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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第七章 李鸿章的权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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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2—1895年李鸿章担任总督和巡抚的33年，他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权力网，这个权力网从其职任所系的狭小范围辐射开去，遍及全国：它根植直隶，上至朝廷，渗透到帝国的其他省份。这个权力网以李鸿章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官职和非官方的幕府为基础，但是，归根结底，它是朝廷那些怪诞观念的产物，是保守派反对势力的对立物，是外患频仍的结果。尽管如此，直到1895年李鸿章垮台，这一权力网一直是中国最富有建设性的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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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承担的义务是保卫中国，而不仅仅是直隶或安徽，因此，他不是逃避国家的责任，而是伸手揽权，毅然决然地肩负起解决各种问题的重任。他论述起国家形势来很像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用他偏狭的观点表达他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公等可不喜谈（洋务），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2]“天下之才本供天下之用，必云某军食某饷专顾某省，则左相（左宗棠）诸军久应饿毙矣。”[3]“海内将才无几，时事日益艰难，鄙人力小任重，襄助乏人。”[4]“中外责问过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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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愿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出于他真诚的爱国精神，而且也出于他的自负和他的洞察力。他孤傲自负，认为只有他自己具有担当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和能力；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充分认识到了朝廷及清朝官吏们的虚弱无能：“朝廷之计似更茫如捕风。”[6]“（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7]“朝议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8]“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躭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9]“无人敢与主持（总理衙门），遂尔中止，此亦堂官太多之病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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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可否认李鸿章喜欢揽权、固执自负，但是他的首要目的是拯救中国。然而，对他的政策、思想、行为和个人品性的分析表明，他认为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办法是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而达此目的的手段，如果按其逻辑推论，结论应该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发生彻底变革的中央集权政府。实际上，李鸿章无意中提倡的是由一批依据能力和人际关系选拔出来的、受过专门行政管理方面训练的专业人才参加进政府，以代替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之上的现存的官僚政治体制，幕府制度的专业化将代替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体制的非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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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证明李鸿章曾自觉地鼓吹推翻现存中央政府，但是，他对大多数官吏缺乏信心或对他们不尊敬，确信只有自己堪膺重任，坚信在中国权力必须集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矛头是指向推翻现存中央政府这个方向的。1872年，他在致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11]1895年《马关条约》谈判前，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话时说，中国战败的原因在于地方主义，他把中国比作封建时代的日本，当时日本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争斗。他还说，中国有许多行省，没有统一的权力。[12]这种对中国需要中央集权的一针见血的分析，竟出自一个已经建立起地方分权的人物之口，如果这不是可悲的，倒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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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关于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思想于早年得之于曾国藩和冯桂芬。曾国藩曾强调军事行动需要集中统一的指挥，而李鸿章则在其军事行动中遵行了这些教导；冯桂芬则着重指出，为使这个庞大帝国不致分裂为战国林立，实行中央集权是必需的，1895年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的话就是冯桂芬这一思想的翻版。李鸿章的密友兼顾问宓吉在其所著《阿礼国传》（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叙述了这一情况：“李相能在其衙门所辖范围之外的其他省份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的确是走向集中行政权力的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志同道合的后来者的相继崛起，很难说政府体制不会从这一核心生发出什么变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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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结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李鸿章是否曾试图自立为帝。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主动计划这样做。然而，他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1880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14]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15]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问题的症结在于，李鸿章将朝廷与中央政府看作是两码事。他的幕府可以取代毫无效率的中央各部，但是他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却不允许他取皇帝而代之。这种矛盾表明，李鸿章思想中从未有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他的所做所为仅仅是对西方威胁的反应，仅仅是基于其性格、思想和现实条件，尽其最大能力的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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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中国的实权掌握在地方疆吏手中，李鸿章的权力就是建立在其封疆大吏的职位上的，虽然他是首善之区（直隶）的总督，但是他却将其衙门建在天津，这样就不会受到朝廷的严格约束，而天津这个地方，一方面离北京有一定远的距离，远到他能够保持其半独立的疆臣地位，另一方面离北京又很近，近到使他能够对朝廷施加影响。天津为入京主要口岸，在这里，外国公使入京前李鸿章得以首先会见他们，他得以与外国领事们讨论自己的观点，他们则将他的话转达给各自国家的驻京公使；他还得以在受到中央政府大臣们最小限度干涉的情况下放开手脚做自己的事。