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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品行端正的公人与道德败坏的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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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县衙门当中的绝大多数差役都是超过朝廷所定的经制吏役额数而被非法雇用的，但是这些衙役一直试图将他们在地方衙门中的角色予以正当化，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儒家正统学说的利用，从成效本身来看似乎并不起眼。儒家话语所承载的，终归是那些关于正直人品与良好名声的观念，以及对其加以表述的媒介。但是在将儒家话语里面的一些内容加以挪用的过程中，巴县衙门的差役们显然表达了一种关于何谓正派的行政服务性工作的非正统观点，就像我们在本书前面讨论书吏的那部分中所看到的一样。根据巴县衙门差役们所做的此类表述，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向当地民众收取费用，以作为对自己勤勉服务的报偿，这种做法丝毫不违背那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政理想，相反，这是维持推行德政的政府的必要手段。而且，为了达到上述那种效果，巴县衙门的差役们试图利用社会大众将衙役视为贪赃枉法之恶棍的刻板印象作为反衬，来凸显他们自己乃是忠诚可靠的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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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们的个人品行与其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正当性之间的关联，在巴县衙门中的高级别差役呈给巴县知县的那些文书之起首处的常用套语里面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例如他们在上面写道：“跪禀大老爷台前，为禀明作主事情，役等奉公体德，毫无违懈……”在诸如此类的开场白之后，通常紧接着的文字内容则是关于其家境贫寒，以及已然在巴县衙门当中服役多年且从未出过任何差错的描述，以此来进一步证明自己擅长此份工作且向来品行正直。例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位名叫姚恩的业已被从巴县衙门革除的前怀石里粮班总役，在他先前所在班内的三名领役的支持下，向巴县知县请求允准其重新回来工作。姚恩所写的禀文，可谓那些被黜革的差役们向巴县知县提出希望能够允准其重回衙门工作的恳求之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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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恩首先讲述了他在巴县衙门已然工作了许多年，随后围绕那起在他看来导致其被蒙冤逐出巴县衙门的事件之相关情况加以解释。他声称，自己为巴县衙门执行公务的时间超过了20年，其在衙门内的记录或名声并无丝毫污点。在该年五月，有一份来自川东道衙门的公文要在五日之内被递送至成都。姚恩派粮班散役朱崇去递送这份公文，但朱崇由于生病而耽误了公文的如期送达，结果被从巴县衙门革除。而姚恩也因为派差不妥而遭知县训斥，并同样被从巴县衙门革除。(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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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呈的禀文之结尾部分，姚恩描述了自己如何家境贫寒，以此表明他自己全无借承充差役来中饱私囊或者有什么贪腐敛财之举，并且声称自己全然仰赖在巴县衙门中本分工作来养家糊口。他写道，自己家徒四壁，父母已然风烛残年，膝下子女尚年幼，而其妻子又体弱多病，有这么多人靠他来养活，但家中余粮却又很少，因此只有恳求知县大发慈悲，原谅他之前所犯的过错，允许他重新回到巴县衙门担任粮班总役。(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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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怀石里粮班的多名领役向知县呈交了一份对上述情况进行补充说明的禀状，声称姚恩对其先前所在粮班的运作不可或缺，故而他们联名恳求知县能够允准姚恩重新回粮班工作。这些领役在禀状上说道，其所在的粮班缺乏有经验的足够人手来处理交办的大量工作，故而若少了在行的姚恩的帮助，则该班事务将无法处理。知县最终同意了姚恩的上述恳求，允准他重新回到巴县衙门担任粮班总役。不过，知县依然维持自己先前所作出的将那名粮班散役朱崇从巴县衙门黜革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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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差役能否让巴县知县撤销他先前作出的将其从衙门革除的裁决，以及是否能够在其所在班内发生的争端当中胜出，很大程度上乃是仰赖存在于差役们内部的等级体系。这个等级体系给予差役们一定的象征资本。如果某位高级别差役多年来能够沿着这一巴县衙门差役内部的等级体系逐步提升其位次，而并没有遭衙门黜革或与任何不法行为有瓜葛，那么他就可以自诩在其承充差役期间有着与其工作要求相适应的道德素养与品行操守。而在差役们内部等级体系的另一端，像散役及诸如帮役那样被临时雇来的办事人手，则被描述为品行未经证实之辈，因此被认为更有可能作奸犯科。巴县知县们倾向接受上述差役形象刻画，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级别的差役之工作在相对稳定性程度方面的差别上看出来。例如，在光绪二十年（1894）被巴县衙门革除的22名捕役当中，有14人是散役，5人是总役，只有3人是领役。(361)差役们对其内部等级体系的利用，也在一些告状里面有所体现。在这些告状当中，当领役与总役在遭到其同事指控时，他们会被对方称作散役甚至白役，而那些控告他们的差役之所以如此为之，正是为了让知县对这些遭到指控者的个人品行产生怀疑。下面将要讨论的巴县衙门民壮戴成的案子，便是此类案件中能够很好地说明此点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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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巴县衙门中由刘金率领的来自民壮左班的七名领役向知县报称，一名来自民壮右班的名叫戴荣的散役，最近因敲诈勒索、酗酒闹事及枉顾法纪而被从所在班的名册上除名。但是，戴荣悄悄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成，并请求民壮左班的领役们允许他到该班工作。