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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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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暴徒、土匪和其他敌人的自卫任务，有时由宗族承担。据记载，广东恩平县19世纪中叶就有这样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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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客人作乱……于是联合十里内各姓，组织一团体……名为五福堡。即醵赀，在沙湖墟筑室数楹……遇事召集面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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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一段记载，虽然所指发生时期要晚得多，但是可以提示宗族在地方防御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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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族”扩大到包括有关区域内所有同姓之人，集中同姓力量共同反抗侵略，保护自己。1944年夏，日军攻占台山和三水，威胁开平（译者按：原文误为L’ai-p’ing）。虽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但司徒氏和关氏两族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司徒氏宗族的富商和地主认识到日军侵略给人人都带来了巨大威胁，因而把全部家产捐献出来购买武器。由于资金还不够，祭田和其他公共财产也被拍卖。[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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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还以武力对抗官府代理人。下一段记载发生于19世纪晚期福建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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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东林（Huang Dunglin）祖父还在世时，一名税吏来黄村收税，冤屈了该村的某个家庭。黄东林的祖父性格耿直，他敲响锣鼓，召集族人，准备抵抗税吏及其随从。如果税吏当时不立即道歉，肯定会有流血冲突。自那时起，黄村就得到了一个称号——“蛮子村”。[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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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宗族活动的探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宗族活动在较大程度上与前面一章中所描述的乡村活动完全相同。这并不稀奇，因为宗族和乡村在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实质上都受到同一因素（即绅士）的控制，都由相同的居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没有理由在活动上有什么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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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尤其是单族乡村）中存在着宗族，自然要给乡村生活带来一些不同。宗族会增强其所在乡村的团结，使村社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加紧密、组织更加完善。但是，宗族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乡村生活的基本模式。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之间的区别仍然存在，乡村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宗族也没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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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坑——19世纪的一个单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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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得到的“宗族—乡村”是一种合成的图景，是从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收集来的并列事实所形成的，这些事实很少有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下一段资料就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宗族乡村，是大学者梁启超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亲身观察。不过，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对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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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乡治各决于本保，其有关系三保共同利害者，则由三保联治机关法决之，联治机关曰“三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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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自治机关则吾梁氏宗祠“叠绳堂”。自治机关之最高权，由叠绳堂子孙年五十一岁以上之耆老会议掌之。未及年而有“功名”者（秀才监生以上）亦得与焉。会议名曰“上祠堂”（联治会议则名曰“上庙”），本保大小事，皆以“上祠堂”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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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绳堂置值理四人至六人，以壮年子弟任之，执行耆老会议所决定之事项。内二人专管会计，其人每年由耆老会议指定，但有连任至十余年者。凡值理虽未及年亦得列席于耆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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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长一人，专以应官，身份甚卑，未及年者则不得列席于耆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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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及值理皆名誉职，其特别权利只在祭礼时领双胙及祠堂有宴饮时得入座。保长有俸给，每年每户给米三升，名曰“保长米”，由保长亲自沿门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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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祭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耆老总数常六七十人，但出席者每不及半数，有时仅数人亦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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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五十岁者只得立而旁听，有大事或挤至数百人，堂前阶下皆满。亦常有发言者，但发言不当，辄被耆老诃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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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会议其议题，以对于纷争之调解或裁判为最多。每有纷争，最初由亲支耆老和判，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于官矣。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讼，乡人认为不道德，故行者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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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犯法，如聚赌斗殴之类，小者上祠堂申斥，大者在神龛前跪领鞭扑，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更大者革胙。停胙者逾期即复，革胙者非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罪不得复胙，故革胙为极重刑罚。耕祠堂之田而拖欠租税者停胙，完纳后立即复胙。犯窃盗罪者，缚其人游行全乡，群儿共噪辱之，名曰“游刑”。凡曾经游刑者最少停胙一年。有奸淫案发生，则取全乡人所豢之豕，悉行刺杀，将豕肉分配于全乡人，而令犯罪之家偿豕价，名曰“倒猪”。凡曾犯倒猪罪者永远革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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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主要收入为尝田，各分祠皆有，叠绳堂最富，约七八顷。凡新淤积之沙田皆归叠绳堂，不得私有。尝田由本祠子孙承耕之，而纳租税约十分之四于祠堂，名曰“兑田”。凡兑田皆于年末以竞争投标行之，但现兑此田不欠租者，次年大率继续其兑耕权，不另投标。遇水旱风灾则减租，凡减租之率，由耆老会议定之，其率便为私人田主减租之标准。支出以坟墓之拜扫祠堂之祭祀为最主要。凡祭皆分胙肉，岁杪辞年所分独多，各分祠皆然。故度岁时虽至贫之家皆得丰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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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乡团，本保及三保联治机关分任之，置枪购炮，分担其费。团丁由壮年子弟志愿补充，但须得耆老会议之许可。团丁得领双胙。枪由团丁保管（或数人共保管一枪），盗卖者除追究赔偿外，仍科以永远革胙之严罚，枪弹由祠堂值理保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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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前有小运河，常淤塞，率三五年一浚治，每浚治由祠堂供给物料，全乡人自十八岁以上五十一岁以下皆服工役，惟耆老功名得免役，余人不愿到工或不能到工者须纳免役钱，祠堂雇人代之，遇有筑堤堰等工程亦然。凡不到工又不纳免役钱者，受停胙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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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蒙馆三四所，大率借用各祠堂为教室，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之人。学费无定额，多者每年三十几块钱，少者几升米。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负之义务，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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