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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乡村生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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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清政府通过学校控制进行思想控制的效果，便利的方法是分别评估它对那些受书本规则影响的人和那些不易受影响的人的影响；也就是说，评估它对受过教育的士子以及大量目不识丁的乡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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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清朝思想控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或至少不要对其统治产生什么危害，那么可以说，清朝历代皇帝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地埋头于“苦读”的士子生涯。[323]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受正统儒学影响太深，因而对任何改革或革命的观念、思想无动于衷。明代士子的激烈言行——其中包括对官府公开的批评、党争和不受压抑的讲学——被一片对社会实际生活问题的漠不关心所取代；这是乾嘉时期许多士子的特性。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知识界的氛围，被清代一位著名文人描绘得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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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官无权，亦复胆怯怕事；御史不再进谏，缄默不语；议论沉寂，不闻学者讲学论道；下吏不建一言，徒斤斤于应付察考与谋取私利，置道德与公事于脑后。[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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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同时期的学者〔编者按：上下两段引文都出自管同《拟言风俗书》，是同一作者〕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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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廷学校之间，安且静也。[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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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引两段资料的作者对官员、士子的麻木不仁描述得有些夸张，或者陈述过于武断，但其指出的明清士子之间的区别无疑是存在的，这明显地反映了清代皇帝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制度进行思想控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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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政府通过科举考试和学校体系进行的思想控制实践，并没有取得帝国统治者期望的全部结果。清政府无力将皇帝所制定的规定和训示有效地推行下去。只要它们被执行了，就会产生出一些在清廷看来并不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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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士子对清廷不时颁布的措施和指示阳奉阴违，他们公然违背清朝法律或反对钦定伦理道德，背离清朝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官方文件上，这样的士子叫“劣生”，或叫“刁生劣监”。尽管清廷严厉规定不准同地方官接触，他们却不断纠缠地方官，[326]向后者提出与学问无关的要求或请求。关于学子必须在“门簿”上（这种记录册由州县教谕向衙门提供）登记、说明拜访原因的规定，在17世纪晚期变成了“故套”；[327]到18世纪中叶则“渐成具文”。[328]当州县官员例行地出现在孔庙时，士子就不断提出要求或请求，[329]这样就避开了到衙门的禁令。清政府1835年承认，尽管不断重申禁令，全帝国各省之士子仍坚持“勾串胥吏”，“欺压乡闾”。[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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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士子自降身份，从事与其地位不相称的非法工作。虽然清廷免除他们服劳役、军役，但是1735年有报告说，在陕西驻军中出现了许多文武生员。[331]在浙江，士人常常充当官府的基层代理人，保存税收记录，证明土地的转移（这种服务通常叫“里役”，是劳役的一种）。[332]在19世纪80年代，山西省的士子经常接受担任里长的任命，或参加征税，卷入诉讼。[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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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士子与地方官员发生争吵时，他们的言行会变得非常激烈。两者之间冲突最普遍的原因，是士子们在地方考试中名落孙山。大多数士子不顾乾隆帝的劝告，还是以获取头衔或特权为读书的主要目的，科场考试失败，直接打击了他们的企图。即使主考官确实公正无私、有眼力，失败者也不会承认自己的确学力不足；不幸的是，这样的考官并不多。年轻人血气方刚，混乱立刻就会发生。康熙帝在1673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指出，“各省生童，往往有因与地方有司争竞龃龉，而相率罢考者”。[334]1734年，雍正帝也指出了这种情况。[335]尽管清政府进行了严厉惩罚，也未能阻止目无法纪的罢考，而且这种罢考有时还发展成为暴动；就像1863年江西丰城、1886年湖南芷江的事件。[336]有时，引起罢考的原因是考试失利以外的其他原因。1851年，广东东莞县一些生员和南海县一所书院的学生拒绝参加规定的地方考试，以此反抗两县知县所采取的关于税收和金钱方面的措施。[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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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还指出了士子的其他不法行为。1653年有报告说，各地生员“最劣等”的是利用其地位，“霸占土地”。[338]1729年报告说，“劣生”“有窝匪抗粮，捏词生事，唆讼陷人，灭伦悖理者”。[339]1730年，清政府得知，东粤的士子向经过其村寨的船户勒索钱财，并非法地在集市上征收捐税。[340]1766年浙江报告说，生员和监生为控制祀庙财产并占为己有而大打出手。[341]1739年，清政府得知，湖南长沙各地一些年轻士子在府城参加考试之时，侮辱妇女，几乎导致一场暴动。[342]江西兴安的士子，利用其特权地位为盐贩子和从事其他非法活动的人提供掩护。由于这一做法太过招摇，引起清廷在1835年的镇压。[343]尽管清廷在1771年就下了禁止令，可是教唆词讼仍然是“劣生”喜欢采取的枉法行为。[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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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生”有时就是暴民的首领。1739年，清政府发现有必要禁止士子聚集，即使是对清朝统治并不构成什么危害也不行，因为各省上报说“劣生”经常“聚众抗官”。[345]1739年，福建福安县的士子侮辱知县，并且把孔庙大门涂黑，亵渎孔圣人；直隶昌黎县的士子文人堵住衙门大门，因为他们认为知县不称职。[346]3年后即1742年，清政府又得到报告说，苏北一些州县的居民在“劣生”领导下发动罢市，引起衙门混乱，以示对地方官在洪灾之后进行的救济方式的不满。[347]1781年，山东阳谷县一名生员煽动村民拒绝（帮助河南省）疏浚河道，并组织暴民攻打监狱，捣毁粮房书吏办公室。[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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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1841年，湖北崇阳知县怀疑一些生员和衙门吏员狼狈为奸从事腐败活动，因而展开彻底调查。