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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从汗到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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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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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太祖纪》，“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圣武亲征录》所记略同。此处所谓“尊号”实由两部分构成。前者“成吉思”用来拟写蒙语chinggis一词的语音，或许来源于突厥语chingis，译言“强硬的、凶猛的”；但它也可能是突厥语词tengiz（译言“海洋”）的蒙古语读法[1]。而所谓“皇帝”，则必定是某个蒙古语原词的汉语对译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用来指称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蒙古语原词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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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费尼在13世纪中叶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告诉我们，萨满巫师帖卜腾格理曾在当时传达上天的意志，赐予帖木真以“成吉思汗”之号；拉施都丁的《史集》重复了这个说法[2]。关于这个问题，《元朝秘史》写道：“虎儿年，……于是对成吉思合罕奉与了罕的名号”[3]。这一叙述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含糊。帖木真被赋予的正式称号似乎是“罕”，也可以译写作“汗”。然而几乎是在所有的场合，《秘史》在提及这位大蒙古国的缔造者时，又总是称呼他为“成吉思合罕”，而不是“成吉思汗”。白鸟库吉因此曾推断，当日蒙古语对“汗”与“合罕”不甚分别，所以二者经常被混用[4]。但是舒尔曼不太同意此一看法。他指出，在蒙元政治体系之下，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合罕；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帝国之内都允许存在远不止一个的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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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不论“汗”与“合罕”在作为外来词进入突厥语之前是否完全等义，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构词法意义上的联系，它们在13世纪前的突厥语中乃是两个在构词法方面已全然没有联系、而实际上又语义相近的普通名词[6]。如果以此种状况作为考察相关问题的起点，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汗”出现在蒙古诸部的政治语汇之中，大概要远早于“合罕”一词之被引入。可是由于今本《元朝秘史》基本上把“合罕”当作专用于出自成吉思汗一族的王者之称，而只用“罕”来称呼几乎所有的其他首领或王[7]，遂使上述历史真相变得甚难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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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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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明确记载的蒙古部最早的汗，似是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既孥笃儿罕（jinodur qan？）[8]。他的儿子海都，《史集》亦称之为“汗”[9]。海都之后，他的孙子敦必乃也拥有“汗”的称号，此可见于《史集》。敦必乃之后的三任蒙古部的汗，先后为葛不律寒（按：“葛不律”，一译“合不勒”，而“寒”即“汗”或“罕”的异译）、咸补海罕（“咸补海”一译“俺巴孩”）和忽都剌罕；其中二者见于《元史》的《宗室世系表》，咸补海罕则见于《太祖纪》。值得注意的是，上列最后三个蒙古部先祖，在《元朝秘史》里都已被赋予“合罕”的尊号[10]。《史集》虽对合不勒仅只称“汗”而已，而对俺巴孩和忽图拉两人，却亦以“合罕”称之。《圣武亲征录》对“可汗”一称的使用最滥，不但忽都剌，而且连他的儿子搠只、俺巴孩的儿子阿丹（又译合答安），以及被《史集》明言从未正式取得过“君主”地位的叶速该（一译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11]，都被冠以“可汗”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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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现于上述种种场合的“合罕”或“可汗”，很可能都是对原始记录的事后追改所致。若以目前确知的写成于1250年代之前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合罕”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尚未被纳入直到那时候为止的大蒙古国政治语言之中。