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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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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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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大约与此同时，西方宗教、技术、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欧洲文明日益涌入，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混乱因素，加剧了清帝国的内部危机，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争斗、暴动和造反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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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一个西方宗教卷入的地方争斗的奇特事例开始。“皈依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之间的宗族械斗”，据说“在浙江非常普遍，在广东并非不常见，在其他省区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发生于1906年10月的浙江海门的一次争斗，特别具有代表性。关于此次事件双方各执一词。新教徒说，械斗爆发于10月9日，是时800名到2，000名天主教教徒攻打新教小社区。“罗马天主教大军”由许多队伍组成，每队由一人率领，各有不同的标志。“总司令”是当地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他的手下有11名队长，其中有几人是“著名的强盗头子”，至少有两人是“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在确认遭到抢劫和攻击之后，新教教徒被当地官员送到台州府城请求保护。天主教教徒说，引发械斗的是新教教徒，因为他们首先计划抢劫一名天主教教徒的家，并采取武力手段把一名被知县逮捕的罪犯从监牢中解救出来（这名罪犯大概是知县听取上面那名天主教教徒的建议而被捕的）。此外，天主教传教士有一块土地，围绕着新教教堂。当前者计划在这块土地上修建一垛围墙把一栋房屋（大概属于新教教徒）围起来时，新教教徒进行抵制，由此引发了冲突，“强盗和武装的新教教徒”用火枪攻打天主教教徒。[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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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冲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事例以一种简单的方法说明了两个外来宗教之间的敌对行为，如何成为地方冲突爆发的一种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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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还以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方式让19世纪的中国感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各地居民皈依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数日益增加，许多地方修建的教堂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地方，注定要增加摩擦的机会。洪秀全及其早期的支持者皈依西方宗教，事实上就是促成太平天国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民变爆发的原因之一。[257]无论从哪一派神学的观点来看，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观念远远不是正统的。但是，他们公开宣称的信仰带给他们巨大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们的行动中，尤其在早期阶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接触布道文献而产生“信仰”，洪秀全是不会成为“天王”的；虽然他可以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发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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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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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难以忽视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达到顶点前的无数次排外暴动。这些暴动，吸引了当时许多西方作者的注意，他们从不同角度作了多种解释。一般来说，产生矛盾、摩擦的重要因素主要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中国人的优越感；西方人奇怪的、有时肆无忌惮的行为方式，在“中国人脑海中留下了许多苦难的印象”；“西方商业入侵”；鸦片烟吸食日益普遍，等等。[258]显然，绅士阶层和普通百姓对这些因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文化反感是绅士排外思想形成的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而切身的经济利益冲突更可能激起普通百姓的敌意。此外，笔者随后就要指出，如同其他类型的地方“混乱”一样，绅士阶层在排外运动中起着发动者或领导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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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排外运动通常都与绅士有关，几乎不用多加解释。西方思想和宗教涌入中国，威胁到绅士阶层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观念。“外夷”宗教思想的蔓延和宣传，首先对自认为是孔圣人门徒的绅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难以忍受的事。随之而来的结果，正如一位现代西方学者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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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一旦情况变得非常清楚，东西方之间正在产生的冲突，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实际上还有文化类型的，统治阶级就开始认识到这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会极大地有害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统治阶层的财产，绅士和儒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反对外国人。[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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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自然成为中国排外情绪的目标。中国作者——其中一些有不错的学识名望——“捏造”并散布传教士丑恶荒诞的故事。[260]他们劝说或胁迫各地居民不要出租房屋或卖地给传教士用作传教。[261]当较为温和的排外行动阻挡不了“外魔”的入侵时，他们就会采取较为激烈的方法。