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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第五章 甲辰年进士入馆：旧学新知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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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癸卯、甲辰会试是辛丑科举新章的践行，那么甲辰年进士馆的正式开办，就是令新进士入学之举的落实。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馆这一旨在向科举进士传授新学的特殊学馆，在学员、教习、课程、规章等方面新旧杂陈，实具有科举、学堂、游学“三重奏”的特征。本章将考察进士馆的运行及进士游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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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一 进士馆正式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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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二日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的特旨一颁，进士馆的筹备工作就摆在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及其同事面前。事属创办，颇不易为。所以，次年癸卯科进士朝考分发后，尚无条件开馆，直到甲辰年（1904）四月才正式开办。此中曲折值得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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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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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筹备馆舍。位于东城马神庙的大学堂旧址虽已修葺一新，然格局有限，仕学、师范两馆在此办理，尚称宽敞，但新进士授京职者人数上百，一旦入学，势难容下，故须另觅宝地，供进士馆使用。随后选址传闻纷纭莫辨。不过，最终馆址选在了离大学堂稍远的西城太仆寺街。原来此地“有虎神营地一大方，暂归神机营经管”，庆王奕劻慨允相让，张百熙遂计划在此“建造斋舍两层洋房一百六十余幢，讲堂七八处”，作为进士馆馆舍。[1]不久，京师大学堂支应提调绍英就到“太仆寺街看进士科学堂地基”。[2]据说之所以设进士馆于西城，与位于东城的大学堂拉开距离，还因为张百熙考虑到“学堂最难办”，而新进士“必不免有挟贵之意”，故单开一馆，以便在课程、待遇等方面对新进士“稍示通融”，从而减少他们对大学堂的干扰。[3]接着，大学堂又在太仆寺街购得民房一所，并在工艺局定购桌凳等器具。[4]显然，筹备工作正在渐次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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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照谕旨之意，癸卯科新进士朝考分发后便须入馆肄业，亦即1903年下半年就须开馆。可是，馆舍工程非小，半年时间实在赶办不及。不特此也，即使馆舍就绪，教习从何而来？课程都有哪些？在在需要一番布置。故着手筹办不久，就传说“管学颇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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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管学大臣正为筹备工作头疼之时，四月中旬以后，汴闱会试新中贡士陆续入京，准备参加复试、殿试和朝考。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不免有轻视科举之嫌，众多科举出身者自然感到不快。且此举在感情、出路两方面都冲击着新科进士，故科举新贵们有所不满也很可理解。随着人数多达三百余人的贡士群体骤集都下，围绕诏开进士馆的争议再度升温。如果说此前报界舆论的声音至多发生间接影响，那么正志得意满的科举新贵却能发挥直接作用。只要他们与反对诏开进士馆的京官同乡走动串联，便会掀起层层波澜。五月初，北京官场传言政府有停罢此举之意；又有御史批评“此举徒增縻费，毫无实益，且多滞碍难行，将来转生钻营之弊”。[6]在这样的情势下，据说本来就对进士馆一事“大不谓然”的张百熙决计停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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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士入学之议由瞿鸿禨力主促成，又奉明发上谕，所以彻底推翻的可能性极小。况且，此时入京陛见的张之洞，奉命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会商学务，也对此议颇为赞许，则进士馆势必仍开。张百熙此时对开进士馆纵然真的不以为然，恐怕更多的也是因为此事极易招致非议，甚至会牵连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学堂事业；同时，上谕责成他认真经理，而此时馆舍、教习两无着落，尚无条件开馆，发发牢骚，便可先占地步，少担责任，以期缓办。不久，张百熙果然与军机大臣等商定暂缓开办进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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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缓开馆，虽不得已，而实为良策。首先，停罢不办将直接违旨，并让发起此议的瞿鸿禨、荣庆等人下不来台，暂缓开办则尚可转圜。其次，大学堂方面可从容建造馆舍、延聘教习、设置课程、妥定规章，不致仓促开馆，致贻办理不善、有名无实之讥。最后，更重要的是，可借此给新科庶常放假，以安抚他们听说进士馆仍须办理的“不悦”情绪。[8]同、光以来，新庶常“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9]顺便“一路拜客，稍得程仪”，[10]更是人所共知之事，坊间谓之告假措资。“今既须入学堂，势不得请长假”，则趁着进士馆缓开而放假八个月，以便新贵们回籍扫墓或往他处措资，就是照顾到了人之常情。[11]否则，反对开进士馆的情绪必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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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张之洞、张百熙、荣庆会同制定《进士馆章程》时，规定自春至夏为第一学期，暑后至年终为第二学期，并将新进士给假八个月写进章程，未始不含有“体谅”新进士，以图减少阻力的苦衷。