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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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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活在11世纪东方，当时西欧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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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会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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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儒家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是，西欧教会以及大土地所有者也蔑视商业，这是农耕社会的共同特点，西欧当时也是农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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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教会认为，商业利润是一件罪恶的事情，是拯救灵魂的障碍。一部宗教著作的名言就是：“商人难以取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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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人吸引劳动力离开土地，而大土地所有者以农为生，所以大土地所有者也本能地反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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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也曾有过“义利之辩”。教会认为提升道德与追求赢利互相敌对，绝对不能相容，所以千方百计反对利润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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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一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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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做圣·格腊耳的主教，在罗马买了一件主教袍。他离开罗马，在帕维亚这个地方遇到一群威尼斯商人。主教把自己买的教袍拿出来给商人们看，并介绍他买这件教袍花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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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商人一听，称赞他很上算。原来，这件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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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腊耳听了，不但不高兴，而且很气愤。气愤什么呢？他觉得少花钱买了这件教袍，是不道德的，是欺骗了卖主。他立即把差额寄给了罗马的服装商，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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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当时一些银行家去世时的遗嘱吧。这些遗嘱大都写明，应该对穷人进行赔偿，并把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这样就可以在最后审判时得到赦免。这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银行家生前受到的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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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西欧的教会和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持有这种观念，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法律压制和剥夺民间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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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经商是自由的。皮朗说，从10世纪到13世纪，各地诸侯也好，驻节的主教也好，市政管理者也好，“从来不曾在控制商业活动方面做过任何尝试，我们也决计找不到什么可以叫做经济政策的迹象”。当时西欧各国政府和地方王侯都保护商人，设立路警，打击匪徒，努力把商人吸引到自己的国家，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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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逮捕敌方商人的事时有发生。但是皮朗告诉我们，这些措施不会持续下去，“一旦和平恢复，也就一切如常了。以夺取对方市场或是侵占对方产业的做法来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当时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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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就像基督教香客一样，受到他们所经过的地区的诸侯特殊保护，公共安全保障着商人。”在整个11世纪到13世纪，西欧“安全的感觉在加强，一种特别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劳动的精神状态逐渐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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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此，11世纪到12世纪，西欧出现了商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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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就青苗法的贷款问题做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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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欧，民间银行很普遍，贷款成为日常行为，保险业开始起步，信用票据已经占有重要地位。贷款如能按时偿还，一般利息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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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主教、官员和贵族缺钱用，都到民间金融机构贷款，有地位的富人出面担保。1160年，一个叫卡德的商人就把一大笔款贷给英国国王及若干贵族。历史资料表明，这些贷款一般是能够偿还的。大体上看，西欧各地统治者尊重民间商业规则，并且按照民间商业规则活动，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摧毁民间规则，直接采用残酷的手段大规模搜刮老百姓、富人以及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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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西欧经济日渐繁荣。皮朗说，11世纪时，许多商人赚了大钱，从领主那里购买免税的权利。“在许多城市里，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培育，得益于这些富人的经费。这些富人的合作组织，形成一种市政机构。”在圣奥梅尔，商人和企业主公会自行出钱修建街道，修筑城墙。在其他一些地方，商人用利润建立了许多民间金融机构，自由地从事资本活动，西欧的自由市场经济就这样慢慢发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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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欧，但是放在时间长程来看，按照专制经济的路子搞下去，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最后会越搞越穷，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也是20世纪东欧和西欧的经济对比证明了的，这就更加突出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当然，王安石之所以如此，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局限有关，对此应该有一个综合性理解，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赞赏王安石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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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7年出版的《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冒险》一书所说：正是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拥抱自由市场”，才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不管大国还是小国，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将依赖于该国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所能达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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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陆定一提出的“王安石搞‘文化大革命’”究系何指，有人说是指新法刺激了民间的动乱；也有人说是指变法导致北宋和南宋高层的激烈斗争，其残酷程度有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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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陆定一有关王安石变法的谈话过于简约，而他又已经去世，只能等待陆老遗文的发掘，或是知情人出来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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