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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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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内书吏们那些体现出特殊主义之特征的结盟形式所起到的作用，如同它们被表述的方式一样晦暗不明。正如在本章中所引述的所有纠纷中看到的，那些基于亲族关系、庇护关系或者共同利益而相互结盟的书吏们对巴县衙门内某房的实际控制，通常被用来垄断该房里面的各种资源，从而剥夺了其他书吏的内部晋升机会及承办那些有利可图的案件的机会。即便对那些在巴县衙门中的科房生涯里面自始至终从未遭到过上述指控的书吏们来说，良好的人脉关系和人际交往通常也是首先保住其位置并在以后谋求内部晋升所必需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体现出特殊主义之特征的结盟形式在巴县衙门内所起到的作用，与它们在整个清代社会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亦即都是将个人纳入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和各种支持性资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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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这些都是人际关系的极常见形式，但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认为这些侵入地方行政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有悖于儒家所奉行的道德原则，因此乃是腐败的根源。同样的，当代的许多研究者也认为，此类体现特殊主义的做法背离了理性化的官僚机构所应当具有的那些组织规范，是一种造成功能失调的特殊的腐败行为形式。但是在巴县衙门内的那个社会性世界中，基于忠心与义务而缔结的人际关系网络，并不总是意味着对规范的背弃。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反而在那些不被官方正式法律规定所涵盖的地方行政实践中构成了一类特别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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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庇护关系和亲族关系在巴县衙门当中被普遍加以利用，以确保招募进来的新人有能力胜任书吏工作，并且能够与现任的书吏们和睦相处（也就是说，以此确保新招募进来的人员不仅是在能力上胜任的，而且日后不会做出破坏房规之举或者因为各种令人震惊的腐败招致知县对该房展开调查，结果导致该房现状被打破）。同样的，巴县衙门各房内部与各房之间进行商议的那种集体性特点，也意味着那些横向形成的人际联盟或派系经常必须首先围绕在其房内制定各种房规并于日后加以奉行这些方面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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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上述这些人际关系的双重功能（它既是一种用来确保巴县衙门各房能够顺利运转并从中持续获取各种资源的方法，又可被用作为垄断上述资源的一种手段），导致了人们在对它们加以表述时也具有类似的双重性。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亲族关系和庇护关系经常被用来作为书吏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和品行之佐证。在巴县衙门运作实践的非正式领域当中（在该非正式领域里面，朝廷规定的经制书吏额数和相关的刑事法令并没有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此类正面的评价与那些更广泛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将衙门视作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息息相关，并从后者那里获得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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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想质疑某一特定的书吏群体的行为动机，那么上述各种结盟形式也同样可以被描述为是在企图滥用手中权力和品格卑劣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该群体领袖的个人品行通常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的个人品行将会被引申开来认为可以反映出他所领导的那个群体的整体品行。在那些由于各房内部发生的争端无法自行解决而被递交到巴县知县面前的告状和禀状当中，我们可以从前引的那些互诘之语当中找到利用此种修辞手法达到上述目的的例证。如果仅仅是从表象上看，那么我们很容易（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亦即认为巴县衙门里面尽是一些诡计多端的无赖和恶棍。然而，绝大多数此类控诉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单单以此指控某位被质疑的书吏（例如声称伍秉忠逼使自家儿媳妇投江，或者声称卢礼卿毒害了他的师父）。更确切地说，提出此类指控的人们，意图在讲述某个严重性程度方面相较于前者较轻但更具实质意义的控诉（例如声称该名书吏将待分派承办的案件把持在手中不放而不分派给其他人承办，或者将其他书吏在房内书吏名册上的位次予以篡改）之前，先对其对手的品行进行抨击。这种话语策略背后潜藏的论述思路非常清晰；在绝大多数书吏们互控的案件当中，某个实质性指控所说的那些遭到违反的惯例性程序，其本身的存在便违反了朝廷明文颁布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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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这类描述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一个特点是，做出这些描述的并非来自巴县衙门外部的人们，而是在巴县衙门内部工作的书吏们自己。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一种看似散漫无章的策略在发挥着微妙的作用。社会大众心中那种认为衙门乃腐败之渊薮的常见观念，为书吏们在知县面前中伤自己的对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现成手段。但是，如果说一名书吏是在纠纷中利用了社会大众对衙门的上述印象来支持己方说辞的话，那么他这样做绝非要故意谴责自己所操持的这份书吏工作。