不仅如此，还规定入馆翰林、中书每年给津贴银240两，部属160两，以示体恤。[12]此举固然可说是解其内顾之忧，俾安心求学，[13]但也可以理解为厚其待遇，以减少阻力的思路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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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士放假的同时，筹备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着。就馆舍工程来讲，进展颇为顺利，至癸卯年底已到扫尾阶段。腊月廿九，绍英“至进士馆看房”，除夕当天仍“至进士馆看应糊棚窗”，可谓克尽厥职。之所以除夕还在忙着赶工，是因为年前成立了总理学务处，管学大臣易为学务大臣，并添派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张百熙、荣庆共同担任。而总理学务处的办公地方暂设于新建的进士馆，学务处须搬入办公。甲辰年正月十五日，绍英见证并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至学堂照料，移在进士馆，名曰总理学务处，是日孙中堂、张大人到。”三月廿三日，工程终于完工，绍英又“至进士馆收工”。[14]据报道，进士馆工程颇为浩大，讲堂、寄宿舍有“楼房四百二十余间”，“每人各占楼房一间，约有三百精舍，器具精洁，全系工艺商局承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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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员方面，甲辰年正月二十八日，学务大臣奏派翰林前辈支恒荣（芰卿）为进士馆监督，[16]总理馆中诸务。“又设提调三人”，斋务、庶务提调分别延定达寿、汪凤池，学务提调拟请汪凤藻，但“尚未到馆”。[17]很可能汪凤藻延请未果，后来延聘的学务提调是颇通算学的翰林前辈华学澜（瑞安）。所以，进士馆教习章宗祥说“汪乐（药？）阶及华卒庵分任提调”。[18]汪药阶即汪凤池，此前任大学堂杂务提调；[19]华卒庵即华学澜，卒庵乃瑞安谐音。陶孟和给华学澜的《辛丑日记》写序，征引《天津新志》材料，亦称华学澜任“进士馆教授提调”，自是不虚。[20]在教习方面，由于仕学馆并入进士馆，仕学馆的中日教习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同时又延聘了留日归国学生数人（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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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舍、教员皆备，于是进士馆在甲辰年三月初发出示谕：“教习进士馆为晓谕事。照得本馆定于四月十二日开课，已咨行各衙门将上科新进士学习人员开列衔名，送交本馆。为此示谕各该员知悉，务于三月十五日以前各赴本衙门呈请咨送，仍尽三月内亲身赴本馆报到，听候开学，毋得延误。切切。特示。”[21]随后眼见报到者无多，又行文相催，并称如不愿入学，“须先期呈明”。到四月初，报名者达一百余人，已颇不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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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进士馆如期开馆。《大公报》的报道颇有意思：“本月十六（二）日为进士馆开馆之期。是日在堂上设供桌香烛。监督在堂中，提调、各教员及办事各员均在阶上。仕学学员及进士学员均在阶下。堂中设万岁牌，监督率各员望阙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次谒孔子，行三跪九叩礼。毕，各学员向监督行三揖礼，又向各提调、各教员行三揖礼，又向检查以下各官行一揖礼，而监督以下均答揖礼，毕而退。仕学与进士两馆互相往拜。是日均着衣冠，俨然官学会中人也。”[23]十六日早上，教员、学员首次上堂，各教员依次演说。[24]至此，经过一年半的筹备，进士馆正式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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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的科分和班次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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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馆的学员构成，可以先从科分、班次考察一番。一般印象，进士馆学员由癸卯、甲辰两科进士组成，然细加查对，却不尽然。事实上，有12位乙未科和戊戌科进士在馆肄业六学期满，并参加了毕业考验。其中4人获得最优等，4人优等，3人中等，1人下等（详表5-1）。甚至还有3位戊戌科进士，在馆肄业未终就呈请赴日留学，卒业回国后，与癸卯、甲辰进士一起参加了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验（详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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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进士馆内乙未、戊戌科进士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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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进士馆资遣戊戌科进士留学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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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如果从科分上严格划分，进士馆学员可分为乙未科、戊戌科、癸卯科和甲辰科（包括癸卯、甲辰两科的翻译进士）。本来，开进士馆的上谕针对的是癸卯科以下的新进士。乙未、戊戌两科进士之所以也可入馆学习，是因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有此提议，而张之洞赞同，故写入了《奏定进士馆章程》。不过，上两科进士入馆与否纯属自愿，且须核准，与癸卯科以下新进士大不相同。有十几位“老进士”，甚至包括已经散馆授编修、检讨的“老翰林”仍愿入馆肄业，也说明虽然有很多新进士对开进士馆颇多抵拒，但仍有不少进士怀着期待主动去重做学生，接受学堂的“新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