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2376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586]
1703092377
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1703092378
1703092379
社是另一个官方建制。它虽然在事实上至少同保甲和里甲之一有某种关联，但是在概念上与两者都不同。在这里有必要扼要地解释一下社的组织形式和功能。
1703092380
1703092381
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的一个早期刊本，清廷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采纳一项关于在帝国的乡村地区设置里社的建议。据说，毗邻居住的多少不等（在20户到50户之间）的人户构成一社，这样，每个区域的居住户，“每遇农时，有死丧病者，协力耕作”。该书在后来版本不再提到此事，但是许多地方志都记录了社在许多地方实际存在着，[42]这证明了17世纪政府的命令并非具文。
1703092382
1703092383
例如，《邯郸县志》（1933）引1756年版旧志，指出：“本县初有二十六社、四屯，后改屯为社，今凡三十社，每社各分十甲。”[43]《滦州志》（直隶，1898）作了类似的描述，指出1896年进行人口统计时，滦州“统计六十五屯社，一千三百四十七村庄。……通共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七户，男女大小五十六万一千六百六十七口”。[44]《睢州志》（河南，1892）将当地的村庄大部分称作社，如梁村社、安乡社，等等。[45]同省的临漳县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该县的乡村地区划分为8个社。[46]
1703092384
1703092385
社也存在于华中和华南的省份。在湖北省一些地区，社显然已经取代了里，宜城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光绪湖北舆地记》，宜城县的乡村建制安排如下：[47]
1703092386
1703092387
1703092388
1703092389
1703092390
译者按：据《光绪湖北舆地记》，西乡29村，南乡37村。
1703092391
1703092392
在光化县、竹山县和竹溪县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48]在华南地区，社出现在南海县和信宜县（均属广东省）[49]、同安县（福建省）[50]和南昌县（江西省）[51]。根据《南海县志》（1910），该县的乡村被划分为58个堡（不同于保甲之保），有些堡再划分为乡，另一些堡则划分为社。乡和社都再划分为村。《九江儒林乡志》（1883）就描述了九江（南海县的一个行政区划）的不同划分情况：在该堡，村被再划分为社。[52]在信宜县，社是都或乡的下层单位。[53]奇怪的是，在南昌县，社仅在市区存在，每个社均包括数量不等的图。[54]
1703092393
1703092394
以上的例子，说明社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追溯“社”的历史根源。“社”这个名词最早的出处之一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齐国致赠1，000个社给鲁国。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注释家杜预解释说：“二十五家为社。”[55]在隋朝（586—617），“二十五家为一社”，它主要是向土地神和谷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单位。[56]随着历史的发展，社获得了其他功能，在隋朝和唐朝，它同乡村的粮仓联系在一起，承担了赈济饥荒的任务；[57]这实际上是后来所有王朝的地方基层组织中非常重要的工作。[58]在元朝，社成为一个正式成立的农业事务的中心。1270年，忽必烈颁发《农桑制十四条》，要求农村中每50户组成一社，并任命熟悉农业的年长者担任社长，负责“教督农桑”，并指导社内居民的一般行为。[59]在明朝，社的规模又一次得到扩大，其控制乡村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明太祖在1368年（洪武元年）岁末下旨，规定每100户组成一社，每社修建一个祭坛，作为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场所。他修正地继承了元朝的里社制度，命令华北地区的居民“以社分里甲”。[60]这种规定的确使社同税收组织体系联系在一起。1375年（洪武八年），他命令对参加社坛（即乡村祭坛）祭祀的农民，宣读“抑强扶弱”誓文；[61]通过大众的宗教，社成为皇家控制人民的工具。
1703092395
1703092396
以上，笔者用最简短的语言交待了社在清朝之前的历史演变情况。清政府所设想的社显然最接近于元朝的体系，即是说，它主要是一个提高或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清代的社取得了一些其他功能，那都是它的前身在某个时期曾经拥有过的。例如，在广西贺县，据说社实质上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乡村组织。根据《贺县志》（1890）：
1703092397
1703092398
十家八家或数十家共一社，二、六、八月皆致祀，聚其社之所属，备物致祭，毕，即会饮焉。[62]
1703092399
1703092400
在山西省，社实际上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中心。1883年，张之洞（时任山西巡抚）的一份奏折载：
1703092401
1703092402
约查：晋俗每一村为一社，若一村有二三公庙，则一村为二三社。社各有长，村民悉听指挥。[63]
1703092403
1703092404
像明代一样，社更经常地与里甲结合在一起（因此被称为里社），成为税收体系中之一环。《祥符县志》（1898）的修纂者写道：“里甲：凡七十九社，雍正四年（1726）割去山东曹县新安社，实存七十八社。每里置经催一名，以督赋课。”[64] 在直隶邯郸县，社同样变成一个税收单位。1855年，知县卢远昌“逐社”仔细地查阅了税收登记簿，因此能消除此前盛行的“窜社跳甲”的弊端，也就是“社名在东而地在西者，社名在北而地在南者”。[65]在某些事例中，社事实上被当作与里相当的单位，例如17世纪的山东青州道[66]和19世纪的直隶抚宁县[67]。
1703092405
1703092406
同隋唐时期一样，清朝时期的社也同乡村粮仓联系在一起。关于社仓（社区粮仓），俟后讨论。
1703092407
1703092408
[1]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1935年版，第204页。
1703092409
1703092410
[2]China Review，VIII （1880），p.259.
1703092411
1703092412
[3] 萧一山《清代史》，1947年第3版，第103—104页。其他混淆叙述的事例见于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Dependencies （1908），pp.309-310；包世臣（1775—1855），《齐民四术》，卷四上，1a-b，《说保甲十一》；以及戴肇辰《学仕录》（1867）3/26引17世纪晚期杨名时的文章《为宰议》。
1703092413
1703092414
[4] 杜佑《通典》，3/21-23。
1703092415
1703092416
[5] 《清朝文献通考》，19/5024。
1703092417
1703092418
[6] 《周礼·地官·遂人》。《地官·大司徒》中描写了一个不同的行政组织体系。后代研究保甲组织的学者通常把这个制度的源头追溯到《周礼》，如《钦定康济录》，2/24a-30b所引。另外参见龚自珍《定庵文集》，1/90-91，《保甲正名》。
1703092419
1703092420
[7] 参见本章注6。这些组织体系虽然变化相当大，然而毫无例外的是，户（家）是地方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单位，除了一个例外，最小的行政单位都是由5户和10户构成的。
1703092421
1703092422
[8] 《管子》之《立政第四》《乘马第五》《小匡第二十》《度地第五十七》。〔编者按：萧氏原著中，本注与下注内容错置，今据文意校正。〕
1703092423
1703092424
[9] 秦朝到明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组织结构，可参见治强《乡治丛谈》，《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9—65页。还可以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条；《钦定康济录》，2/24b-29a；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32）。
170309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