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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与乡村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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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地方机构一样，乡村粮仓也容易受到当地乡绅和士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益的，但他们常常给粮仓体系带来混乱。回顾历史，社仓在12世纪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善意的绅士的努力。为社仓诞生作出很大贡献的朱熹，叙述了使他在这个时期设置第一批社仓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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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赈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俄而盗发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刘侯与予忧之，不知所出，则以书请于县于府。时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溯溪以来。……民得遂无饥乱以死。及秋，又请于府曰：“……请仿古法为社仓以贮之（以纾民急）。”……为仓三……司会计、董工役者，贡士刘复、刘得舆，里人刘瑞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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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结果令人满意，因而那些深受朱熹的思想和方法鼓舞的乡绅努力在福建、浙江、江西等省建立了许多社仓。[160]实践证明，这些粮仓或多或少也有成功。朱熹正是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相信社仓的可行性，因而在1168年〔译者按：原文误为1811年〕上奏提议，考虑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社仓，并描述了崇安社仓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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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四年，臣熹居崇安之开耀乡，民艰食，请到本府常平米六百石赈贷，无不欢呼。于是存之于乡，夏则听民贷粟于仓，冬则令民加息以偿。每石息米二斗，如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居掌管，凡十有四年，以六百石还府，现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一乡之中，虽有饥年，人不缺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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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朱熹及其追随者创立起来的社仓，几乎毫无例外归功于乡绅和士子的努力。亦即是说，社仓最初的产生并不是作为一种地方机制，也没有证据显示在全国推行之后就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人们很容易认为社仓实质上就是饥荒救济的地方机构，并不适用于帝国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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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及其追随者创设社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亨利·格雷（Henry Gray）爵士在谈论义仓和社仓时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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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粮仓（常平仓）一样，这些社仓设置的目的在于防止饥饿的百姓发动起义。深受神权和人权压迫之乡人，为了起码的生存，很容易聚集起来，从事掠夺或拦路抢劫活动。[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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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观察，他认为所有地方粮仓设置的心理根源，从设置并维持它们的人来说，“并不在于他们慷慨大方的慈善心肠，而在于其自我保护”。这个论点得到中国作者的印证，有位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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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贫民闲时已欲见事风生，一迫饥馑，则势必为乱。初或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啸聚为贼。[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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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类似的推论可以作为一个熟悉论点的基础：富者应该慷慨地捐献粮食设置社仓，因为“保贫即所以保富也”。[164]这些作者相信，富者和有地位特权之人对粮仓体系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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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朱熹设置社仓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他都相当清楚地表明，社仓是稳定社会局势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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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之南里曰招贤者三，地接顺昌、瓯宁之境。其狭多阻，而俗尤劲悍。往岁兵乱之余，稂莠不尽去，小遇饥馑，辄复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数岁一发。……绍兴某年，岁适大侵，奸民处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为言于常平使者袁侯复一，得米若干斛以贷，于是物情大安，奸计自折。及秋将敛，元履又为请，得筑仓长滩。……自是岁小不登，即以告而发之。如是数年，三里之人，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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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所有对粮仓体系有信心的人，无论是否公开表示，都接受了朱熹的主张。