这些领役们抱怨，他们当时出于好心才同意了戴荣的这一请求，但之后戴荣本性不改，依旧贪婪暴虐，不仅欺骗该班的每位同事，违反班规，鱼肉乡民，而且还经常酗酒打架。因此，这些领役们声称他们已别无他法，只得恳求知县将戴荣从巴县衙门革除。知县同意了这些领役们的请求，将那位如今改名为戴成的戴荣逐出巴县衙门。(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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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知县做出上述裁决后半个月左右，戴成本人向知县呈交了一份禀状。在这份禀状当中，他不仅否认自己曾在民壮右班中使用过另一个名字工作，而且还针对那些领役们声称他是一名散役的说法进行了驳斥。戴成坚称自己事实上是一名领役，完全不是像那些指控他的领役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一名散役。戴成强调自己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公人，而他多年来在巴县衙门中的效力，如今正在面临所在班中的派系势力与裙带腐败的威胁。按照戴成在其禀状中的说法，他在民壮左班当中效力多年，一直没有出过差错，亦无任何不当之举，并且实际上还是在该班内排名第二的领役。在该班中排名第一的领役刘金多年来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是由总役胡林代行刘金的职责。当该班的管事去世后，民壮左班的差役们原本决定推举刘金与戴成来共同接替该位置。然而就在此时，刘金却纵容其徒弟胡林伪造文书，以便将后者的家人招进巴县衙门承充总役。根据戴成的说法，当他拒绝与刘金、胡成等人同流合污后，那两人恼羞成怒，对他提起诬告并恶语诽谤。戴成表示自己曾将这起争端提交给巴县衙门吏役内部的议事会议处理，但胡成与刘金两人在议事会议进行调停时拒不出席。而且，当议事会议针对上述伪造文书一事展开调查时，胡成与刘金都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因此，戴成最后恳请知县核查该班的人员卯册并重新考虑先前对他作出的那个黜革决定。(363)但是对于戴成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他的上述声辩未能说服知县，后者依然维持其先前所作出的将戴成从巴县衙门革除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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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领役们针对戴荣所进行的并且最终如愿以偿的抨击，并不包含有任何特定的或者按照法律规定可提起控告的理由。它只是采用了一种从人品上对其对手进行粗线条诋毁的方式，将戴荣与那些关于腐败的刻板印象关联在了一起，声称戴荣乃是生性贪婪暴虐、经常酗酒闹事、惯于敲诈勒索、不断违反班规与藐视法纪之人。上述说辞的字里行间，无一不是在暗示戴荣只不过是一名散役，是一名其品行不值得信任、平素行事不负责任的无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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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双方所使用的这些言辞套路，乍看上去有些怪异，因为他们都是诉诸那些只会让知县觉得其对衙役们之本性的一贯怀疑再次得到了确证的刻板印象。不过当我们深入思考之后，则可以发现纠纷双方所用的策略非常明确。那就是，纠纷双方利用人们关于衙役的那些刻板印象，来描述某位特定的差役的贪腐行为和越轨之举，以便将对方的那些行为与大部分老实本分工作的差役所具有的正直人品区分开来，并声称自己乃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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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描述是在差役们内部发生的争端被告到知县那里的过程当中才呈现出来的，而当走到了这一步时，差役们内部奉行的那些用来解决彼此之间所发生的争议的规矩、程序与手段都业已失灵。在这种情况下，纠纷双方针对自己与对手分别做出的那些区别性描述，乃是为了迎合那位本就对衙役群体心怀成见并与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特定听众，亦即知县。但是，如果说这些描述有时也会被用于达到各种奸诈的目的的话，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差役们所诉诸的那些基本准则就必然是虚假的。实际上，这些人能够在他们自己与其他差役之间发生的争端当中利用此种形象刻画，本身就意味着知县承认那些声称衙役当中也有许多忠实正直之人的说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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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那些关于其自身品性的描述是由差役们自己建构出来的，并且他们经常利用这些描述来抬高自己与诋毁对手，但是这些描述多少反映出许多差役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及其所从事的这份工作。与书吏们一样，差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份工作视为一种营生方式，并在这份工作上度过了他们的青壮年岁月。由于并不存在关于此方面各种具体办事流程的任何正式标准与法定指引，于是差役们便试图通过在其内部奉行他们自行商定的各种规矩、程序与规范性行为准则，来捍卫自己的这份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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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们受雇在巴县衙门当中所从事的这份工作，虽然存在上述这些理性化的因素，但仍然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游离于正式法令规定之外的行政办事人手雇用方式，且在其运作过程当中，并非借助于由外部力量加以界定的结构或监督。因此，与其他任何营生方式相类似，在衙役这一行当中是否能取得成功，不仅依赖于对该群体内部自行订立并奉行的那些规矩与标准的运用，而且也依赖于其家庭成员、庇护人与同事们的支持。倘若缺乏这种支持，则像上述戴成那样的民壮就会在其所在班内差役们之间发生的纠纷当中被其反对者所孤立，从而被后者描绘成贪婪腐败之辈。本书第五章将集中考察巴县衙门差役们当中的那些人际关系网络和联盟，来检视此方面的衙门实践。