正如19世纪西方一位作者正确观察指出，许多绅士“被指控（显然有充分根据）煽动居民起来反对外人，引发许多群众暴动，特别是以传教士为攻击目标的”；[262]而普通百姓对传教士一般没有敌意。[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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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烟的吸食日益广泛造成不幸的后果，对此要负责任的虽然不只是外国人，但却成为绅士“煽动”反外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外国人对鸦片烟流传要承担哪一部分的责任，事实是，“上层社会”中许多人都无条件地把“麻烦的真正原因”归结为“外国人贪得无厌”，因此以极其仇恨的眼光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无知群众”很容易被鼓动而上演反教动乱或类似的暴动。[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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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依靠劳动或手艺艰难谋生的普通百姓，意识到外国商品和技术的输入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很容易产生排外情绪，并经常公开付诸行动。举例来说，1830年左右，西方棉纱的输入，就引发华南一些地方的排外活动。东印度公司一位官员对此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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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近郊两个地区和另一个离广州大约20英里的地区，当地居民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反对棉纱输入的暴动。他们大声地抱怨说，棉纱输入夺走了他们妻子和孩子的生计，因为他们都是靠纺织为生的。[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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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航运是普通百姓和外国人之间产生矛盾、摩擦的又一原因。轮船航运结束了帆船航运的历史，结果从事内河运输的大多数农民的饭碗被夺走，就像扬子江和整个大运河沿岸的情形一样。[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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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外运动是因经济利益冲突而爆发的，那么传教士就不再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举例来说，西方一位学者就对华中、华西地区情况作了下述有趣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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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爆发了四次暴动。这些暴动都发生于扬子江沿岸，地点全部是贸易口岸。……远离扬子江的几百名传教士，几乎没有受到侵扰、伤害。情绪激动的群众参加这些暴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过可以肯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地帆船的工作被外国轮船夺走。在发生过两次暴动的扬子江上游，由于当地人对轮船航运溯江而上的反对非常强烈，英国公使不得不放弃这项权利。虽然当局没有采取什么特别措施把传教士撤离重庆，不过官员竭尽全力阻止“牯岭号”（Kuling）汽船开到重庆〔担心它会引发进一步的暴动〕。[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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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普通百姓怀有普遍而又前后一贯的排外情绪，也是错误的。许多西方人的经历都表明并不是这样。从有关19世纪早期到义和团之乱期间的报告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村民对外国客人的基本态度是友好的，直到（或除非）环境使他们改变基本态度。举例来说，英国阿默斯特（Lord Amherst）使团里的一名官员，就描述了他1816年8月在天津附近一所村子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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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民们确信我没有恶意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变成我见过最单纯、最亲切的了。因为，他们最初对我的态度，表现出来的就像有时会体验到的，在接近一头性情未知的动物时的那种感觉。这种感情尤其在孩子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孩子看到我忙于收集植物标本（我是使团的博物学家）时，立即帮助我收集。然后，他们小心地、一步步地靠近我，拿着要给我的东西停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当我接下它们的瞬间，他们立即就跑开了。然而，一旦我收下它们中的任何部分，所有的拘谨都消失了，我身旁现在堆满了一束束（他们帮我采集）的花。[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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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军官指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丝毫看不出宁波居民有反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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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2年进行的战争中，英国军队从容地占领了宁波城。该城居民虽然仍然害怕与官员妥协，甚至不敢在我们的暂时统治之下开店营业，从事各自职业，但是，他们对我们展示出完全友善的态度。[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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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证实了这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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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过了400英里、以前很少到过的地区，经过了四座第一流的中国城市（其中有两座是欧洲旅行家所不知道的）、许多第二流的城市（在其他国家会被列为第一流）和无数个乡镇乡村。在整个行程中，没有听到中国人对我们说过一句不礼貌的话，也没有看到一次侮辱我们的手势。我们经过了几百座大小桥梁，没有发现淘气的孩童从桥上丢石头阻止我们前进。没有人阻止我们，没有人抢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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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者根据自己在清帝国这个区域的经历作出结论：“正如同广州的情况一样，除非由当局煽动……外国人出现在他们的城市里，中国人是不会起来反对的。”[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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