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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第五章 不当的联盟与知县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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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天，新上任的巴县知县王驰昌收到西城里粮班左班领役刘成等三名领役所呈交的一份禀状。这三名领役在这份禀状中控告刚升任该班管事不久的范荣。资深领役刘成在解释此事时说道，十年前范荣在他的支持之下升为该班领役，自打那时起，范荣便开始变得刚愎自用，并且经常违反班规。更有甚者，范荣罔顾其他差役的劝诫，非但拒不悔改，如今还对任何妨碍他的人以暴力相威胁。刘成声称自己已别无他法，只得召集所在班内的全体粮役一起商议如何处置此事，结果大家决定向知县正式呈交禀状，恳求知县将范荣从巴县衙门黜革。(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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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以王升为首的该班3名领役与8名散役，也向知县呈交了一份指控范荣的禀状。王升等人针对范荣的指控，比起前述刘成等人在那份禀状中所写的要详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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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内领役范荣，不守班规，借案搕索，由此积资，开贸栈房，愈恶无忌，每遇妇女因事构诉，伊即套在伊栈住寓，嗣案结后，堆算口岸。贫民无措付给，勒将妇女霸占为妾。即伊次妾，系杨森贸之妻。伊支贼扳诬，将森贸吓逃，伊遂将妻霸占为妾。三妾系刘三之妻，因堆口岸，霸为三妾。贫民隐恨，切齿莫何。伊则名以为妾，暗以为娼，希图渔利……伊师刘成理戒，反不认师，目无尊长，胆敢逞凶。刘成等昨以禀明作主，禀未沐批。似此恶役，恃霸妄为，不恳革究，恐后酿祸。(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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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王驰昌看到后认为，像范荣这样的恶棍不应该被允许继续承充粮役，于是下令立即将范荣从巴县衙门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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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这件事的整个处理过程中，范荣自己坚称，王升等人针对他提起的那些指控，要么纯属子虚乌有，要么是出于对他最近被提拔为粮班管事的妒忌。就在范荣被从巴县衙门黜革的一个多月后，继王驰昌之后接任巴县知县的沈秉堃，收到了来自范荣先前所负责的区域内两个场镇的地方领袖们呈交的一份禀状。范荣此前所说的那些情况，在这份禀状当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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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场镇的地方领袖们声称，范荣不仅没有任何不当之举，而且事实上他还是一名堪称楷模的公差。作为西城里粮班左班管事，范荣的正直品行，以及他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和睦相处，使得他在巴县境内近期发生的那些民教冲突中保护了这些地方领袖们所在的两个村庄民众的财产安全。这些地方领袖们坚持说，范荣被巴县衙门革除，完全是与其同班的一些粮役诡计多端加以诬告的结果，后者忌恨范荣在当地百姓中所享有的威望，因此范荣显然应当被允准重新回来担任该班领役。应这些地方领袖们的恳求，新任知县沈秉堃同意重新调查此事。不久之后，他推翻了前任知县做出的那个决定，恢复了范荣原来的西城里粮班左班管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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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生在西城里粮班内部的这一短暂插曲，展示了巴县衙门各种日常运作的如下多个重要特征。首先，该事件表明，对某位衙役个人形象的选择性利用，可被作为一种将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加以正当化并进行保护的手段。在范荣身上存在着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刻画，可被视作此种修辞的例证。其中的一种形象刻画是将范荣描述为一名对当地民众敲诈勒索的皮条客，而另一种形象刻画则把他塑造为有着高尚行政品德的典范人物。在这些形象刻画当中，被突出的重点，并非这名遭到质疑的差役的某些特定行为，而是他的道德品质及他是否适合继续留在巴县衙门当中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范荣被指控犯下的那些敲诈勒索与强迫妇人卖娼的劣行，在他被巴县衙门革除后无一被加以追查。与此相类似地，范荣后来得以重返粮班领役之位，并非由于那些针对他的指控被推翻，而是因为他的道德品质及他作为一名办事得力的行政人手之价值得到了重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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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一例子也展示了巴县衙门差役们之内部组织架构与运作方式的众多方面。如果说我们很难通过看穿该案当中的那些修辞来判断建立在前述诉状与禀状之上的事实“真相”究竟为何的话，那么对于当年那些处理此类案件的巴县知县们而言，这也绝非易事。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巴县知县对衙役们之内部事务的实际影响力，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正如本书第四章所描述的，关于差役的征募、内部晋升、内部惩戒手段，以及将其中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等日常事务，绝大多数都是由巴县衙门的差役们自己操控的，知县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只是限于就各方提供的那些关于被控差役的品性及其行事的彼此矛盾的形象刻画做出判断，进而认定何者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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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差役工作的上述这一特点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非正式的理性化，那么上述范荣的故事则表明，巴县衙门差役们在其所在班内的排名、所享有的权威及服役时间的长短，不仅取决于那些被标准化的惯例性做法，而且还仰赖于对其所在班内的权术斗争的敏锐洞察，以及结成各种人际联盟与责任关系网。