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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激进的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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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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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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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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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坚持这一条，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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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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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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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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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四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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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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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直接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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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古文选本称赞说，这篇文章气度从容不迫，逻辑清晰严密，是一篇说理的范文。文学上的一篇好文章，有时在政治发展上却起了负面作用，《朋党论》是一个例子。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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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决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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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六月，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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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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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1045）正月，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地区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的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贬官到安徽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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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好话，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要等到20几年之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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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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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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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志士仁人，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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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毕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算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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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仲淹改革大体同时，欧洲文艺复兴已经悄然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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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第一个选举执政官的城市，这就是比萨。从此开始，意大利全境逐渐由各城市分治。英国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在他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开头就说：这些城市如此向往自由，以至于自己转变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更换执政官，以保证执政官们的权利欲望得到控制，并使人民的自由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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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仔弱的北宋，在皇权绝对统治下，一再拒绝根本的改革，正向灭亡的终点摇晃着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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