如果是在北京，他会有更高的官职和衔名，但是不会有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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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权力的基石是他的军队——淮军。这支开始时只是地方武装、可是后来却担负起保护整个国家的重任的军队，发韧于1853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奉命自京返籍在合肥地区兴办团练之时。同年早些时候，李鸿章已回安徽，其父到后，乃帮同他一道统带团练。1855年，李文安一命归阴，1858年李鸿章也离开安徽，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但是李家的声望却在两淮地区扎下了根。1861年李鸿章回籍募勇组建他的新军队时，他就是向他父亲的旧部将领求援来招募勇丁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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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安徽招募的最初五营共2500人，1862年2月22日这支军队到达安徽安庆曾国藩大营后，曾国藩又调拨了自己的湘军5500人，使这支军队大大扩充。[17]此后两年间，淮军人数迅速增加，到1864年11月即已达到其顶峰，有6万或7万人。[18]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淮军人数只缩减到约5万人，因为还有捻军待其剿杀。[19]然而，到1868年捻军彻底败亡后，就是否全部遣散这支军队出现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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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秋冬间，李鸿章与曾国藩及其他疆吏就淮军的遣散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商议。开始他希望将这支军队全部遣散，但是曾国藩请他留下2万人或更多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左宗棠，毛昶熙（旭初）、英翰（西林）则再三要求保留这支军队，以之守卫北方边疆，由刘铭传统率之，因为他们不相信守卫畿辅（直隶）的练军的战斗力。[20]最后，1869年1月，李鸿章致函闽浙总督，也是其丁未同年的何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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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抵宁后，与曾侯相马穀（山）帅（马新贻，李鸿章丁未同年）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已陆续裁撤五十营（2.5万人），惟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奏明铭军二十余营（1万人）防直东交界，以备侯相履任（直隶）后调遣。庆、勋两军二十余营驻苏境，交穀帅调遣。弟拟带部子美（松林）五营（2500人）、周薪如（盛传）十三营（6500人）、唐元圃马队及亲军枪炮队赴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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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淮军裁减到约3万人，而且分布在中国北部和中部，但是它仍然在李鸿章及其朋友们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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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战事结束之后，如白莲教起义和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遣散团练而由绿营专责国防已成定例。然而，到了1868年，这一定例却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国家用了18年的时间平息叛乱，原有绿营军队半数以上已被消灭，余者多半亦已离开绿营加入团练，因为“勇”的待遇优于“兵”。其结果是，绿营兵数减少了约90%。纵使绿营不久即得到恢复，但是它再也没有能力在大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了，而是降级为担负地方巡查任务，其作用与现代警察相类似。淮军和其他勇营则担负起国防重任，驻扎在通都大邑，称为“防军”。原来纯粹是地方武装的团练军队，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正规军。但是，这些地方武装在训练、装备及一般组织形式上并不统一，每一支地方武装都是某一地方疆吏控制的私人军队，兵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全部兵员人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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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李鸿章移督直隶，他的军队随之调防，此后25年间，他的军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的人数保持在3万人左右，采用近代军事技术训练并装备以最新式的欧洲武器。如果能得到各省的支持，李鸿章希望使之成为国家军队。[23]但是本位主义和个人效忠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然而，他的军队毕竟取得了高于一般地方军队的重要地位，控制着长江以北、满洲以南的中国，而且，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的军队还被用于中国南方甚至国外。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中，淮军有6500人被派往台湾接受沈葆桢的调遣。沈葆桢乃李鸿章旧友，由于李鸿章的荐举，他当时已被任命为办理台湾事务特命钦差大臣。但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应付措置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手中，尽管这次军事行动是发生在南洋大臣辖区内；南洋大臣甚至并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应该管的事。[24]在1882—1885年朝鲜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凡是用来维持秩序、平息暴乱，阻遏日本的中国军队均来自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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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不完全依赖于淮军，为了将军队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叛乱平息以后，清廷做了微弱的尝试，即建立了练军，这是一支特地用外国方法训练的军队，其士兵选自绿营。清廷指望它能同化各式各样的地方军队如淮军，与八旗和绿营一起，组成国家经制军队。然而，练军各部被派驻各省，置于各省提督控制之下。由于练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加之李鸿章能够做到让他的人担任提督一职，因而，他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练军。此外，驻扎北京的练军及驻北方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军火取给于李鸿章的天津机器局，而且，练军的规章及组织形式乃是仿效曾国藩湘军而来，因而，个人效忠这一因素也就成为这一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李鸿章就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搅乱中央政府的计划，使其永远依赖效忠于他个人的淮军。李鸿章的军队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对皇帝的忠诚则保证了他的军队会服务于中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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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中国政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并保住其职位，光拥有军队是很不够的，尽管它很重要，位高权重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1862—1872年间，李鸿章一步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封疆大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曾国藩及其在地方和中央位居高官的朋友们。在这十年中的七年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其余三年，是李鸿章和马新贻（李鸿章在福济手下供职时他任合肥知县）先后出任此职。