就此点而言，范荣起初升为西城里粮班左班管事，后来遭到所在班内其他差役的指控，最后又得以重新回到原先的位置上工作，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在巴县衙门内部存在着一种其运行不受知县干涉的政治经济，而知县甚至对其一无所知。直到这一隐秘的内部运作系统失灵，导致那些争端引起知县的关注时，这种政治经济的错综复杂性才会逐渐被差役们之外的观察者所知晓。一旦被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那些陷入纠纷之中的差役们就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人际联盟，以使自己与当时文化所认可的各种规范及按照儒家理想建立起来的有德政府所奉行的那些正统原则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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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范荣的案例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后来得以重新担任西城里粮班管事，所依靠的支持力量，并非他先前在巴县衙门中的那些同事，而是来自当地一些村庄的地方领袖。而按照那种广为人知的说法，村庄领袖们正是那些被认为臭名昭著的衙役们的迫害对象。就此点而言，这个案例表明，虽然差役们与其工作地点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以后者拒不配合甚至公开敌对而著称，但是两者之间也需要一定程度的非正式合作与协商。不管是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各方利用那些广为流传的唯利是图印象来从正反角度对某位差役的品行进行描画，无论是对保护各种个人利益而言，还是就协调县衙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说，都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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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将通过细致描述范荣在巴县衙门当中的工作经历，来阐明巴县衙门的上述那些特征。在对巴县衙门各班差役内部的派系所起到的作用加以检视，并对话语因素在被用来保护或谴责这些人际联合形式时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考察之后，我将把衙役们与其执行任务时所处的地方社区之关系这一更为广泛的议题，放置在征收钱粮赋税的特定情境之下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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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责任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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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衙门内任何一个班的实际差役人数都非常庞大，并且在那些有利可图的任务之分派方面，缺乏官方正式颁布的相应规定对其加以约束。因此，就像本书前面描述过的书吏们所做的那样，在巴县衙门差役内部同样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氛围。在这种背景下，差役们自己建立起并奉行着一些被标准化的程序、规矩及内部的执行任务方式，可被视作为一种借以保护他们那些来之不易的权威与收入的手段。然而，如同前述范荣的案例及本书第四章中讨论过的唐清和唐树兄弟两人之间的争端所展示的那样，在这些措施的实际实施与利用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可操控空间。因此，一名差役在巴县衙门里面的前途，不仅受到各种班规的形塑，而且还依赖于那些为他提供各种支持与保护的非正式人际网络，以及对这些非正式人际网络所做的各种不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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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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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县衙门中的书吏们一样，衙役们之间的各种派系，也是在诸多基于某种特殊关系所进行的人际联盟之基础上形成的。亲族关系、同乡关系、内部排名、保举关系及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等，都在差役们所在班内的联盟与派系之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际联盟在差役们内部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书吏们相互之间的人际联盟所起到的那种功能。例如，由于在衙门吏役的内部运作方面缺乏正式的法律规定，差役们之间的那些派系联盟经常为其所在班内的各种决策提供集体性支持，并且当有人违反班内所做的集体决策时，那些非正式的规则就会被付诸施行。这些派系联盟也可以被用于处理一些相较而言缺乏透明度的事情，例如通过让自己的朋党或熟人来接充某些出缺的差役位置，以达到垄断该班内各种资源的目的。巴县衙门怀石里粮班领役裴盛及该位置的接充者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面便提拔了10人担任该班总役，以及裴盛后来在分派待承办案件时偏心照顾这些人，正是说明此点的一个绝佳例子。(366)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使此类派系内部团结在一起的那些核心因素都是相同的，亦即差役们希望通过此种相互扶持，以使自己能够持续分派到可以给其带来收入的各种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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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县档案当中，经常可以见到各种透露出各班各轮的差役们当中存在着不同派系的证据，尽管这些证据相较于书吏们的此方面情况而言显得更为碎片化。