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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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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在排外运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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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事态的演进迅速向1900年悲剧性的顶点逼近。就有关的中国人来说，绅士和普通百姓都卷入了这一场大灾难。然而，就像在其他类型动乱中一样，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绅士负责发动和指导，而普通百姓提供人力资源。1841年5月发生于广州北郊，被一些学者视为“19世纪反外运动的起点”的三元里事件，是这个事实的最好说明。[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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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双方观察者的看法，[279]骚乱的直接起因是当地居民对英军在广州附近一些村子所犯暴行的仇恨。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当这些英军要到佛山途经三元里时，当地人民就吵闹着要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肆行抢劫掠夺、强奸妇女的暴行已经传开了。突然，锣鼓声响，103乡的村民，男女数千人聚集起来，包围了他们。[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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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并没有赢得对英军的胜利，[281]但是，强烈地反抗“英夷”的运动持续发展起来。对英军在广州附近村庄所犯暴行的仇恨，迅速与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的一些中国作者毫不犹豫地赞扬了暴动村民保卫广州城的爱国行为。一名中国官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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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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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想追溯实际发展过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村民是因对英国人暴行的仇恨而被鼓动采取强烈反应的，煽动和指挥动乱的正是地方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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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名英国官员的说法，“排外暴动十有八九，直接是由衙门煽动和鼓动的。可能并不是由官员本身，但无论如何是得到了他们的鼓励，或者是地方上文人的鼓励”。[283]就三元里的案例来说，非常清楚，从一开始就是由绅士成员指导的。广东一名教育官员（他十之八九插手此事）记述说：英军在各村所犯暴行的消息传到举人何玉成耳中后，他立即召集广州（包括南海、番禺和增城）附近各村领袖集会，指示他们派遣“丁壮”，“出护”三元里。在村民和“夷兵”两天小规模的战斗之后，三名地方官员（南海和番禺两县知县和广州府知府）在两广总督祁（刚刚接替琦善之职）的命令下进行调解。这三名官员“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越数时许，绅士潜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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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非常清楚，真实性毋庸置疑。因为，它至少可以得到现场目击者即“马德拉斯工程师”（the Madras Engineers）号炮舰海军上尉的全面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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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协定生效的次日，广州附近各村村民携带着武器和旗帜，开始聚集起来，人数多到令人害怕。……我们相信，这些民众是被一些有地位的爱国绅士的“煽动”性的演讲、揭贴而发动起来的；令人害怕的是，英国先头部队的散兵游勇一些过度抢劫行为，进一步激怒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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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1841年5月30日），他们人数一直都在增加；大约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大约10，000到12，000人出现在山头上，并且准备向前移动了。这时，广州知府来到现场……提出派一名有品级的官员前去解散群众。……他们最初拒绝服从那位官员的解散命令，但是在官员同群众领袖进行一番短暂的讨论之后，他们就开始解散……在半个小时里，几乎全部消失了。[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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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秋，绅士领导居民反对外国人居住地区扩张到工厂之外的事例，可以从一份告示的内容看出来。这份告示借由重提先前对英国人的所有控诉，以此激起普通百姓的反感：“其主忽男忽女，其人若禽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并控诉他们在1841年5月签了协定之后背信弃义，仍然怀有敌意。警告人民，如果听任英国人住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而逼近榻前”，其他各国就会起而效尤。[286]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或普通农民，当然写不出这样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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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资料表明，华南地区的一些书院和社学是1840年代排外宣传的中心。[287]这当然一点也不奇怪。此外，由于一些书院和社学在地方防御活动中起着领导的作用，因此，控制书院和社学的绅士自然容易动员各村参加团练的人员进行排外运动。我们前面才提到的发动广州附近各村“丁壮”参加三元里反英抗争的举人何玉成，就是一名建立社学并把团练组织同社学结合在一起的绅士。类似的组织在此邻近地区涌现，参加的总人数据说在数万以上。这些接受编组和训练的乡勇，“无事相安农业，有警农即为兵”。[288]因此，可以认为，“环山立麓”的10，000人到12，000人，其中一些就是服从其领导人的命令而来的乡勇。有趣的是，在1841年反英抗争之前，这些由绅士控制的组织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位于广州郊区的乡勇一度接受驻扎在广州官军的副将指挥。[289]显然，包括总督在内的地方官员，希望利用这些乡勇让英国人认识到对他们轻率地强加无理要求是错误的。但是，当其中一些绅士率领乡勇真正攻打英军时，地方官员发现否认自己同乡勇有任何联系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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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49年，当英国人再次重提进入广州城的要求时，负责省城附近地区一些书院的绅士主动组织在省城里的绅士，建立反抗入侵者的武装队伍，据称“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290]后来在1856年，根据当时一位中国作者的记述，英国人强行进入广州城时，“昔年创夷人于三元里”的城北96村村民，在三名退职在家的官员领导下重组团练。