就一些乡绅和士子来说，我们不否认他们有着人道主义情感，但也可以大胆地说，在他们把自己的精力贡献出来创立地方粮仓时，正是亨利·格雷爵士所提到的“自我保护思想”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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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代的一些绅士与宋代的前辈一样，对粮仓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就不足为奇；黄河以南省区的绅士尤其如此。例如，广东省相当多的社仓、义仓，之所以能够设置和维持，就在于一些绅士的努力。[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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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很快就认识到绅士在地方粮仓管理中的地位，即使并非不可或缺，也是有帮助的。18世纪中叶，陈宏谋在许多省份任职期间，就设法取得绅士的帮助来管理社仓。[167]在19世纪最后10年，江苏镇江府知府天才般地找到了一种方法，让居住在城市和乡村中的绅士互相合作。他委托城市中的绅士收粮，乡村中的绅士安排何人捐献多少粮食。[168]19世纪的一位作者提议利用绅士监督社仓管理，把管理存粮的实际事务交给由有关乡人提名的人负责。[169]但是，绅士的参与并不能保证粮仓管理的成功，多半还要取决于参与管理的绅士的素质和威望。该作者在指出关于“行社仓，首在得人”这一主要原则之后，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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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使今之宦成名立，退居林下者，力行社仓于一乡一里之中，则声望既足动乎官民，即规为必可垂诸永久。……以贡监生员而董其事，不必尽品学兼优也。即使人人皆学道君子，而官吏未必其敬信，人民未必其服从。[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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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绅士的两个组成部分——退职官员（绅）和取得头衔但未取得官职的学者（士）——之间威望的差异，这位作者作出了有益的区分。他对“士”作为地方粮仓的管理人，比对“绅”更没信心。这个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威望并不是跟这件事相关的唯一因素。个人品格经常具有重要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绅士——无论是“绅”还是“士”——的行为方式并不是一样的，素质也是千差万别的。用当时的话来说，士子中有“刁生”，退职官员中也有“劣绅”。乡人们不可能指望这种“刁生”“劣绅”正直诚实地管理粮仓。绅士把地方粮仓当作牟取私利的来源，屡见不鲜。例如，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其义仓存粮以前是满的，但是后来被“某巨绅之戚”盗得干干净净；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里，才在当地一名举人的坚决努力下，得以填补。[171]广东灵山县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该县每个社仓都是由“殷实耆宿”管理，并处于知县监督之下；这些社长对乡邻的福祉根本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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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出贷时，则曰官谷。收贮后，则为予利。一遇凶歉，不惟粜不可平，而利或三倍。是以前人之远规，众民之义举，而饱一己之囊橐。[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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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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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本章中尝试解释地方粮仓体系作为清朝控制灾荒的工具，何以未能实现它的承诺。没有人能否认，贮存粮食以防止灾害，是一个好主意；也没有人质疑救济饥饿的乡人的必要性，无论是为了保存地方经济元气，还是为了防止民变。然而，笔者通过研究可利用的记载，不得不这样说：像清朝其他统治乡村的工具一样，地方粮仓无论带来什么利益，其中部分（虽然不是大部分）都被伴随而来的坏影响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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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设，在清朝统治的早期年月里，当它的统治能量发挥到最大时，粮仓体系的运作比19世纪之后的情况要好些。即使在相对繁荣时期，清政府也发现常平仓的存粮不足，因而不得不以社仓和义仓来补充。地方粮仓的早期经验令人相当失望，康熙帝因此不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体系。康熙帝的继承者雍正帝，虽然不顾其父皇关于社仓仅仅适合于局部地区的警告，却也发现社仓的运作上存在阻碍。[173]后来的情况更令人丧气，[174]在清朝统治前的两个世纪就存在的许多粮仓，无法度过19世纪的战争和叛乱。[175]在同治和光绪年间，一些粮仓，尤其是在城市里的粮仓，虽然重新恢复，[176]但却未能挽救走向灭亡的政权，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随着王朝一起消失。[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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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要类型的地方粮仓很容易染上各种各样的毛病，其中大多数是由清帝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这种控制灾荒的工具，受到两个因素的阻碍而无法成功地运作，一方面是通常腐败又无能的官僚群体，另一方面是始终未能改善物质匮乏景况的农民（他们无力自行对抗险恶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但后一因素的重要性不能被过分强调。粮仓体系虽然是因必须救济生活无望的乡人而产生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乡人由于无依无靠反而享受不到粮仓的好处。贫穷的农人，要么得不到粮仓本来应该给予的救济，要么因借贷粮食又还不起而永远沦为欠债人。同时，乡村中的贪婪力量，给粮仓管理带来巨大危害，严重侵蚀了存粮。一位地方志的修纂者，就很好地概括了他观察到的19世纪后半期粮仓恶化的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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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建廒州郡，则僻壤难以遍沾；屯谷社司，则豪强或以处利；夏贷冬还，则无赖者甘于逋负；文移盘诘，则典守者视为畏途。……加以绅董薪炭之资，仓丁守望之费，岁时风晒之耗，出浮于入，折阅堪虞，故富绅苦于垫累，去之若浼，而贫者更不克负荷焉。[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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