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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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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想尽办法利用非经济因素，刺激动机，降低成本，提高工人工作的意愿。工作意愿强了，积极性高了，产品的品质、专业性都能增高，附加值就增高了。以非经济因素减低经济成本，今天企业的生产也常采取这个策略，只是汉人早就明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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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政府的组织改革及上述各种政策，都相当于改造公司结构及生产程序的大工程。早期周朝的分公司制度，是单一产品单一生产方式的结构。汉朝改变为高度整合的公司结构，公司的干部也高度专业化。这些受过训练的贤良方正，算得上高度专业的文官。贾谊与晁错都是以专业的能力提出建议，促使公司的生产方式多元化，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好品质的服务，并继续不断搜集顾客的意见，使得客户与产品之间一直维持着互动。这一结构性改组工作，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其后又沿用了三百年之久。汉代的改革相当有效，因为这一结构能不断地自我调节。汉代的文官制度，实现了选用专才组织决策阶层，理性地接纳消费者的意见、理性地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理性地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假如今天有任何公司能做到这样的标准，这个公司一定是成功的。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美国为例，公司的股票一上市，股权分散，董事会由股东推选产生。当然董事会与经营者分开，经营者一定是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才会有这么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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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制度都会出问题，汉朝的问题出在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冲突。皇帝常常不甘心于放权；君权与相权难免发生冲突，而君权亦往往落在外戚与宦官手里。因此，两汉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东汉尤其严重。换句话说，董事会老是要侵入总经理的职权。汉代有内廷与外廷的分别。内廷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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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问题，则是东汉改变相权结构。东汉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形成三头政治，这三位主政者之间没有一个居领导地位，也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经理，而有三个总经理。东汉一直不安定，就是因为制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改变。权臣也会夺取君权，例如王莽，他原来出自内廷，夺得丞相的权力后，实际上王权相权合而为一。他只为自己的权力谋，等于公司有一个贪污的、滥用权力的总经理，自己富了，但瘦了公司。美国今天许多总经理常犯这样的毛病，将自己的薪资提到天文数字，不顾公司的利润，吃垮了这家公司就换一家。这就是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之间如果不能取得平衡，专业的经营者也会有不忠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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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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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地区，这样的情形目前并不多见，因为台湾地区公司的董事会多半掌握在创办人或是他的儿女手里，所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这个危机一直存在，所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者中间的制衡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即使像汉朝这么稳定的结构，也依然出了许多乱子。如果企业能有高度的专业和健全的组织结构，使得专业人才得以发挥矫正的功能，恐怕是唯一可以防止出乱子的力量。但是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否则也是没用的。如果把汉朝当作一个公司，中国的王朝公司已经成型而且整合成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汉朝存在了四百年，终究还是有许多问题。最后的问题出在专业人才的来源不像过去那样广泛了，干部不断拉拔自己的人，察举的途径被少数人垄断。所谓「世代三公」，即是一家人代代担任高层职位，可是哪有可能世代都出贤人？这都是因为郡县有一些大家族，永远察举保荐自己。换句话说，客户的代表不再能反映客户的意见，只能反映客户组头的意见，组头控制了底下客户的意见，而组头的利益永远优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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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就常见这样的例子，政治权力分配的桩脚拿老百姓的利益换得自己的报酬。在表面上，依然是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也经过一样的教育、一样的选拔与升迁过程，但是人才来源由原本的三四千万人，缩小至几百户。东汉政府中设立的吸纳意见管道，最后只代表千分之一不到的少数获利阶层的意见。所以到公元一百八十年左右，老百姓起来造反了，黄巾起事的口号是天命改易，不在汉室了。汉朝不再能提供安定的生活，西羌与匈奴都不时入侵，大家大户压迫老百姓，政府都是贪官污吏。国家大学的学生看着政府错误百出，却不能改变，于是出而抗议，最后，汉朝垮了。这一个四百年的老公司就因为没有跟客户做一个直接良好的沟通，同样的组织、结构，没办法产生同样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在层层官僚系统中，人人拦截收来的税收自肥，成本提得非常高，产品却非常差，公司当然非垮不可。所以在公司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短时间个人有好处，长时间公司一定会跨台。一个改组完成的汉朝，却因为老化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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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 而分治之以群工； 故我之出而仕也， 为天下，非为君也；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 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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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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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可以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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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要尊重人才，也一定要有适当的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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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污辱自己的人，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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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污辱别人的人，亦不会真正为国家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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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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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泰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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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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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虖！联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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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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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下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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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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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赎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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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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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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