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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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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两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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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个或更多的税收层级相互合并，或其中一些组织从体系中消失，两级形式就出现了。除了一个例外，下面将要讨论的所有事例都只有两级。当然，户不算在内，因为“户”是一种单位，而不是里甲中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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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提供的事例，很有启发性。根据《杭州府志》（1898）的记载，钱塘县税收组织的主要特征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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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有十一坊，坊辖数里；附郭七隅，隅辖数里；乡村九乡，编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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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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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两种不同模式（“乡—里”和“乡—都—里”）并存于一个地区的事例，或许透露出简化的变迁过程。修纂者在一注解中补充说：“钱塘旧凡一百六十里；每图田地多寡不均。”因此，该县的里甲体系显然是从“乡—都—里—图”的四级模式简化到“乡—都—里”的三级模式，而且正向着“乡—里”的两级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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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一种两级模式，是由于“都”和“里”两个层级相互重叠出现的。附表1-5就反映了嘉庆年间（1796—1820）广西藤县的组织情况。[2]有趣的是，表中5乡（孝义乡、仁封乡、感义乡、义昌乡和太平乡）各下辖一些“都”（修纂者列出了各都的名字）和特定数量的“里”（没有列出里名），各乡的都数和里数都一样；至于宁风乡，则下辖7个指名的都和7个指名的里，两者的数量也是一样。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假定，在藤县地区，“都”和“里”是同义的，都用来指相同的税收组织；该县的组织设置实际上是两级的：“乡—都=里”。《湖北通志》（1921）暗示了“里”可能在组织演变的过程中为“都”所取代。修纂者引用《光绪（湖北）舆地记》指出，湖北松滋县两个乡原来总共有21个里，但“今分二十一都”；其中9个都为高乡所辖，其余12个都为低乡所辖。类似的情况见于该省的枝江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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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5：广西藤县的乡村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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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广西和安徽一些地方存在另一种两级制的变式。《鹤庆州志》（1894）就描述了云南鹤庆州的税收组织情况，可部分汇整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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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遥远的山村地区（当地称为“山外”），其设置情况与上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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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点需要考虑到。其一，如上表清楚所示，由于“村”也名列其中，我们不能完全断定它并不是税收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层级。但是，这些村并没有像其他事例中的“村”一样，明指是由其上层单位所“辖”的，因此它们很有可能不能被当作税收组织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其二，“甲”前面各种各样的名字（如西邑、南庄等等）究竟是指“甲”的上级组织呢，还是指没有上级组织的临近各甲？这一点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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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类似鹤庆州“乡—图”模式也见于广西南宁府[5]和安徽庐州府[6]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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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种接近“乡—图”模式的变形见于湖北省安远县〔编者按：应为远安县〕。《湖北通志》（1921）引用19世纪晚期的一本地理著作说，该县以前划分为3个里，但后来划分为3个乡。其所辖的“铺”分为三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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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通志》修纂者所说，这是“里”被“乡”取代的少数事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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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一种两级模式事例比较独特，“乡”和“都”在同一地区共同存在，而“里”又成了“图”的同义词，从而构成了一种有双线命名的两级组织模式。《扬州府志》（1810）这样描述了江苏仪征县的组织设置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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