相反，当他在知县面前告发自己某位同事的卑劣品行时，相比之下，他所做的那些谴责性描述强调了书吏们通常乃是值得尊重的这一点。易言之，以腐败来描绘自己意欲加以中伤的对手，并非因为其对手违反了官方颁布的那些成文规章（实际上，大多数书吏本身都是超出朝廷规定的经制书吏额数进入巴县衙门工作的），而是由于其对手违反了巴县衙门运转实践中所依赖的那些非正式规范，而这些非正式规范是与本分、正直、忠心和孝顺等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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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书吏引述其所在房内的那些房规并得到其他书吏们的集体支持时，诸如此类的表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可以很有效地影响到知县将做出的决定。例如，卢礼卿先是被时任巴县知县视作一名彻头彻尾的恶棍而被从工房黜革，后来则在另一位巴县知县的眼中变成了一名孝子和难得的办理公事人才，从而得以重返巴县衙门工作。那些非正式的房规和被标准化的惯例性做法，与各种人际关系网络一道，通过上述方式约束着书吏们的行为，从而限制了他们对所在房内各种资源的垄断，维系着将书吏工作作为一种长期营生手段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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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将书吏们在巴县衙门当中的工作描述成一份受人尊重、对社会有价值的专业性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又将会面对如下这一事实，亦即这份专业性工作的那些价值规范，既违背了由朝廷任命的官员们被要求遵守的那些正式的行政行为准则，又违背了这些正式的行政行为准则建基其上的那些正统的儒家理念。毕竟，像书吏们在衙门当中所操持的这样一份专业性工作，其所依靠的经济基础既非来自国家的常规薪俸，也不能称之为是建立在书吏们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之上。毋宁说，它公开地建立在从地方民众那里所直接收取的那些规费上面。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衙门内部的功能性职位，被在朝廷所规定的正式制度的领域之外用于交换以获取各种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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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一机制在地方层面获得了某种非正式的或者非法的正当性（illicit legitimacy），那么它就会有效地消除任何将县级衙门所扮演的行政角色与它运行于其中的那个社区隔绝开来的界限。因此，在衙门实践的领域内，县级衙门作为独特的外部性政治权威之体现的色彩逐渐变淡，而它作为衙门吏役与当地民众之间展开讨价还价与经济交换的场域之特点则凸显了出来。不过，在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巴县衙门在此方面的运作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关注那些在县衙与当地社区之互动关系中起着更直接作用的衙门办事人员——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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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第四章 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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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不爱民之官，然爱民之政往往不能下逮者，良由蠹役内外勾连，从中扞格，而爱民者或至于厉民。夫律设衙役以供差遣，原不能尽除不用。惟若辈概系匪徒，不顾急公，只图作弊，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动，不可以德化，不可以恩结，所畏者法而已矣。全赖本管官束缚而驰骤之，俾知畏法，不敢放开手胆。但经有犯，立予严惩，免至酿成案件，则可以保百姓之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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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刘衡（1825—1827年任巴县知县）(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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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行政系统中，差役的地位相较于书吏更具争议性。尽管他们负责执行大量与县衙行政活动有关的非文职工作，并且作为国家权威在基层的主要执行机制之一而发挥作用，但差役们却被各级政府官员众口一词地视为衙门雇员中最为贪婪腐败的群体。正如我们在前文当中已经看到的，书吏们的工作也遭遇着类似的悖论。但在差役们身上，这种悖论由于其较之于书吏群体的如下几点重要区别而变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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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差役在总人数上远远超过书吏。因此，要想对人数规模更为庞大的差役群体进行约束，相对而言更为困难。更何况与书吏们不同的是，差役们通常是在衙署之外办差，而这就导致对其的约束变得更为复杂。差役们的这种工作特点，使得他们直接与当地民众发生接触，尽管这也造成他们游离于知县或其幕僚的监管之外。此外，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要求具备读写能力，书吏们至少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个人荣誉感和道德感，但差役们则不同，他们被认为只不过是卑贱的苦力而已。差役们没有可以自诩的学识，缺乏文字素养方面的训练，不具备拥有前述那些内容当中所蕴含的自我修养的任何可能性，故而差役们被认为天生就不值得信任且无法抗拒贪污腐败的诱惑。因此，如果说官员们对书吏们抱持着相当程度的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对差役们的态度则可谓经常表现出公然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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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官员们如此看待差役，而差役们在地方行政运作中的实际作用又非常重要，但清政府却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对相应的正式制度加以变革的努力。