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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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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宣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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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追随以前各朝统治者的脚步，采取思想控制手段，试图维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掌控。他们发现，强调社会责任和人伦关系的宋代的程朱学派，是达成这一目的最有用的工具。皇帝们不断表达对孔子的尊敬，过去的儒者只要言行被认为对帝国控制是有用的，也不断地被神圣化。[1]从顺治到乾隆的各代清朝皇帝，时常组织人员对儒家经典加以注解，论述宋代的新儒学，刊印朱熹著作——只要他们认为是可行或明智的，就会援引士人的帮助。[2]为了建立这种判断思想与行为绝对标准的“官方儒学”（imperial confucianism），[3]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就是争取士人的认同，尤其是争取那些明朝遗留下来、仍然效忠于明朝的士人的支持。清朝建立者充分认识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士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体认到控制士人，实际上就是控制整个国家。他们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恢复科举考试。顺治帝在进入北京后，立即下令在1644年举行了第一次乡试。接着在1646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试。1679年，康熙帝下令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博学鸿词”科。[4]通过这样那样的措施，清朝统治者努力取得士人的支持，把他们的思想和精力引上“正途”，使他们不致产生危害统治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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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清朝统治者也没有忽视控制人民大众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大多数乡人都是目不识丁的，用来控制士人的方法对他们并不适用，因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通俗教化方法——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乡约宣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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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宣讲应该是顺治帝创立的。他颁布了《六谕》，要求各省区、各旗的臣民不要违背伦理道德，过一种平静的生活。[5]为了把《六谕》的意思清楚地向臣民解释，每州县都要任命一名乡约，定期向居民讲演。礼部1659年决定，乡约及其主要助手由各地居民从60岁（实岁59）以上、声誉卓著的生员中指定；如果当地没有这样的生员，那么也可以选举60岁或70岁以上、名声好的普通人来担任。每月初一和十五，乡约在其助手的帮助下，必须解说《六谕》，并将其所在邻里之间的善行劣迹记录下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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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年，乡约宣讲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顺治帝颁布《六谕》15年之后〔编者按：应为18年后，上文提到顺治帝颁布《六谕》是在1652年，康熙帝颁布《圣谕》是在1670年〕，其继承者康熙帝为指导其臣民的言行举止，颁布了一套新的行动指南，这就是著名的《圣谕》。《圣谕》有16条，自公布之时起，就取代了最初的《六谕》，成为乡约宣讲的主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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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世纪后，1724年雍正帝明确说，《圣谕》十六条还是过于简短，无法让“无知乡人”充分理解。因而，他撰写了长达10，000字的《圣谕广训》。[8]为了使乡约宣讲更有效，清政府在1729年增加乡约人数，除了一名约正（乡约头人）之外，还要选出三至四名“朴实谨守者”来担任“值月”，每月轮流协助约正工作。在人口特别稠密的乡、村，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作为讲解乡约的舞台，叫作“讲约所”。每月初一和十五，要进行讲约，乡里的耆老、士子和街坊百姓都要参加。三年一任期满之后，如果约正和值月的工作卓有成效，且诚实无过，那么就会经由各省督抚的推荐而得到相应的奖赏；相反，怠惰废弛者就会受到惩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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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还要负责记录其邻里街坊应受到惩罚和值得奖赏的行为。在清朝统治早期，所有省区都建立了“申明亭”，用来张贴清廷所发布的教诲臣民的上谕。[10]那些犯下不法行为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违孝悌之道的人，其名字就会被张贴在申明亭上；改过自新后，名字才会被除去。[11]这种规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乡约宣讲的效果。清朝当局希望以这种精神枷锁来规范乡人和市民的言行举止，或使他们至少不要偏离它所要求的行为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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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非常强调乡约的重要性，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官员们加倍努力，使乡约真正发挥出潜在的教育作用。举例来说，乾隆帝在1736年、1737年和1743年多次发布圣旨，提示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推行乡约制度。[12]1753年，他又命令说，除了正常的半月一次讲演之外，官员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以儒家伦理道德来指导乡人的言行举止；在讲演时，可以运用土音谚语，好让乡人们能够理解。[13]此后不久，当秘密社会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蔓延时，清政府又极其努力地加强乡约——道光帝发布的一系列上谕可以证明。[14]一直到1865年，同治帝对在乡里中进行讲约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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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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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讲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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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1652年公布的《六谕》比较简单，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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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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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恭敬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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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睦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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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训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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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安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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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作非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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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条圣训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圣训1、2和3，指的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圣训4谈的是教育；圣训5指生计；圣训6涉及的是社会秩序。作为整体，它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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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当然要比《六谕》详细得多。[17]二者之间的关系，下页表可以很好地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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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圣谕》实质上就是《六谕》的详细化，但两者之间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存在着区别：《圣谕》更强调防止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有人推论，不管顺治帝的态度如何，到他的儿子康熙帝在位期间，官方儒学不再是劝人向善的训谕，而变成了防止臣民危害帝国的工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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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谕》和《圣谕》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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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点的转移，在雍正帝1724年所颁布的《圣谕广训》中表达得更明白。[19]在这一冗长的文献中，他不断地阐述如何培养有益于帝国良好秩序的个人态度和行为，即使在谈论其他事情如社会关系、教育和生计的部分。举例来说，他在谈论孝道时就认为，孝道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父母的爱，还包含忠君和认真履行所有社会责任。换句话说，作为孝子，同时“在田野为循良之民，在行间为忠勇之士”（圣训1）。他宣布说，每个人的地位既然是上天安排的，那么即使各人的能力不同，也会有适合于自己的职业；这种职业，无论高低，就是个人适当的责任。他还补充说：“夫天下无易成之业，而亦无不可成之业，各守乃业，则业无不成。”（圣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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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特别向农人提出劝告。他以如下激励的言辞要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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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因天时偶歉，而轻弃田园，勿慕奇赢倍利，而辄改故业。……公私输用而外，羡余无几，而日积月累，以至身家饶裕，子孙世守，则利赖无穷。（圣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