折递上后，旨下政务处议奏。据说最高层专门探询刘坤一之意，刘“于此颇觉难置可否”。[21]会试借闱南京，无疑会给江苏增加诸多负担；且会试如借闱南京，顺天乡试就很可能也借闱南京，则江南乡试便须推迟至十月再举行，甚为不易。主张科举减额、大兴学堂的刘坤一自然不愿同意，但又不好表态反对。不过，以刘坤一斯时的权势威望，又系参预政务大臣，只要他不明确支持，政务处恐不便强行议准。这是政务处否决礼部的南京方案，最终选择河南开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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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选择河南亦有其他考量。范沛潍认为，除京师贡院被焚外，[22]还有四点原因。（1）河南的义和团运动不似山东、直隶、京津地区剧烈，“在河南举行会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这是癸卯、甲辰科会试借闱河南贡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2）“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3）“河南贡院占地颇广，号舍众多，条件较好，完全有条件承担全国会试。”（4）“太后对开封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河南官员的接驾十分满意……在开封举行会试，也可算是对河南的照顾与重视，给河南官员的体面。”[23]只是这种解释最多构成借闱河南的充分条件，而不足以构成其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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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注意到礼部会同全权大臣奏请在南京会试，那么义和团运动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河南尚闹义和团，且南阳府、光州在停试之列，两江则在东南互保之下，并无义和团，江苏且无教案，更无外交纠纷。其次，开封确实位置适中，如在轮船、火车未通时代，四方之士子“固无远近悬殊之虑”，但在“东南诸省轮舟畅行”而芦汉铁路尚未全通的时代，开封与北京、南京相比，就算不上交通便利。迟至1903年，芦汉铁路虽已修至信阳州，但距离开封省城“尚有六七百里”，当癸卯科会试的时候，“吴、越、湘、鄂、闽、广等省之公车赴汴，无论自信阳州换车、由清江浦起岸，皆须陆行数百里始能得抵汴中。其间或因道路难行，或因车辆难觅，种种受累，窘不堪言”。[24]因此，与南京相较，选择河南仅对河南、陕甘、山西地区士子便利，对大量南方士子几乎是个梦魇。再次，河南贡院占地广、气势雄伟则是实情。朝廷决定顺天乡试借闱河南后，开封贡院随即展拓扩建，其内帘规模较京师贡院尤宏。后来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就称赞“其规模胜京闱多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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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在开封举行会试，是出于慈禧太后对河南官员的好感、给他们的体面，恐怕要仔细分析。破天荒地在地方举行会试，对地方官来说，或许是“无上光荣”，但也是财政与精力的巨大负担。所以，这就取决于当地官员如何看待科举考试。如果在主张减废科举的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人的地盘举办会试，恐怕他们就未必觉得“体面”。不过，河南当局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辛丑年九月十七日，刚刚卸任河南巡抚的于荫霖在召对时，就主动“申请”在河南举办乡、会试：“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慈禧说：“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26]这一对话值得特别注意。而且，时任河南巡抚松寿也没有表现出废科举的倾向，且系满人，对朝命更无商量余地。此后直至1905年立停科举，历任河南巡抚锡良、张人骏、陈夔龙均倾向于保全科举。此外，借闱河南或许有照顾河南、陕西士子、商民的意思，但也给河南地方带来财政压力，而地方官出的钱还是来自老百姓。其实，参加顺天乡试、会试的士子来自全国各地，放在南京亦颇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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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廷之所以决定借闱河南会试，很可能是这样考虑的：礼部与全权大臣意欲借闱南京，既便利考官，也方便大部分士子，但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同意，于是只好作罢。河南与山东相比，有地处中心、贡院闳敞的优点，且督抚唯命是从，所以被政务处选中。看来会试借闱地点的确定，有一个从南京到开封的权衡过程。可以说，河南本来是个“备胎”。故李鸿章的谈判助手张佩纶颇不满于借闱河南，他说：“顺天乡试乃借豫闱，成何气象！”[27]顺天乡试如此，礼部会试借闱河南，更成何体统。张佩纶此处有可能是对洋人不许北京举行乡、会试表达愤慨，但考虑到张氏参与了辛丑谈判，知悉顺天乡试、会试必须借闱，也了解礼部和全权大臣倾向于南京，故更可能是因为未能借闱南京，体制稍逊，所以发此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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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试地点固然重要，但欲进一步了解两科会试的详情，还须深入考题、答卷、阅卷、取中等考试的实际运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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