其中最能鲜明体现此点的是差役们之间有时订立的互助合约。此类合约的内容经常是被正式写下来，再誊抄数份并由各人皆在上面签名，每位立约的差役各持一份。在大多数情况下，差役们之所以订立此类互助合约，是因为这些立约的差役们认为其所在班内的某位高级别差役唯利是图或者对他们怀有敌意，以至于给他们目前的位置与收入造成了威胁。这些互助合约的文字内容，往往是首先描述其班内某位高级别差役不仅把持班务，并且还编造理由诬告其他那些拒绝与他同流合污的差役。在这一部分文字之后，紧跟着的内容通常是所有立约的差役们共同做出的承诺。该承诺的内容是声称当他们中的任何人遭到上述那些构陷时，其他人不仅须提供财力方面的支持，而且还要与他共同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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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例子便展示了此类互助合约在巴县衙门差役们之间发生的那些纠纷当中是被如何加以利用的。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西城里粮班左班领役宋超因为在催收赋税的过程中涉嫌敲诈勒索而被巴县衙门革除。此后不久，他便向巴县知县呈交了一纸禀状，声称他被革除完全是因为遭到该班资深领役苏贵的诬告。宋超解释说，苏贵自从在数年前负责该班事务之后，便将一批此前被巴县衙门革除的差役重新招募回来工作，并与这些人约定，后者要将他们自己办案时收到的一半案费交给苏贵，而该班的待承办案件分派正是由苏贵自己说了算。宋超接着说，苏贵同时还通过捏造事由、提起诬告等手段赶走了该班内的一些高级别差役，以便提升他那位也在该班担任差役的儿子的班内排名。宋超声称自己先前曾仗义执言，反对苏贵的所作所为，结果苏贵怀恨在心，于是苏贵串通当地的一位民众无中生有地指控宋超敲诈勒索，结果导致他被巴县衙门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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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苏贵的背信弃义，宋超将十多年前他与苏贵及其他三名同班粮役订立的互助合约呈交给了知县过目。这份互助合约当时是为了对付该班内那位正在施展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阴谋诡计的管事而订立的。在订立这份互助合约之后，这五位签字立约的粮役采取一致的行动，最后使得那名管事因劣迹暴露而被巴县衙门革除。宋超声称，正是由于那名管事被革除，苏贵后来才得以跃升为在该班内排名第一的高级别领役。但如今苏贵却背叛了昔日盟友的信任，试图除掉宋超，以“一匡天下，垄断独登”。知县同意就此事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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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超向知县呈交多年前订立的那份互助合约这件事本身，并不能反驳苏贵对他提起的那些实质性指控内容。但是，此举造成苏贵的人品与动机在知县那里受到了怀疑，而苏贵针对宋超提起的那些指控内容的真实性，也就相应地在知县那里打了个问号。这件事本身还表明，差役们内部结成派系联盟，并非只有在试图以此规避班规时才会这样做，他们有时为了维护那些班规也会如此行事。当初共同签订那份互助合约的其他成员，在多年前就已离开巴县衙门不再担任粮役，但他们当初所采取的那种一致行动，以及他们当时对宋超旨在维护班内那些惯例性操作流程的做法之支持，还是在知县那里为宋超赢得了足够的信任，并促使知县决定重新就宋超的事情进行审理，尽管此时距那些差役当年共同立约之日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在他向知县首次呈交禀状的三个月后，经过了几次开堂审理，宋超最终得以重新回到其原先的粮班领役位置上工作。(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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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县衙门差役内部存在多个派系联盟的进一步证据是，差役们很少是以单个人的名义向知县呈交告状或禀状。相反，此类状纸通常是由数名差役联名向知县提出，以表明大家一致同意上面所写的那些指控内容或主张。在那些围绕着某个出缺的高级别差役位置该由谁来接充而发生的纷争当中，如同我们在前述唐清唐树两兄弟的案子里面所看到的那样，这种争端将会造成同班差役内部分裂成两个甚至更多个相互对立的派系。诸如此类的差役们内部级别晋升，乃是由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所决定的：一个原则是根据差役们在该班名册上的排名顺序与资历深浅，另一个原则是由那名即将告退的高级别差役来选择由谁来接充其位。当这两个原则发生矛盾时，那些觊觎该位置的差役们往往会通过列举其所在班内其他人对自己的支持与声援，来竭力使自己的请求能够在知县那里获得允准。在诸如此类围绕着由谁来接充某个拥有实权的高级别差役位置而发生的争端当中，某位低级别差役究竟是支持纷争双方中的哪一方，对于他接下来在巴县衙门里面的前途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对于那些觊觎出缺的高级别差役位置而与其他竞争者发生冲突的差役而言，如果他不能赢得其所在班内其他差役的支持，那么他得到该位置的机会就会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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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前述那起案子里面，范荣的主要对手便利用了他们在该班内获得的支持，从而成功地将范荣予以孤立。这起案子真正的幕后推手，看起来并非那位在该班名册上排名靠前的资深领役刘成，而是范荣的同事、在该班担任领役的王升。范荣在升任为管事之前，他在该班名册上的排名位于王升之后。(368)出于对一名在班内排名比自己低却得到了优先提拔的同事的妒忌，王升开始拉拢该班内的其他一些领役与散役，以换取这些人对他的支持。与此构成对比的是，范荣未能争取到该班内其他任何同事对自己的声援。王升暗地里进行的这些小动作，当然无法说明他针对范荣提出的那些严重指控是否内容属实。但这件事表明，由于范荣在其班内未能获得其他人的任何支持，故而他实际上是否无辜，其结果都与其他粮役无关。在诸如此类的案件当中，那名被孤立的差役往往将那些指控他的差役贬称为“党”或“伙”，以期揭露后者那种自利性的指控动机。然而，正如范荣及其他那样陷入同样境遇的差役们的命运所展现的，当遭遇对手集体提起的指控时，他们的此类做法常常无法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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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庇护人与被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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