伯希和曾写道，在蒙古史的范围内，“最先采取合罕称号的是窝阔台，而它只是某种属于个人的名号，以至于后来‘合罕—汗’甚至成了对他的特定指称。只有在忽必烈治下，它才被当作专用于大汗的称号。或许有人会反对说，《秘史》总是使用‘成吉思合罕’的提法，并且甚至还用它来指称成吉思汗之前那个最初的短暂的蒙古帝国的君主们，诸如‘合不勒合罕’、‘忽图剌合罕’等等。但所有这些均须归因于较后来的习俗，那时在蒙古人的习惯用法中，‘合罕’已经取代了‘汗’。它们或者出于1240年时的《秘史》编写者之手，但愈加可能是被时代更晚的文本抄写者所追改。无论如何，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成吉思汗并没有采纳‘合罕’的称号。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所谓‘成吉思汗石’就以chinggis qan-i，亦即‘成吉思汗’一语的属格开头。……直到贵由的时代，情形依然如此。众所周知，在1246年写给印诺森教皇的信中，他用突厥语自称为talui-nung han，而他的蒙文印玺则写作dalai-in qanu（属格形式），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场合，他的尊号都是‘汗’，而不是‘合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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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关于今本《秘史》中的“成吉思合罕”系对原来文本里“成吉思罕”称呼之改书的看法，确实是很有见地的。今本《秘史》第255节，留下了全书中唯一的一处“成吉思罕”的用例。这一语词在亦邻真和小泽重男的畏吾体蒙古文《元朝秘史》复原本中，都未经任何说明地被改写作“成吉思合罕”[13]。事实上，它所反映的，很可能恰恰就是原始文本的面貌，而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为抄写者所漏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秘史》所记成吉思汗诸子对其父亲的称呼中。今本《秘史》一般是注意到“罕·父”（qan echige）与“合罕·父”（qaghan echige）这两种不同身份称呼之间的区别的。但是文本中成吉思汗诸子对父亲的叫法，却既有“合罕·父”，又有“罕·父”[14]。后者同样应当是改削未尽所致。另外，札木合对成吉思汗的称呼，有一处作“合罕·安答”（qaghan anda），还有两处又作“罕·安答”（qan anda）[15]。后者无疑也属于因抄写者的疏漏而得以保留下来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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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合罕”作为“专用于大汗的称号”并不存在于早期蒙古部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但在13世纪的上半叶，在漠北草原上那些社会关系和政治组织最为发达的部落联盟中，它确实早已被用作最高首领的尊号了。这里需要重提《圣武亲征录》所枚举过的那些“可汗”。虽然蒙古部先祖中之被命名为“可汗”者，十有八九出于后来的追溯，但也不应该由此就全盘否定《亲征录》所言及的西辽国王乃至克烈、乃蛮等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之称为“可汗”的真实性。他们中间包括西辽王朝的“契丹主菊儿可汗”，克烈部的“汪罕可汗”（又写作“王可汗”）、其父“忽儿札胡思·盃禄可汗”、其叔父“菊儿可汗”（亦作“菊律可汗”），乃蛮的“亦难赤可汗”、“盃禄可汗”、“太阳可汗”等[16]。如果说在“亲征录”所据的诸种原始的民族语文资料里，这些人物原本就只是这样那样的“汗”，那么汉文迻译者还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特意去为蒙古敌对方面的此等首脑们的地位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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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强调的是，《亲征录》的相关记载并不只是孤证而已。《秘史》里的“王罕”，在《元史》的列传中多次被称为“王可汗”[17]。至于西辽国主称“可汗”，则更是情理中事，因为“可汗”一词虽不见于女真语，却完全可能作为契丹语旧有词汇而被带入西辽的政治语言。在突厥语中原本与“汗”近乎等义的“可汗”，开始在语义方面显得越来越更其隆重，西辽的影响或许是不可忽略的。耶律楚材有《过云中和张仲先韵》诗云：“挂冠神武当归去，自有夔龙辅可汗。”此诗的写作时间当与《过云中和张伯坚韵》相近。后面这篇作品中有一联写道：“射虎将军皆建节，龙飞天子未更元。”是知它们都写于成吉思汗死去不久、拖雷监国之初，正当作者从西夏经云中北返漠北的旅途中。诗中所谓“可汗”，应当来源于他扈跸西征时所游历过的受突厥政治文化支配的西域地区，包括西辽故地在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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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蒙古部在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达程度，远不如比他们更突厥化的那些原蒙古语部落（如克烈），以及位于漠北草原中西部的突厥部落（如乃蛮）。蒙古部在乃蛮人的眼里是一帮“歹气息、衣服黑暗”的乌合之众[19]，根本不能与克烈部相提并论。甚至直到蒙古部取得草原霸权将近半世纪之后，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忘记，与乃蛮、克烈、塔塔儿等部相比，“蒙古人是人类中最可怜的人”[20]。