因而，在这严酷艰难的十年间，担任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这一十分重要的职务的不是曾、李，便是其密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安排的。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时，他想方设法要让李鸿章坐镇南京以保证其军需供应。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1866年底他和李鸿章对换了位置。1868年曾国藩移督直隶时，李鸿章已是湖广总督，因而马新贻被任为两江总督。这样，从1868年到1870年，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职位就掌握在了李鸿章及其师友手中。天津教案和马新贻被刺[26]引起的人事混乱使得李鸿章向朝廷施加压力，让曾国藩回南京两江总督任，而不是让他退休进京当大学士[27]；尽管李鸿章现任直督，但是他在长江一带仍还有利益，因而希望有一个他可以依赖的人出督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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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在这十年中，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曾代他署湖广总督（1867, 1869—1870），当时他正忙于镇压捻军及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叛乱。瀚章还曾先后任湖南巡抚（1865—1867）和浙江巡抚（1867—1869）。鸿章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后，瀚章实授为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1882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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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李鸿章卸江苏巡抚任后，继其任者按顺序有：刘郇膏（1865—1866），李鸿章丁未同年及前幕友；[29]郭柏荫（1866—1867），曾国藩前幕友、李鸿章任上的江苏按察使；[30]丁日昌（1867—1870），李鸿章前幕友；张之万（1870—1871），李鸿章丁未同年；何璟（1871—1872），李鸿章丁未同年。[31]安徽巡抚乔松年（1863—1865年在任）曾在李鸿章任上当过苏州盐运使，这一职位是李鸿章为他搞到的。[32]1865—1874年间任安徽巡抚的英翰，在1854年李鸿章做当时安徽巡抚的幕友时是个安徽候补知县，1859年署合肥知县。[33]左宗棠、曾国荃和马新贻均曾当过浙江巡抚，李鸿章的丁未同事沈葆桢和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过职的刘坤一这一时期垄断了江西巡抚一职。[34]李鸿章或曾国藩的其他朋友和同年出任巡抚者还有：钱鼎铭（河南：1871—1875），沈桂芬（山西：1863—1865），李宗羲（山西：1869—1870），鲍源深（山西：1871—1876），郭嵩焘（广东：1863—1866），和乔松年（陕西：1866—18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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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提到的两江和湖广两个总督职位的任职情况外，出任总督职位的还有刘长佑（湖南人，前湘军将领），1862—1867年间任直隶总督，此前还于1865—1866年间任闽浙总督；张树声（淮军将领），1871—1872年间任漕运总督；乔松年，1871—1875年间任河东河道总督；马新贻，1867—1868年间任闽浙总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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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兼同伴。曾国藩从他开始在北京任职时起就在那里广交朋友，以之为他及他的门徒们的奥援。李鸿章虽然从1862年开始也已在京师交结朋友，特别是巴结上了恭亲王，但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曾国藩及其权势；然而，曾国藩去世两年后，李鸿章开始有了一种交往，这一交往将延续其终生并保证他在反对派的激烈攻击面前保住其职位——这就是他和慈禧太后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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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交谊始于何时，它似乎是孕育于1874年和187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1874年，两宫皇太后谒清陵时，正宫皇太后慈安召李鸿章护送谒陵，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coup d’état）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关于李鸿章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有互相矛盾的记载，但是，不论是当时还是此后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李鸿章及其忠诚的淮军在北京积极参与了这一政变。据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朝廷中的反对派极力反对慈禧让他侄子继承帝位的计划，她便向直隶总督因而也是皇室合法保护人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慈禧计划中继承帝位的人选与大行皇帝同辈，而他继承帝位是直接违反清朝继位制度的。按照清朝继位制度，新皇帝应该是大行皇帝下一辈的人。李鸿章的军队由天津出发，兼程行军，于午夜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他答应了慈禧太后的请求。他的军队裹住了马蹄并用筷子别住了马嘴，悄无声息地包围了紫禁城。那些不可靠的满洲侍卫被捆绑起来拖进监狱，反对派首领被逮捕，到早晨，紫禁城已控制在李鸿章手中。慈禧太后既已降服反对派，便宣布由她四岁的侄子登基继位。目的既已达到，李鸿章便率军悄然返回天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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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士和濮兰德（J.O.P.Bland）的记述却说，李鸿章并未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由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38]；从李鸿章自己的信函看，他似乎对政变曾感到惊讶，而且直到1875年1月28日，即同治帝去世和政变发生大约两个星期后，他才到达北京。[39]尽管关于李鸿章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记载彼此矛盾，不管怎样，李鸿章确曾三次觐见慈禧太后（1875年1月29、30日，2月2日），慈禧令其返回直隶，这样，在帝位更替这一非常时期，她就可以依靠他控制京畿地区。[40]李鸿章在信中谈到这些事件时，表达了他对慈禧强硬政策的信心和尊重，也表示他相信这些政策能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稳定。[41]存在于这两个才能非凡、位高权重的人物之间的那种长久、忠诚的交谊显然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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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李鸿章都以对朋友忠实而闻名，但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基石是他们互相承认对方的才干、互相需要，而且还对对方心存惧悸。慈禧有权罢斥李鸿章，而且有保守派做她坚实的后盾，但是她十分精明，从不公开反对这个拥有淮军、北洋海军和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通晓商务、外交之士的人，她惧怕他的强大势力却又不得不依赖他。[42]据记载，李鸿章曾说：“皇太后总是干涉我的事情，她认为我太亲外了，她怕我是太有势力。”[43]为了抑制李鸿章权势的扩张，她在李鸿章和保守派之间挑拨离间，却又装出一副倾听“言路”的样子。她允许甚至暗中鼓励排外势力的喧嚷，这样，李鸿章及其志趣相近者提出的建议就往往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然而，一旦她下定决心要进行某项活动，她就迅速有效制止住这种喧嚷。尽管李鸿章威权极重，而且有时还能公开拒绝朝廷的旨意，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是慈禧操纵着他，而不是他操纵着慈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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