[291]由于时间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但是，这种情况又一次证明了广东省和其他地方的排外运动，是由绅士发动和领导的。[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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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假定任何特定地区的所有绅士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相同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一些绅士认为传教士的工作对中国有益，因而毫不犹豫地对传教士持友好态度。例如，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1836年报告说，医疗传教士协会的工作吸引了许多政府官员，“甚至连位于广州西面的南海县知县，也送来请帖”，要求给他一名亲属的孩子治疗。三年后，该传教士又报告说，广东省署理按察使也请他们治疗。“1840年，一名姓于的广东布政使，也要求给他治病，但是由于他长时期同林则徐不和，因而既不敢来医院，也不敢来商行（The Hong Merchants）。”[293]事实上，即使在反英抗争强烈的19世纪40年代早期，广州绅士之间的态度也不是一致的。根据西方一学者的观察，一些绅士1842年12月2日开会讨论反英运动时，其中一名绅士朗读一则声明，“要出席者保持冷静，提醒他们（强烈要求抗英的绅士），反对派的唯一目标就是煽动起一场骚乱”。结果，“会议在混乱中终止”。[294]显而易见，反对派要求得到足够的支持来进行反英斗争，并成功地激起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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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官员和绅士之间在排外运动上总是采取合作的态度，也是错误的。要对地方和平和秩序承担责任的官员，不可能支持绅士发动或坚持排外运动。正如在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发生的一系列反英斗争中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官员有时因不支持此项斗争而激怒了绅士。一名御史上奏指出：“粤民与英夷为仇雠，即与地方官为仇雠。”[295]广州知府因对“英夷”采取安抚态度而成为反英爱国绅士谴责的对象；[296]其他为绅士指责的官员，也成为普通民众嘲弄的目标。因此，有一句著名的谚语这样说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不过，此话可以反过来说：“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297]在一些情况下，排外运动展现出来的是反抗官府的暴动的面貌。[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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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随后的排外暴动，显示出大致相同的情况。1868年8月22日，一名传教士企图在江苏扬州修建教堂时，一场排外运动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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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是大运河上一座拥有36万居民的城市。传教士在问过大约30家不同的房子后，终于设法租到一家。但是，来自镇江充满仇恨的宣传，激励了扬州的文人，他们竭力阻止传教士进驻这个地方。他们最初是散发诽谤性质的传单点燃普通民众的反外情绪；在这行动无效之后，就采取大规模的宣传，直到整个城市都警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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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一群暴徒情绪激昂地攻打这座教堂。教堂不断派人到官府求救，在明显得不到帮助之后，戴德生先生（Mr.Taylor，具体负责的传教士）及其同伴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衙门去。他们在衙门里足足等了三刻钟；在此期间，他们不断听到远处暴徒的叫喊声，财物被摧毁声，而无法确保留在屋子里的女人的生命安全。最后，知府终于出来了，他询问的问题非常无礼，是想当然的一些中国孩童被绑架的事情。……在经过两个小时痛苦的焦虑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去了，教堂已完全成为废墟，留下来的传教士仅以身免，躲了起来。[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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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著名的传教士在1890年代晚期的记载，概括了1870年后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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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谣言煽动起来。当他们被激怒到沸点时，官员们总是袖手旁观，听任局势发展。自那时（即1870年6月，天津一所天主教教堂被摧毁）以来，总共发生了20多次的排外暴动（并不完全是针对教会的），其声势之浩大，在大洋彼岸都可以看到。到今年〔译者按：即1895年〕达到了顶点：四川爆发成都教案，许多传教士被驱逐出成都；福建福州附近爆发古田〔译者按：原文ku-ch’eng〕教案，一些传教士被杀。其中大多数符合一个相同的程式：开始以小册子和揭贴作为煽动的工具，接着是官员装聋作哑（他们总是在求助时姗姗来迟），最终是询问要砍掉多少头、赔偿多少钱才能满足各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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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的煽动者，通常是官员或知识阶层。他们指控外国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以此强化普通民众对外国思想观念涌入的仇恨。在这些指控中，最具煽动性的（虽然不是最使人讨厌的）是绑架孩童，用他们的眼睛、血和肉来制药。[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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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宣传的效果如何，可以从另一名传教士的记述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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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条约》（1860年）签订之后的十年，对西方列强势力的敬畏心理取代了以前广州人对所有外国人的轻蔑心理。但是在1871年7月，整个广州地区到处传布着一些揭贴，指控外国人散布一种声称对疾病有神奇疗效的药粉，不过是慢性毒药。在这些煽动性传单出现的次日，整个广州城到处都是情绪激昂、愤怒的民众；其凶猛程度是外国人从未看到过的。四分之三的居民相信这一谣言，全城都陷入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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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总督处死了一些带头的人而结束了这场骚乱，但是它迅速传到了厦门，甚至福州，几乎终结了传教的工作。[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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