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5134
乡约讲习体系的评价
1703095135
1703095136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乡约作为教化庶民的工具，无疑取得了一些期望得到的效果。如果讲约员讲演时措辞巧妙，或能够给听者留下真诚或热情的深刻印象，那么《圣谕》《圣训》华丽的陈腔烂调，也会变得有具体的意义，打动一般农民的心弦。地方志就记载了一个事例，可以表明乡约宣讲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江伯立是广东阳江县田畔村的农民，有5个儿子。他没有什么财产，家庭条件艰苦，迫使年轻一代要跟父母分开过生活。其第五子叫江中业，继承了家业，家中仍然赤贫如洗。转变发生在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十五日，江中业参加了本村的一次讲约会。讲约者讲述了《圣谕广训》里江州陈氏宗族的故事。陈氏宗族一些成员靠诚实劳作而致富，并使700名族人能够生活在一起。这个年轻的农民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自言自语说：“吾独不克为陈氏乎？”从这天起，他更加努力劳动，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可以聚集并供养所有族人。[72]
1703095137
1703095138
其他事例表明，讲约员依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和热情，也可以对自己邻居产生确有成效的道德影响。陈桂（1698年的贡生，其父是秀才）在其本村担任约正达10多年之久，“奖进善类，教导闾里，率皆向化，无有争讼”；方殿锦，1710年的贡生，非常正直诚实，“主乡约三十余年，四邻辑睦。有无赖数辈横行乡曲，殿锦反复劝勉，卒致改行”[73]；李兆年，在科举考试中失败而捐得官位的士子，主持乡约宣讲有条不紊，非常有效，因而“里巷少争端”[74]。
1703095139
1703095140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环境下，乡约宣讲体系是一项引人注意的思想控制工具；或许，它是唯一把官方儒学的影响深深刻印在广大乡人的脑海中的方法。[75]但是，同其他清朝乡村统治制度一样，乡约宣讲体系也并未取得统治者所期望的效果。相对于每个声称它运作得很好的事例（如上文所引述），都有许多个反例存在。尽管两边的官员都有可能言过其实，但有关乡约宣讲体系运作方面的不利陈述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其运作效果令人满意。
1703095141
1703095142
清朝官员及一些皇帝总是抱怨说，讲约会有流于形式的趋势。19世纪的西方观察家很明显没有理由夸大乡约的优点或缺点，他们也未发现讲约体系是一项有效工具。古柏察就在1850年的著作中，承认“这个做法，如果得到认真推行，那么它就是一项值得称赞的、有用的体系”，但他同时又认为，“就其现在的情况来看，它不过是一具空架子”。他继续说道：
1703095143
1703095144
的确，在各县地区都指定一地作为官员教化人民的场所；这种场所称为“上谕亭”。……但在规定举行讲约的日期里，官员不过是走进来，抽袋烟，喝杯茶，然后就走出去了。[76]
1703095145
1703095146
美国旅行家威廉·盖洛（W.E.Geil）在20世纪初期认为，“官员讲读圣谕圣训的制度，已经堕落成‘无关痛痒的无用之物’”。[77]
1703095147
1703095148
中国许多官员的观点也是令人悲观的。早在1694年，亦即乡约讲习制度开始推行后不久，一名长时期担任知县的退职官员就记载道，他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把朝廷规定的讲约当作“故事”，只是偶尔举行一下。他说，在一些情况下，大多数官员并不想费力去修建一个固定场所作为举行讲约的地方，而常常利用佛庙或道观。[78]可以认为，作为退职知县，他不但熟悉乡约讲习体系的实际推行情况，而且多少具备了公正评价的资格。另一位地方官员，在18世纪早期的记述中，用如下的语言描述了那个时期的乡约：
1703095149
1703095150
朔望之后……（官员）前诣城隍庙中，公服端坐，不出一语，视同木偶，而礼生绅士请诵圣谕一遍，讲不晰其义，听不得其详，官民杂沓，哄然各散。[79]
1703095151
1703095152
这是城里的情形，乡下的讲约会如果真的有举行的话，可能更不认真。
1703095153
1703095154
清朝一些皇帝总是抱怨乡约讲习体系所有情况都不理想。乾隆帝在1740年所发布的一道相当冗长的上谕中就抱怨说：“朔望宣讲，止属具文，口耳传述，未能领会。”[80]3年后，他在另一道上谕中说，虽然向庶民宣传了《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但是按照要求去做的人很少：
1703095155
1703095156
即朔望宣讲，不过在城一隅，附近居民，聚集观听者，仅数百十人，而各乡镇间有讲约之所，亦多日久废弛。[81]
1703095157
1703095158
嘉庆帝在1809年发布的上谕中抱怨说：“近年以来，各地方官员历久懈生，率视为奉行故事，竟至日形废弛。”[82]道光、同治和光绪诸帝，在1833年、1865年和1876年发布的一系列上谕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悲哀。[83]同治帝相信，动荡的19世纪中叶之所以出现“人心风俗败坏滋深”，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官府不知讲约为何事，以致该体系荒废无用。
1703095159
1703095160