在清政府所采取的那些改革举措里面，没有一项措施是被用来改善县级行政运作当中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朝廷规定的经制吏役额数在实践中完全不敷使用，以及财政支持方面的严重不足。相反，那些改革举措致力于加重知县在管束其手下差役方面的个人责任，以及加大那些针对存在不法行为的差役的惩罚方式之范围与严厉程度。正如清代官员刘衡在前引评论文字中所提到的，管束差役的重担落在了知县的肩上。然而，很少有官员能够具有刘衡那样的热情和才干。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地方行政运作继续在成文法律规定的界限及其控制之外非正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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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倾向将所有的差役全都归类为一心只想中饱私囊的恶棍，认为这些人受雇在衙门中工作的唯一动机便是意欲从腐败行为中谋取私利。与此相类似的看法，也影响到当代研究清朝差役的绝大多数学术论著的分析框架。而如今有了巴县档案可供研究利用，我们得以有机会超越先前那些认知中的刻板印象与缺漏之处。本章及下一章将展示，巴县衙门中的差役们，并非如同居于庙堂之上的官员们所想象的那样乃是蛇鼠一窝的恶棍。事实上，他们是作为一个总人数非常庞大且其内部高度层级化的群体在运作。差役们之间不仅各自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不同，而且还根据收入的多少、工作稳定性程度乃至于内部地位的高低而彼此进行区分。在这个结构当中，并不存在任何由清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操作性规定，而是由巴县衙门的差役们自发形成了一套私底下奉行的办事规矩与标准化做法，以用来维持他们的生计与达到减少衙门内部各种竞争的效果。在此过程中，这些其中包括了大量非法存在的非经制差役的衙役们在其内部创造出一套关于行政办事人手雇用的制度，而这套制度很少受到他们名义上所服务的帝国朝廷所颁布的那些正式法令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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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通过勾勒巴县衙门差役们的内部组织情况及他们的主要职责，来对这套非正式制度加以探讨。在对巴县衙门所雇用的差役人数进行初步估算后，我将讨论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他们是如何试图将其中大部分人（那些非经制差役）在巴县衙门内那种严格来讲属于非法的存在进行正当化的。在本书第五章当中，我将继续探讨巴县衙门差役们的内部运作，例如差役的招募、服役期限、惩戒手段及人际关系网络。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我将检视差役们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相互矛盾的特征，是如何影响他们在巴县衙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与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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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内部组织与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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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en runner”是对中文“差役”一词便捷却并不严谨的英文翻译，对“差役”一词更有文采的英文翻译是“drafted service”。“差役”一词本身源于北宋时期的“差役法”。根据北宋时期的“差役法”，地方上的一些头面人物被官府招募来作为驻扎乡村的行政办事人员并为官府承办临时性事务。作为宋朝地方政府的基石，这些乡村行政头目负责一些基础性的行政事务，例如保管乡村的各种簿册、维护公用设施、设立地方慈善机构、为衙门征解钱粮，以及维持地方上的治安。由于上述这些工作转由地方社区自己来负责，故而当时的县衙只是临时性地雇用了一批由门役、禁卒、仵作、更夫、轿伞夫、皂役等组成的衙役。这些衙役主要都是在衙署的范围之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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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集权在明代和清初逐步加强，上述绝大多数的地方行政职能都被划归地方衙门负责，而这就要求地方衙门必须配备更多的办事人手来行使上述职能。在此过程中，“差役”一词演变为特指那些在衙署之外执行上述任务的衙役。在巴县，根据其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不同，这些人手被分为四大类，亦即粮役（或称快役）、盐役（或称盐差）、捕役和民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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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差役”一词常常被不加区分地用来泛指衙门当中所有非从事文书工作的衙役，但在以下的章节中，我用这个词来特指前述那四类人。由于他们是在乡村地区执行任务，故而会与当地百姓直接发生接触。在这四类人当中，粮役和捕役构成这些衙门雇员中的最大部分。这两类差役作为行政办事人手的重要性，以及官方对他们在衙署之外的所作所为的关切，都反映在如下这一事实上面，亦即19世纪的巴县档案中关于差役的记录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两类人员。在下面关于巴县衙门里的这些重要成员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工作的描述中，我们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此类组织结构并非建立在依靠成文法律之指引的基础上面，而是建立在当地衙门内部奉行的惯例性做法及一些非正式程序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组织结构偶尔也被一些巴县知县改革过（例如就像刘衡所做的那样），但有关其人员的招募、内部排名、晋升、管辖事务分工，以及围绕上述事项所发生的纠纷之解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差役们自己决定和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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