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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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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由北方民族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政权。国外学术界往往把它们称为中国史上的“异族王朝”或者“征服王朝”。前一个名称很容易使人们将体现着多民族王朝国家内部民族关系的历史事件与来自今日中国境外的入侵互相混淆；后者则难以概括这些王朝又可以分为“征服型”和“渗透型”两种范式的显著历史特征（说详下）。事实上，汉语的历史文献常常把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族统治者称为“北人”或者“北族”。因此，把它们称为“北族王朝”，或许是更贴近史料也更为平实的一个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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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六国到清朝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而言，公元第10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此之前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进据中原以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农业社会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地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乃至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以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位于或者连接着内陆亚洲的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这段经历，被魏特夫称作向汉地社会逐渐“渗透”的历程[1]。与此相比较，自10世纪的辽王朝起，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辽、金、元、清等政权，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就完成了对于被它们纳入版图的那一部分汉地社会的征服[2]。与此同时，在它们的版图之内，始终包括被视为北族“祖宗根本之地”的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根据地，作为其种族及文化认同的一种最重要的资源[3]。把10世纪之后北族王朝疆域结构的这一特点，看作仅仅是由于中央王朝首都北移而导致的北部边界线向内陆亚洲的进一步推进[4]，似乎有一点低估了这一变化所隐含的历史意义。据此，自十六国中的北族王朝至北魏及其继承王朝，迄于10世纪上半叶即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周，可以看作同属于“渗透型”的北族政权；而辽、金、元、清则属于“征服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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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服型北族王朝中，蒙元政权又具有与其他三者相比都显然不同的历史特征。考察这一历史特征是如何影响了蒙元王朝的皇权形态，无疑会促进我们对10世纪以后北族王朝皇帝制度一般特点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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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汗时期的“大蒙古国”，曾经是横跨欧亚大陆辽阔地域的帝国式政权。1260年代初叶先后发生在中国的汗位继承战争，以及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山南麓领土而爆发的战争，导致了大蒙古国的分裂。但是，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移到漠南汉地的大汗仍然是中亚各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大汗所在的兀鲁思与中亚各兀鲁思，仍在名义上构成一个以大汗为首、由成吉思汗各支后裔所组成的“黄金家族”统治下的政治共同体。相对于“大汗”（qaghan，元代汉语又译作“合汗”）的名号，中亚各兀鲁思的统治者长期沿用低一等的“汗”（qan）的名号[5]。旭烈兀后王把自己的政权称为“伊利汗朝”（Ilkhāniyyah）。Il-khan的意思，即从属于大汗的汗。前半期伊利汗朝的钱币上，总是冲制着“上位的大汗与伊利汗”的字样。伊利汗的名号不再具有“从属于大汗”的意义，始于合赞汗在位期间（1295—1304年）。这时距离自从“前四汗”政权向元王朝过渡的完成已经近四十年了[6]。金帐汗国的术赤后王采纳“合汗”的称号，更要晚至1340年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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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至少是在14世纪之前，也就是在蒙元王朝奠定它的几乎所有重要典章制度的那个时期，控制着漠北“祖宗故地”的大汗政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蒙古政治共同体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尽管它至少在名义上还是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最高权威所在。元代的汉人，把中亚的各兀鲁思看作元朝的“宗藩之国”[8]。不过蒙元王朝与西北各兀鲁思的关系，与秦汉以往汉式王朝体系中宗藩关系的性质仍有很大差异。古代蒙古社会中的政治关系，经常用亲属关系的概念来比拟和表述。由一方主动降附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比拟成父子关系。所以尚处于势单力薄境地中的成吉思汗称克烈部的脱斡邻勒王汗为“罕·额赤格·米讷”，译言“我的汗父”[9]。主动投降蒙古的畏兀儿部首领亦都护获得了成吉思汗“第五子”的名义。元朝与被它所降服的属国间的上下关系，被当时人认为“义虽君臣，恩若父子”，也有此种意思在其中[10]。这一层关系也许可以说与秦汉以后汉式王朝与其“藩属”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接近。但是蒙元王朝与其他兀鲁思之间则互为“兄弟之国”，大汗与诸兀鲁思汗之间，互为“诸王哥哥兄弟每”[11]。因为在出于成吉思汗诸子这层意义上，宗族各支间所构成的自然是“哥哥兄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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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国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当然深刻地反映在蒙元王朝的皇帝制度中。