无论乡约宣讲体系的内在优点是什么，大多数中国官员和相当一些皇帝都对它的运作情况极为失望。如果要在这种观点和少数的乐观派观点中作选择，那么选择前者要更为稳妥；尽管我们并不像一些学者那样，认为乡约宣讲体系在清朝崩溃之前就实质上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84]此外，即使我们相信主张有效一方的说法是真的，也很难就此认为乡约的运作是成功的。判断任何控制大众思想工具的有效性，要根据它们在全国各地推行所产生的整体效果，而不只是根据比较少的几个事例。根据19世纪中国乡村的普遍情况，以及乡人的一般言行举止情况来看，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认为乡约宣讲体系的推行是成功的。研究一下乡约讲习体系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就可以部分说明它为什么在整体上未能有效运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困难，就是直接负责推行乡约讲习体系的普通官员能力不足，或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操办这件事。的确，帝制中国官员具有好口才的很少。通过他们的口头讲述来传布官方儒学的影响，其结果经常被证明是枉费心机的。对于那些承担着许许多多繁重职责的州县官员来说，推行乡约对他们来说是徒劳无益、令人生厌的事情。这些州县官员会严肃认真地对待诸如征税、镇压土匪、调查谋杀案件和诉讼之类的事情，但很容易忽略半月一次的讲约会。
1703095161
1703095162
要找到合适的人才，在遍布清帝国广大领土上的无数个城镇和乡村中推行乡约宣讲体系，这个难度怎么说都不嫌夸大。根据规定，约正及其助手必须是受过教育、受人尊敬的人，品格相当好，能够赢得听者的信任。很明显，这种人，即使有，也只能从绅士中去找。这正是为什么“约正”和“值月”最初从举人、贡生和生员中挑选的原因，尽管法律并没有禁止平民担任约正。[85]经验表明，要想得到这种士子的服务是很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乡约人员能得到的好处，抵不过这个工作带来的麻烦。清廷许诺，对于那些服务成绩值得肯定的人，要嘉奖功绩[86]、发给奖匾和给予物质酬劳[87]。在广东某县，讲约员可以得到顶戴（可能是最低级别的）奖赏；每讲演一次，还可以得到一二两银子的报酬。[88]在另一县，讲约员每月可以得到一两银子的报酬。[89]可是，绅士和士子，尤其是已经取得举人和贡生地位的，一般都有较好的途径去获取威望和财富，因而自然不会被小小荣耀和微薄报酬所吸引。[90]因此，经常从事于讲约的人，一定是地位较低的人，他们对乡人或市民产生的社会影响和道德影响很有限，甚至微不足道。18世纪的一位作者就说道：
1703095163
1703095164
乡里所推为约长者，非鄙俗之富民，即年迈之乡老，彼其心岂知有公事哉？……此人所以视乡约为具文而莫之举也。[91]
1703095165
1703095166
不过，即使绅士和士子服务其中，也不能提供任何成功的保障。针对指派生员到全国各乡村宣讲《圣谕广训》的建议，19世纪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
1703095167
1703095168
查国初有约正值月之设，以司宣讲，其始令举贡生员充当，旋经礼部奏准，此项宣讲之人，不拘士民，不论人数。……盖一学中品学兼优者大率不过数人，或书院肄业，或设馆授徒，借其膏火束脩赡家糊口。若乡派数人月讲数次……恐非所以示体恤也。[92]
1703095169
1703095170
这位官员明显是为品学兼优的士子发声的。同时，他又提醒清廷要注意一些品格值得怀疑、学识也不优的士子，他们的人数比“优”的要多得多。
1703095171
1703095172
有关获得合格人才的问题，沈曰霖的解释最为简明：
1703095173
1703095174
其先以绅士充之，往往恃符作横，至惩其弊，而易以细民，则又游手无赖之徒，借名色以鱼肉其乡民。[93]
1703095175
1703095176
即使不考虑个人品格问题，挑选令人满意的讲约员也绝不容易。就目前可以利用的档案资料来看，清朝统治者从内心里期望把正统儒学基本思想灌输到乡村大众的脑海中去。很明显，只有当讲约员有能力使听众了解他们所说的，或者他们的讲演非常有趣，从而能把大多数人吸引到讲约会中来时，统治者的愿望才能实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讲约员整体上没有这种能力。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可能擅长作“八股文”，但很少是好的演讲者，无法让“无知乡人”懂得他们在讲演什么。因此就像一位皇帝承认的，到讲约会来听讲的乡人无疑相当少。
1703095177
1703095178
不过，挡在思想控制成功之路上的根本阻碍，是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其中的恶劣环境。大多数乡人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社会地位相当低下；无声但不可争辩地反驳了正统儒家学说的几乎每一条训示。圣谕宣传和谐、勤谨、节约、忍耐、养成良好习惯、遵守法律。在乡约讲习的补充内容中，乾隆帝要求富户考虑一下他们贫困邻居的生活需要。[94]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一方面粮食产量并不能满足所有人民的生存，天灾人祸致使大多数人处于悲惨境地，另一方面有特权的家庭靠剥削贫苦大众利益而致富（尽管这种致富只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践“德”行义变成了没有多少人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与此同时，相信“异端”——白莲教、捻教、拜上帝教等——的人，承诺为一无所有的“无知乡人”提供粮食，为他们那迷信的心灵提供“天国”。即使许诺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食粮最终都没有实现，但在许多乡人耳中，“叛匪”的话语，比起钦定儒学的高调，一定来得更为真实。
1703095179
1703095180
这绝不只是推测。道光帝就在1835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说：直隶、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和广西等省的“教匪”聚集起来到处抢劫，并给他们的这种行动取了个吸引人的名字——“均粮”。[95]广东省一支“土匪”领导人就以如下的语言描述了他们的行动：
1703095181
1703095182
我们这些百姓本来出生在生活富足的时代，对朝廷也是忠诚的；我们的家庭在本村也受人尊敬，我们也在做好事，注意勤谨持家。但是由于连续发生水灾，庄稼颗粒无收，我们一贫如洗，因而所有行道的人们都不得不变成土匪。当我们遇到处境同样悲惨的同胞兄弟时，就一起到（广东）西部来，找一块求生的地方。因此，我们为了免于饥饿而死，不得不当土匪。[96]
[
上一页 ]
[ :1.7030951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