届时我们将会再一次看到，尽管这些人际关系网络经常被认为是基于腐败之目的而形成的，但在许多方面，它们也是清代地方行政得以运作的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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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第五章 不当的联盟与知县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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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天，新上任的巴县知县王驰昌收到西城里粮班左班领役刘成等三名领役所呈交的一份禀状。这三名领役在这份禀状中控告刚升任该班管事不久的范荣。资深领役刘成在解释此事时说道，十年前范荣在他的支持之下升为该班领役，自打那时起，范荣便开始变得刚愎自用，并且经常违反班规。更有甚者，范荣罔顾其他差役的劝诫，非但拒不悔改，如今还对任何妨碍他的人以暴力相威胁。刘成声称自己已别无他法，只得召集所在班内的全体粮役一起商议如何处置此事，结果大家决定向知县正式呈交禀状，恳求知县将范荣从巴县衙门黜革。(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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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以王升为首的该班3名领役与8名散役，也向知县呈交了一份指控范荣的禀状。王升等人针对范荣的指控，比起前述刘成等人在那份禀状中所写的要详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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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内领役范荣，不守班规，借案搕索，由此积资，开贸栈房，愈恶无忌，每遇妇女因事构诉，伊即套在伊栈住寓，嗣案结后，堆算口岸。贫民无措付给，勒将妇女霸占为妾。即伊次妾，系杨森贸之妻。伊支贼扳诬，将森贸吓逃，伊遂将妻霸占为妾。三妾系刘三之妻，因堆口岸，霸为三妾。贫民隐恨，切齿莫何。伊则名以为妾，暗以为娼，希图渔利……伊师刘成理戒，反不认师，目无尊长，胆敢逞凶。刘成等昨以禀明作主，禀未沐批。似此恶役，恃霸妄为，不恳革究，恐后酿祸。(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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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王驰昌看到后认为，像范荣这样的恶棍不应该被允许继续承充粮役，于是下令立即将范荣从巴县衙门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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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件事的整个处理过程中，范荣自己坚称，王升等人针对他提起的那些指控，要么纯属子虚乌有，要么是出于对他最近被提拔为粮班管事的妒忌。就在范荣被从巴县衙门黜革的一个多月后，继王驰昌之后接任巴县知县的沈秉堃，收到了来自范荣先前所负责的区域内两个场镇的地方领袖们呈交的一份禀状。范荣此前所说的那些情况，在这份禀状当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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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场镇的地方领袖们声称，范荣不仅没有任何不当之举，而且事实上他还是一名堪称楷模的公差。作为西城里粮班左班管事，范荣的正直品行，以及他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和睦相处，使得他在巴县境内近期发生的那些民教冲突中保护了这些地方领袖们所在的两个村庄民众的财产安全。这些地方领袖们坚持说，范荣被巴县衙门革除，完全是与其同班的一些粮役诡计多端加以诬告的结果，后者忌恨范荣在当地百姓中所享有的威望，因此范荣显然应当被允准重新回来担任该班领役。应这些地方领袖们的恳求，新任知县沈秉堃同意重新调查此事。不久之后，他推翻了前任知县做出的那个决定，恢复了范荣原来的西城里粮班左班管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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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生在西城里粮班内部的这一短暂插曲，展示了巴县衙门各种日常运作的如下多个重要特征。首先，该事件表明，对某位衙役个人形象的选择性利用，可被作为一种将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加以正当化并进行保护的手段。在范荣身上存在着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刻画，可被视作此种修辞的例证。其中的一种形象刻画是将范荣描述为一名对当地民众敲诈勒索的皮条客，而另一种形象刻画则把他塑造为有着高尚行政品德的典范人物。在这些形象刻画当中，被突出的重点，并非这名遭到质疑的差役的某些特定行为，而是他的道德品质及他是否适合继续留在巴县衙门当中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范荣被指控犯下的那些敲诈勒索与强迫妇人卖娼的劣行，在他被巴县衙门革除后无一被加以追查。与此相类似地，范荣后来得以重返粮班领役之位，并非由于那些针对他的指控被推翻，而是因为他的道德品质及他作为一名办事得力的行政人手之价值得到了重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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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一例子也展示了巴县衙门差役们之内部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的众多方面。如果说我们很难通过看穿该案当中的那些修辞来判断建立在前述诉状与禀状之上的事实“真相”究竟为何的话，那么对于当年那些处理此类案件的巴县知县们而言，这也绝非易事。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巴县知县对衙役们之内部事务的实际影响力，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正如本书第四章所描述的，关于差役的征募、内部晋升、内部惩戒手段，以及将其中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等日常事务，绝大多数都是由巴县衙门的差役们自己操控的，知县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只是限于就各方提供的那些关于被控差役的品性及其行事的彼此矛盾的形象刻画做出判断，进而认定何者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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