最近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列有专节叙述元代皇帝制度，指出它是“蒙古统治机构与中原王朝传统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年号、国号、帝号、印玺、诏旨、朝仪、都城，及巡幸、岁赐、怯薛、忽里台等内容”[12]。本文拟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对元代皇权加以讨论：元代皇权正统性的资源问题；怯薛在元代皇权体系里的作用问题；元代皇权在专制君主制从宋代迄于明清演变过程中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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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双重身份：皇帝与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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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一代，一直存在着分别以蒙制和汉制两种形式标志的用来表明本朝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双重符号体系，包括蒙汉并行的国号、庙号、纪年形式、两种官方语言、两种即位仪式和祭祀仪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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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汗时期，蒙古的国号为Yeke Mongqol Ulus，译言“大蒙古兀鲁思”，或径译作“大蒙古国”。当时北部中国的汉人普遍称蒙古政权为“大朝”。但它并不是上述蒙古语国号的专用汉语对译词，而是汉语中早已流行的一种尊称，本意为圣朝、本朝。唐人、金人都曾用它称呼自己的政权[13]。明初人也用“大朝”指称未正式建立国号时的朱氏政权[14]。如果说这时候的蒙古政权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汉语国号，那么它只能是“大蒙古国”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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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13世纪下半叶，所谓“大蒙古国”内部早已形成了好几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诸王兀鲁思。因此，虽然只有大汗所在的兀鲁思才有权力继承“大蒙古国”的国号，但它其实是由大汗兀鲁思和其他诸王兀鲁思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国号。蒙古人曾经把成吉思汗诸子所领有的相对独立的兀鲁思以外的蒙古草地（理论上似乎还应排除成吉思汗诸弟所领东道兀鲁思）叫作“中央兀鲁思”。汗庭南移到华北以后，“中央兀鲁思”的称呼似乎未见继续使用，取代它的乃是“蒙古兀鲁思”的指称[15]。在当日蒙古人的观念中，大汗兀鲁思所辖地区也许被称为“大兀鲁思”。不过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十分的把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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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治中心南移以后，大汗再也没有能力直接支配大蒙古国的全境。除继承原有的国号以外，适应政治地理的变化，为大汗兀鲁思的存在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也不再是多余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忽必烈于即位11年后，决定采用“大元”的汉语国号。当时发表的建国号诏书指出，这是为了“绍百王而纪统”[17]，就是要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统系中争一个正统地位。但是，对传统中原政治资源的利用，并不意味着蒙古政权就此放弃了源于蒙古政治传统的合法性象征。从这时候直到元末，汉、蒙两种国号一直并行于中土。元末的蒙古语碑铭提到本朝国号，仍作“大蒙古国”，或作“大元大蒙古国”（Tayi Ön Yeke Mongqol Ulus），或则曰“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Tayi Ön ke-meke Yeke Mongqol Ulu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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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接近元代后期的时候，汉人中关于两种国号的观念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在1329年编定的《经世大典》里，忽必烈前期对汉式国号的采纳被解释为“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19]。作为一部全面纂辑政府档案文书的官修政书，我们不能不承认《经世大典》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质。元后期官修政书所采纳的上述说法，自然不能认为是对忽必烈当初建“大元”国号的合乎事实的解释。不过它仍然反映出，元代后期随着中亚各兀鲁思与大汗兀鲁思关系的日益疏离，随着作为“祖宗故地”的蒙古高原对漠南内地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影响日益削弱[20]，蒙古旧制在保障元政权正统地位方面的意义已经明显削弱了。尽管如此，如前所述，蒙语国号直到元末仍一直沿用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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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大元”国号的建立和《经世大典》的修成作为两个界标，关于蒙元王朝国号使用的状况，实际上可以划为三个时期来加以描述：前四汗时期使用的是蒙语国号；元代前期和中期蒙语国号与汉语国号并用；元代晚期仍然是两种国号并行，但汉语国号的地位与作用获得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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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重国号并行相适应，蒙元王朝也有两种纪年方式一起行用。蒙古旧制以十二生肖纪年。汗庭南徙后，汉语的政府文献采用汉式的皇帝年号加干支纪年，但蒙语文献乃至一部分译自蒙文的汉语政府文书仍长期以十二生肖纪年。在记录大汗圣旨的公牍体文书末尾，经常用十二生肖纪年加汉地农历月日、再加所在地的格式化语言，来表述命令发布的时间和地点。如“猴儿年二月十八日，漷州有时分写来”；“鼠年二月十五日，大都有时分写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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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去世皇帝的汉语庙号，在《元史》里也多与“国语尊称”相提并论。