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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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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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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前几章，已经看到保甲和里甲这两种清朝统治乡村的体系，以奇怪的方式转变成与当初设置目的不同的东西。乡约讲习体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在不同的地区，它取得了教化乡人和市民以外的广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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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并不是清朝统治者的独创，这个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76年。是时，一名儒生草拟了一份《吕氏乡约》，制定了一项进行某种乡村自治的计划。[100]虽然他深受《周礼》的影响，但其基本思想又不同于《周礼》。他所草拟的乡约，是乡人自愿、自发的合作，在道德、教育、社会关系和经济互助等四方面共同努力。这种乡约，跟《周礼》中所描述的基层社会单位不同，并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大约一个世纪后，理学家朱熹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并进行了改善。[101]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和著名哲学家、政治家王守仁，积极支持乡约，并作了重要修正。[102]王守仁方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回归到古代的观念。[103]在清朝17世纪中叶推行乡约讲习体系之前，无论它经历了什么变迁，从来都不是专为控制大众思想而设计的工具。[104]清朝最初确定的乡约讲习制度，虽然并不是独创，却与传统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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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环境的改变也为清代乡约体系带来新变化。乡约吸收了与教化无直接关系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者原先指派给它的目的大多被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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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事例清楚地表明，约正、值月越过他们作为教化者的职责，变成了当地争端事务的仲裁人。这一趋势在南方各省尤为普遍。例如，广东省一些州县的乡人聚集在讲约场所里，讨论决定大家都关心的事情。[105]表现出领导才能的讲约人，有时对乡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处理地方事务很公正，很有才能，使得他们在几十年中“为乡族所畏服”。[106]在广西一些州县，乡约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比乡村长者和头人大得多，因而“武断乡曲，把持官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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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宣讲体系更大更重要的变化，是它取得了保甲制度的功能，这使它从思想控制工具变成了一种治安控制工具。正如一位非常著名的官员所指出的，这一变化发生得相当早，18世纪之前就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于成龙在1679年左右写了《慎选乡约谕》一文，笔者从中摘录一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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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设立乡约，慎选年高有德……每乡置乡约所亭屋，朔望讲解上谕十六条，所以劝人为善去恶也。至于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赖焉。……凡有司勾摄人犯，差役不问原被告居址，辄至乡约之家，管待酒饭。稍不如意，诟詈立至。且于朔望点卯之日，肆行凌虐。倘人犯未获，即带乡约回话。……甚之词讼小事，必指乡约为佐证。……且一事未结，复兴一事。……无一宁晷。……因之年高有德，鄙为奴隶。殷实富家，视为畏途。或情或贿，百计营脱。而寡廉丧耻之穷棍，兜揽充役，串通衙捕，鱼肉烟民。[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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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后，乡约从宣讲体系转变成治安工具的步伐加快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官员提到乡约时，好像它就是保甲，并把它当保甲来看待。[109]清廷自己最终也忘记了乡约的讲解职能，认为其“原来”的职能就是治安监控；道光帝就是这样的。他在1830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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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县设立乡约，原为约束乡里，稽察牌保，如有盗窃及不法匪徒，即应送官究治。[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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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一位中国近代历史学家要认为，很难确定乡约和保甲究竟是两种体系，还是一种体系的两个别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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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变化是乡约吸纳了“团练”的保卫职能；或者更常见的，利用乡约的架构来组织团练。这种变化，在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到19世纪中叶逐渐普遍。在广东佛山镇，一些长者1647年就组织了地方武装力量，防止“黄头贼”侵袭，称为“忠义营”，不久解散，但在1655年为打击海盗又恢复了。1662年，“忠义营”进行了重组，并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忠义乡约”。[112]英国人1842年要求进入广东省城时，省城周围的乡约，就发动自愿者，对抗“英夷”，保卫省城。这些自愿者就被称为“约勇”（“各约乡勇”的简称）。[113]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活动中，发现保甲组织是编组团练不可缺少的组织基础，但是由于“公正而肯任事者”认为充当地保或保长甲长降低了他们的身份，曾国藩乃决定用乡约的名字来取代。[114]大约30年后，张之洞指导山西省的乡民确立针对土匪侵扰的地方自我保卫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也是乡约、保甲和团练的融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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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区也出现了乡约和团练的融合。在广西博白县，据称19世纪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组织：乡约指挥一批“长干”（即长时期服务），“守望稽查游盗”；“练总”率领一队“练勇”，“保卫村子”。该县城和乡村地区的人力配备如下[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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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陕西省洛川县“乡设团总一人，俗呼为老总；旋改团总为乡约”。[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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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约转变成地方自我保卫组织的绝大多数事例里，不论它被称为团练或其他名称，原来宣讲《圣谕》和《圣谕广训》的职都能消失了。不过，偶然也有一些还保留着，就像广东省的一些乡约组织。在花县，有名捐了官衔的绅士，“奉谕办团练，联合十余乡，倡为同安乡约。……在兰泮庙侧建修善堂，延聘声音清亮者，在善堂宣讲圣谕”。[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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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乡约制度最奇怪的变化，见之于当代一位社会学家对山东省台头（Taitou）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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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是收税员。原先他的主要职责是向村民宣读孝道的圣旨，保证社会习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符合孔教伦理。渐渐的，乡约成了政府传令员，他把县政府的命令传达到村庄，并把村庄事务方面的意见反馈上去。最后，乡约甚至连这些职责也没有了，仅仅成为收税员，一个得不到村民太多尊敬的职位。[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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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是乡约职能转化的缩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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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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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饮酒和其他敬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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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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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民和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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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要求尊敬长者。清朝皇帝相信，这是他们进行思想控制的又一有用工具。相对于年轻人来说，长者进行革命的热情要低些；对其长辈天生热爱和尊敬的人，也不太容易起来推翻现存政治体系。基于这一认识，清朝统治者除了规定在乡约宣讲中宣传尊敬长者之外，自己也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表现对长者的尊敬，希望以此给臣民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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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清政府树立了一项永久性政策，对到了一定年龄的臣民，给予物质上的赏赐或津贴。用官话来讲，这样的人就是“老民”（上了年龄的国民）或“老人”（上了年龄的人）。从档案记载来看，他们的年龄至少要在70岁以上，才有资格得到清政府的赏赐——主要是特别的礼物和豁免力役。毫无疑问，这一政策是康熙帝确立的，后来的历代皇帝继续执行，一直坚持到晚近的时候。[120]省志和地方志通常记载了一些赏赐事例，年长的乡民和市民得到丝、谷物和肉等实物的赏赐。根据广东《恩平县志》的记载，1688年到1831年之间，年长者共有17次得到丝绸和谷物的赏赐。[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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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手中有一些数字可以说明清朝赏赐政策的执行范围。根据户部1726年提交给清廷的报告，共有1，421，625位70岁到100岁之间的老人老妇，所得到的丝绸和其他赏赐总价值为890，000两，粮食总数为160，000石。[122]这些老人老妇都是普通百姓，官吏、文人、商人、和尚或道士，不在此列。很明显，每名受赐者所得赏赐虽然并不多，但足以引起乡人的注意。陕西《翼城县志》就提供了如下数字[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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