罪犯立即组织暴动，杀害知县。[349]4年后即1845年，浙江奉化一些参加上一年（1844年）县试的失败者指控知县偏袒，收受贿赂。在当年县试举行的第一天，他们聚集起来，攻击负责考试的知县，并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将他赶跑。据说，这场混乱“迅速发展成为一般的反叛”，清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进行镇压。[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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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之所以会变成“劣生”和“刁生”，其原因并不只是在他们一方。地方官员不称职以及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制度本身的蜕变，使许多士子对前途非常失望，对钦定儒学及其制度规定非常不满。由于考试中日益充满欺骗等非法行为，[351]而清政府颁布的详细措施又未能禁绝它们，[352]因而尽管对被抓住的罪犯进行了惩罚，但是贿赂、偏袒和欺骗仍然存在并继续扩散。[353]贫困的农家子弟挤入士子行列的机会的确微乎其微。在一些州县，甚至规定了取得“入籍”必备的财产条件；这样就使得出身贫苦的读书人失去参加州县试竞争的机会。[354]一位《圣谕广训》的解释者写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你们若肯学好，教育你们的子弟，这举人进士，都是家家有份的。”[355]对许多贫困村民和希望落空的学子来说，这听起来必然非常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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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环境下，很难培养出信仰儒学或对清朝真正尊敬的士子。更严重的是，地方教育官员（指年轻儒士的教谕及训导）行为举止非常糟糕，很难得到读书人的尊敬和信任。在1862年的一道上谕中清廷注意到他们明显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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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直省教职等官，并不实力奉行，认真训课，惟知索取贽礼脩仪，贪得无厌。又其甚者往往干预地方公事，并或遇事鱼肉士子，谄谀绅富。[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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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教育官员的谴责，各省当局很有同感。同一时期，江苏巡抚丁日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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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官，不惟无益，而且有害。生员贽仪，厚者待之如宾如友，薄者视之如寇如仇。且以旷课详革，俟其打点关说，而又为请开复。举报节孝，非有阿堵物，不为转行。甚至勾通讼棍，控告诸生，俾可择肥而噬。[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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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控制方面，劣生完全不能向清朝提供什么帮助。的确，他们出现在城乡，在某种程度上就抵消了那些清朝认为对其统治有用的士子带来的思想影响。总而言之，清政府对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控制很有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清朝对人民大众也不能维持完全有效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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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全部。具有几分讽刺的是，清朝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在其有效实施的范围内，带来了其他后果；这种后果同样是清廷所不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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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使士大夫变成无害的。然而，恰恰因为他们被特殊地位与特权所诱导，以符合规定的思想模式，因而他们无法发展出知识热情或道德力量。经过世代灌输和在科举考试中追求“科名”，他们最终相信的人生哲学是：除了追求个人成就和私利之外，一切毫无意义。虽然许多士子成为清朝顺从的官吏，但是他们很少成为清朝统治的忠实臣仆或钦定儒学的忠实捍卫者。在平常时期，这种士子完全无害，但在紧急时期，很少人打算帮助皇上面对危机。换句话说，长时期延续的思想控制，终结于士大夫道德和知识的萎缩；而清朝却正是依靠这种士大夫来进行统治，并将思想控制延伸到巨大帝国的遥远角落。这样，清朝为追求思想领域的安全付出了巨大代价：清朝统治的道德基础最终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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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认为，曾国藩（一位极其成功的士大夫）为清朝做出卓越的服务，这一事例说明了清朝的思想控制还是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对这一点的回答非常简单，曾国藩并不是普通的士子，他及其亲密伙伴事实上非常特别。在重大关键时期，他们挺身而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历史的进程，但是未能明显地改变科举考试制度和学校制度共同造成的一般状况。他们的行为当然不属于19世纪士大夫的典型行为。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如果说有一名士子（不论有无头衔）准备捍卫孔孟之道和清朝的统治，就有许多文人士子在第一次风暴到来时逃之夭夭，或者与“盗贼”妥协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者与反叛者共命运，如同那些公然参加太平天国在南京所举办考试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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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控制对能够直接受到书本教化之人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讨论够多了。对多数目不识丁的乡村大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效果，要精确评估则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略为检视乡村学校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得出一个大概光景。根据笔者手中零星资料来看，很少有乡村学校是真正和持续兴旺的。分布在州县城或乡镇的书院，位置比较好，可以得到地方官或绅士的支持，其情况就比义学或社学要好；尤其是位于享有一定程度经济繁荣地区的书院。[358]但是，其他地区的书院，就没有这一令人鼓舞的景象。[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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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关心的当然是义学和社学。前者一般分布在乡下，后者是最好的乡村学校。有关这两种类型学校的记载显示，这些地方学校对乡村大众没多大影响。没有什么材料证明义学被好好管理，或得到较大的注意。据说，许多义学在设置后不久就消失了。例如，在直隶邯郸，1685年到1871年间设置的12所义学，清朝结束前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所，其中一些早在清朝崩溃前就不复存在了。[360]在江苏扬州府相对不繁荣的县份，最初设置的义学到1810年完全消失了。[361]江苏巡抚丁日昌设法恢复义学，但为失败而感到懊恼。他1868年发现，有个县的情况特别令人失望，“塾多徒少”；另一县，上报只有4名学生。[362]在贵州铜仁府，境内的所有义学在1890年前完全消失了。[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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