如忽必烈及其继承者铁穆耳的汉语庙号和蒙古语尊号分别是“世祖”—“薛禅合罕”（Sechen Qaghan，sechen译言贤明）、“成宗”—“完者都合罕”（Üljetü Qaghan，ülje-tü译言有福的）。这两种称号之间不存在蒙、汉语的对译关系，可见它们分别属于两种相互独立的名号系统。据袁桷说，武宗、仁宗二帝的“庙讳”，是依道教领袖张留孙提议的汉名再倒译为蒙古语的。袁桷说的“庙讳”其实并不是指这里正在讨论的“国语尊称”。他是在说，两人出生时被给予的蒙古语名字乃是张留孙所择汉语“嘉名”的蒙古对译语词[22]。现在看来，元朝皇帝的蒙古语尊称，其实不是死后的追谥，而是他们生前就已在使用的名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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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元代，最先将官方语言的多元化制度大规模推行到中国全境。蒙元王朝在有关国内事务的官方文书中所使用的文字，包括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文、蒙文、藏文，畏兀儿字蒙文，藏文，畏兀儿文，波斯文（用于例如官颁回回历书）。在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佛教碑铭中，八思巴字也曾被用来拼写西夏文、梵文等。这中间最重要的两种官方语文，自然是蒙文和汉文。汗庭中有关军国重务的讨论，在很长的时期中主要使用蒙古语。所以深谙蒙古语的史天泽位为宰相，要对不大懂蒙语的汉人大臣们说：“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24]。皇帝在庙议过程中作出的决定，由在场的书记官用蒙文当场记录在案。由于蒙文笔录的重要性，按蒙古制度，这件事由大汗身边轮番入值的当值怯薛长亲自掌管。克烈部人答失蛮“自幼事世祖。初与今太师淇阳王月赤察儿同掌奏记，后独掌第一宿卫奏记”。所谓“奏记”，意即蒙文笔录之事。月赤察儿至元十七年（1280年）掌领大汗的第一怯薛，至元二十一年调任第四怯薛长。答失蛮当在这时实际负责第一怯薛[25]。可见具体承担蒙文笔录的书记官要对当值的怯薛长直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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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很大一部分敕令，就来源于怯薛用蒙文记录的庙议奏对。所以元人说：“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26]。可见蒙元时期“圣旨”一词的特殊含义，是从蒙语廷议制度中派生出来的。记录大汗听断政事的蒙文敕书，以及在基本保留蒙语文本原有词序的情况下对它机械地逐字“硬译”而成的汉语文本，都称为“圣旨”。兹举一条文字较短的圣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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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中书省特奉圣旨。“蛮子田地（指南宋旧土——引者按，下同）里似巴儿斯烈纳（译言“虎纹”）的皮子一般石虎儿皮子出有”么道。“如今你提调各处行了文字，寻着呵，铺马里与将来者”么道，圣旨了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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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引记录公文中，只有“么道，圣旨了也”（蒙语应作keyen jarligh bol-ba，译言“作了如上圣谕”）之前的一句话，才真正是大汗的圣谕（jarligh，元代译作“圣旨”）。在更多的同类文书里，大汗圣谕甚至还要简短。在大臣们的意见之后，往往只有“那般着”（意即“就照你们说的那般办”）几个字。“圣旨”的本意应该仅指大汗本人的指令而言，但实际上它指的是包含大汗指令在内的更完整的文书。当日的人们都极其熟悉这种奇特的公文语体。有一个县学官甚至将圣旨中习见的用语嵌入春联以为嬉言：“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着”。结果他被人告发，丢了官职[28]。圣旨而外，由汉人大臣直接用汉文代皇帝起草的文书，称为“诏书”。汉文诏书也要被翻译成蒙文，以便两种文本同时发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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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皇帝即位时，实际上也要履行两种仪式。据《元史·礼乐志》“皇帝即位受朝仪”条，自即位人进入“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亦即大明殿后[30]，全部即位仪式分前后四个程序进行。首先，“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并由“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其次，参议中书省事四人从大明殿的左边门（即日精门）托着装有即位诏书的竹盘行至皇帝御座前，跪奏诏文；掌御印的典瑞使加盖御印于诏书，将它复置于竹盘中；前述四人从正门（即大明门）将竹盘持出大殿，放在大殿之前预先设置的宣诏案上。复次，穿着公服的文武百僚都列队迎候在大明殿外，面对宣诏案上的即位诏书行跪拜礼，听读诏文（先用蒙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再行大礼，山呼万岁。最后，百官由典引官引领，分左右从日精、月华门入大明殿，拜舞祝颂，进酒献表，并由新皇帝赐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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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礼乐志》将皇帝即位仪式与“元正”、“天寿节”、郊庙等许多朝仪一起归为中原范式的制度，声称只有“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但从上面概述的即位典礼程序来看，它的第一部分仪式即由蒙古旧制中最核心的成分所构成。把这一套程序看作蒙汉杂糅的仪制当然也不可以说有什么错误。不过，如果把它放在蒙元王朝采用的二元符号体系的整个背景中加以理解，我们毋宁将上述即位典礼看作两套仪式的并联。事实上，如果把蒙古式即位仪式看成是在它之前已开始的“忽里勒台”选君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两套仪式的说法似乎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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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在履行大汗即位的蒙古仪式时，除诸王、宗亲，也许再加上驸马们以外，汉族大臣们无由在场。所以除了“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外，我们不能从汉文史料中获悉更多的有关细节。不过，通过前四汗时期亲历大汗即位典礼的西方旅行家记录，以及接近蒙古上层的穆斯林作家的著述，可知它应当还包括舆氊、献盏、誓约等情节[31]。唯前四汗时期大汗即位之时，尚须到宫帐外拜天。这一道仪式，在大明殿内即位的元朝皇帝或许没有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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