超乎“汗”的权威及身份的“合罕”没有从蒙古部的内部结构中产生出来，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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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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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想已说明，窝阔台是从哪里采纳了“合罕”这个称号的。但在当时它不过是专属于窝阔台个人的尊号而已。《秘史》曾反复说及，窝阔台所登临的“大位”（yeke oron），仍然叫作“罕”，而不是“合罕”。[21]如前所述，继承窝阔台的贵由，依然袭用“汗”作为自己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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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目前所知道的钱币学证据来判断，从成吉思汗尚仍在世时的1220年代开始，在更深地受到突厥文化浸染的蒙古帝国西半部，人们已开始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统称为“合罕”。1221年发行于巴达黑山西北之瓦哈希河谷的金属制币，已经把此前制币上的铭文“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n-ī dirham）改书为“合罕所有之底儿罕姆”（khāqān-ī dirham）；同样的变化亦可见于1221年冲制于不花剌的钱币上；同年冲制于马鲁的钱币铭文读作“至高的合罕，公正的成吉思汗”（al-khāqān al-‘āzam，chingiz khān al-‘ādil）；这时候的喀兹尼钱币铭文则写作“公正，至尊，成吉思汗”（al-‘ādil，al’āzam，chingiz khān）；而在讹答剌发行的钱币的铭文中，我们发现“合罕”一词的正字法形式已开始被写作qā’ā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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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窝阔台时期始，qā’ān在西域钱币铭文中的用法便日益普遍，如al-qā’ān al-‘ādil al-‘āzam（“公正的至尊的合罕”）之类[23]。据爱尔森的研究，此后出现在西亚钱币上的贵由帝号，有一些简单地写作“公正的合罕（qā’ān）”。而1247年由谷儿只王大卫冲制于桃里寺的钱币铭文则作“天底气力里，贵由合罕（qā’ān）统辖里；奴仆达乌德”。贵由派往西亚的军事统帅拜住写给教皇印诺森四世的信件，亦称此举出于“合罕本人的神圣意旨”[24]。至于蒙哥时代，我们有早至1252年冲制于谷儿只的钱币，其铭文里有“世界之国蒙哥合罕福荫里”等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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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名号问题，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记载非常值得重视。这位西亚历史学家显然更重视出自中央兀鲁思方面的正式称谓。因此，尽管“贵由合罕”已是当日西方广泛流行的称呼，但志费尼还是把他叫作“贵由汗”。另一方面，在他的书里，蒙哥的帝号却已与同书所记录的其前辈成吉思汗和贵由汗不同，他被很明确地叫作“可汗”。不过，该书记事虽终止于蒙哥朝晚期，唯志费尼死于1280年代，所以也无法绝对排除他把一个略晚于蒙哥朝才形成于蒙古本部的称号倒溯到蒙哥汗头上的可能性。幸运的是，现有的蒙文资料已可以证明，蒙哥在世时，确已将自己改称为“合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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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于上引钱币铭文的蒙古文碑铭，即颁发于1254年初的畏吾字蒙文少林寺圣旨碑中，蒙哥尚仍沿用“汗”的头衔[26]。现在可知的最早称他为“合罕”的蒙文资料，应是著名的蒙文“释迦院碑记”。原碑的第二行可读作：“‘愿蒙哥合罕万万岁’么道巴立托建立［此碑］”[27]。该碑的建树年代为1257年。对这些证据加以排比分析，我们似乎有理由说，把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命名为“合罕”，最先发生在突厥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帝国西半部分。同时也正是在西域地区，它最先被黄金家族的成员自身所采用[28]。而后在1250年代中叶，也就是1254年到1257年间的某个时候，这个词汇终于被帝国东半部的蒙古人接纳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之中。“合罕”从此成为蒙古大汗的正式名号。而1261年的少林寺圣旨碑表明，忽必烈从即位之初，所使用的便是“合罕”的称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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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在四十年前曾经认为，大蒙古国使用“合罕”的称号，是受汉地影响的结果[30]。现在看来，其直接推动力恐怕还是来自西部蒙古帝国。即使在契丹语中“合罕”被赋予至高身份的含义最初可能与汉地皇帝制度的影响有关，即使十二三世纪漠北草原上“合罕”身份的提高果真是西辽政治文化的作用使然，蒙古人却好像还是经由了突厥文化的中介环节再采纳这个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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