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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170308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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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五 出洋游学与毕业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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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开始后，出洋游学渐多，不过进士留学尚属罕见。1903年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制定的《进士馆章程》，尚未有派游学之条文。然而，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已成时趋。1904年初，京师大学堂首次派送数十名仕学、师范、译学各馆学员分赴东西洋游学，大学堂资遣游学有了先例。[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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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四月进士馆开馆后，学员与教员颇有冲突，馆内殊不安静，加以御史参奏，学务大臣因有更定进士馆章程之举。恰在此时，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开办，声势颇隆。[159]包括戊戌科状元夏同龢、癸卯科庶吉士班吉本等进士精英亦赴东入学。[160]七月，学务大臣奏称：近日进士馆学员间有援据《奏定职官游历游学章程》，“呈请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均已照准。查癸卯科“进士之授京职者大半到馆”，甲辰科进士“接踵而至，斋舍不敷，亟需增建”。故而，除停止推广乙未、戊戌两科进士到馆肄业外，癸卯、甲辰两科学员“如有愿赴外洋学堂肄业者”，经监督保送，“由学务处给予官费，遣赴欧美、日本各学堂分科肄业，俟期满得有毕业文凭回国，仍奏请钦派大臣会同考验”。[161]于是《更定进士馆章程》特加一条：进士馆学员呈请出洋游学者，三年期满，得有毕业文凭，回国照馆内毕业学员一律办理。此后，进士馆学员呈请赴东西洋游学者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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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举立停之后，进士馆生源枯竭，碍难持久，于是改进士馆为法政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迨至1906年夏，馆内仕学馆学员于六月十七日举行毕业典礼，赴各处就职。[162]而旧内班学员年底将毕业离馆，新内班学员人数无多，且各人学期自一期至四期不等，程度参差，教学固不便，效果自难佳。有鉴于“学员日少一日，而学科不能议减，教习薪资与馆中一切经费亦即无从节省。……若不及早变通，不惟款项虚糜，办法亦多窒碍”的困境，学部趁进士馆日本教习岩谷孙藏暑假回国之机，托其先与法政大学当局交涉，后又趁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来华之机，与其熟议定计。[163]最终决定变通处理，将新内班学员资遣日本，送入法政大学补修科，将新外班之分部各员有志游学者，分别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法律部与政治部），因故未经到馆之翰林、中书，电催来京，一同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同时计划俟旧班学员年底毕业后，遣派出洋游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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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士馆学员游学，可以1906年夏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1904年秋至1906年夏。此期游学的特征是：学员不定期呈请出洋，由进士馆核准资派，当然也有即用知县，不在进士馆肄业而申请游学者；虽以赴日为多，亦不乏远游西洋者；留日学员中固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多，亦有在法政大学读选科、全科者，也有在早稻田等大学肄业者，专业亦不限于法政。后一阶段则系进士馆一次性资遣学员游学日本，或入法政大学补修科，或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因而皆习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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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出洋：进士游学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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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七月《更定进士馆章程》颁行后，陆续有癸、甲进士呈请出洋。沪、津大报颇有报道。九月十九日，《时报》的消息称：“昨日进士馆选派翰林院六员，分部主事二员前赴东洋游学，并有新科进士刘某自备资斧，随同前往，已由政府给予护照，即日起行矣。”六天后又说：“进士馆学员王士澄（世澂）等十三人共禀学务大臣，情愿自备资斧出洋游学，恳给护照等情，已蒙批准矣。”[165]虽称自备资斧，其实系由进士馆资遣。《大公报》的报道就称：“进士学员呈请赴东西洋留学者，已满二十余员，赴西洋者仅四员，业由学务大臣拟定川资学费。赴西洋者川资六百元，每年学费一千六百两，留学东洋者川资一百二十两，每年学费四百元。”[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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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后《大公报》探到的出洋名单却只有十二位：郭崇［宗］熙、邵章、陈敬第、解荣辂、荆育瓒、卓宝谋、袁嘉谷、李维钰、俞树［澍］棠、王世澄［澂］、袁永廉、靳志。[167]其实并不止此。这批进士除王世澂、卓宝谋、靳志三人赴欧外，其余皆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据法政速成科的材料，可知此批赴日者尚有姚华、陈国祥、张鼎、吴琨、唐桂馨、戴宝辉、恩华、赖瑾诸人。[168]此外，邵从恩、王绍曾、熊范舆、刘绵训、王琴堂等即用知县亦大约同时出洋。现将此批出洋进士的相关情况列为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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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1904年癸、甲进士出洋游学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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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1904年癸、甲进士出洋游学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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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24人中，王世澂、卓宝谋、靳志赴欧，其他人赴日。其中1人赴法政大学速成科第1班学习，13人入法政速成科第2班求学，并于1906年夏毕业（赖瑾除外），袁永廉、俞澍棠则分别毕业于第3班和第4班。查法政速成科第2班于1904年10月18日开班，[169]则留日学员约在此前后抵日。另外，学务处于十月初四日行文外务部，为赴欧三人咨取护照。[170]三人随后赴欧，靳志于甲辰年十二月初七日抵法。[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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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分而言，癸卯科进士占15人，甲辰科为9人；从职位来看，分部主事占13位，即用知县占5位，庶吉士只有6位，似可知在科举未停废的1904年，癸卯、甲辰两科自愿出洋的翰林还是很少的。章宗祥称，地理课堂风潮之解决，以“某进士”（指邵章）调赴日本游学了事，并谓“彼时囿于风气，尚不以远游为得计也”，[172]看来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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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观察，则有些出人意料。24人中，“落后”的贵州反而占了最多的7位，浙江、山西各3人，云南、直隶、福建各2人，河南、四川、广西、满洲荆州驻防、蒙古京口驻防各1人。这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浙虽然号称风气早开，且癸、甲进士人数最多，但此时自愿出洋的却不多，反而是相对闭塞的内陆省份贵州和山西，虽然癸、甲进士人数最少，但自愿出洋的却最多。贵州之所以成为“黑马”，恐与戊戌科状元贵州夏同龢的带动作用有关。夏同龢1904年夏赴东，入法政速成科第1班肄业。[173]在状元前辈的影响下，贵州的癸、甲进士结伴留日，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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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洋去向来看，绝大多数选择路近费省的日本，这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三位赴欧进士。福建自严复等留欧前辈开始，即有此风气，来自福州附郭县侯官、闽县的王世澂与卓宝谋结伴远游欧洲，很可理解，况卓氏本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至于河南人靳志，颇有可说。此人乃戊戌科贡士，因细故罚停殿试一科，[174]故癸卯年补殿试，始成进士。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又转译学馆肄业，法文、英文已有根柢，且译学馆前已有林行规等人赴欧留学之先例，所以靳志呈请赴欧，志气自可嘉，但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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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第3班（1905.5.8～1906.11.23）卒业之进士学员除前已述及的袁永廉外，尚有王丕煦、江绍杰、高嘉仁、朱大玙诸人，侯延爽亦曾肄业，毕业名单中惜未见到，江绍杰系候补知府分发江苏人员，非进士馆所派，故亦未参加进士游学毕业学员考试。[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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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速成科第4班于1905年11月开班，此时科举立停的诏书刚刚颁布，受此影响，该班肄业者竟多至388名。1907年5月5日有238人卒业。在该班毕业的癸、甲进士亦颇夥，足有21位，特别是诸人名次甚佳。速成科第2班毕业时，排名最前的优等生为孔昭焱、朱大符（即朱执信）、李文范、汪兆铭、程树德等粤闽人，进士馆游学学员名次均在中游。第3班毕业时，进士馆学员王丕煦占得第3名优等生的位置。而第4班中，前11名系优等生，癸、甲进士占了4位，且来自四川的张智远和萧湘高居第1名和第3名，汤化龙与夏和清分据第7名和第9名。其余癸、甲进士的名次亦比较靠前。在该班特别试验卒业生中，来自福建的甲辰进士陈宗蕃高居榜首。[176]现将第3、4两班癸、甲进士按卒业名次制成表5-8。可知该两班26名毕业进士中癸卯科仅占7人，甲辰科则占据19人，显示甲辰科进士更有意愿紧跟时趋。内中刑部主事高达9人。由于刑部事务本与法政最为接近，在修律背景下，刑部主事更欲游学以更新知识结构，也是自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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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法政速成科第3、4班毕业之癸、甲进士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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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法政速成科第3、4班毕业之癸、甲进士题名-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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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进士游学并非皆入法政速成科，其中不乏在东西洋大学修读选科、本科文凭者。除了上文已讨论过的王世澂、卓宝谋、靳志外，有结实材料可资佐证的至少还有表5-9所见10位（包括2名赴欧美者）。有意思的是，10人中仅一位是癸卯科，其余9人皆是甲辰科。从中也可看出，虽然只差一年，而整体上甲辰进士较癸卯进士趋新甚多，也可见科举改制后风气变动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