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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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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元朝设科取士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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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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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科取士之事，“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题说”[117]。但是直到仁宗时方才真正下诏实行。这与元仁宗的个人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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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宗、武宗先后抚军北方不同，仁宗即位前一直居住在汉地。他是忽必烈之后第一个在潜邸时代就长年有一批儒臣朝夕侍奉的皇帝。儒臣中最著名的是秋谷先生李孟。仁宗出居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四年间，“孟常单骑以从，……诚节如一，左右化宣，皆有儒雅风”[118]。长期的灌输薰冶，使仁宗以儒治国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朗。他在东宫做太子时曾问左右：“文丞相如何？”“对者皆贬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则冯道却不是忠臣矣’？众恧屏气，相视惕然。……临御之日，语廷臣曰：‘儒者握纲常如拳’。盖为信公而发。”[119]这个崇儒的蒙古皇帝，还在“龙潜”之日就深恨“胥吏科敛，重为民困”。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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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121]。李孟很早就对他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122]。柏铁木儿也说：“今以季劳用人，何以得才？古有科举之法。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今宜以时述祖训以开贤路”[123]。如果说李孟还仅仅将科举作为唐宋旧制推荐给仁宗的话，那么柏铁木儿等人则在提醒仁宗，从“祖训”角度看来，它还是“祖宗以来百余年之旷典”呢[124]。这无疑为仁宗设科取士提供了一条更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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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水到渠成。“上以为然。即命中书议行之”[125]。这是皇庆二年（1313年）十月间的事。次月即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126]。预议科举制度者，包括陈颢、程钜夫、元明善、许师敬、贯云石海涯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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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庆二年科举诏颁，在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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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以诗酒玩世者众”。其中一部分甘为前朝遗民，终老于山林，但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少数。更多的人，“迨元贞、大德后，稍出居儒黌，以淑后进”[127]。不论宋元之际这一代人对元政权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下一代毕竟成了大元顺民。一部分曾想作遗民的人即使觉得自己不宜出仕去作元官，但对其后人，仍谆谆以“黄册子会有行世时，儿曹毋忽也”相叮嘱[128]。至于北方儒生，更是早就慨叹着“圣学久不作，美士几空老”[129]，盼望学而优则仕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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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科场久废，“而凡士者又往往不堪其闲。有去而技术鸣者，有去而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有些人不愿或者不能如此，那就只好“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然而已”[130]。对士人来说，另一条出路是作学官[131]。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请他赠言作序。及问其所之何职，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132]。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而受一命之宠，是非常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教授的，十不三四，且已年近致仕；能至郡教授者，又不过其中十之二三，得县主簿者，又其中十之一二[133]。所以做学官的人，在当时多有“皓首不调”之叹[134]。有人做诗发牢骚说：“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135]。“教授，冷官也”，至少自宋代以来已经是流行的说法。但宋仅以三举不第之人任教谕之类的学职，“乃止之人所谓不才无用，怜其老而恩之者。进士不居是官也，显官不历是途也”[136]。而元代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137]。儒生政治待遇之差，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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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仁宗科举诏下，虽亦有“不屑于科目，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138]，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139]。“如种待获，适惟其时”[140]。由此“士气复振”[141]。“天下士君子忻然曰，庶几可以展吾志矣”[142]。刘将孙在诗中写道：“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143]？苦尽甘来的欢娱溢于言表。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因此，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144]。有的人科举未兴时对子女说：“古者儒皆可吏，吏无非儒尔。其以儒饰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时”。科举既兴，又对他们说：“我家自秘丞公以进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学焉，以袭世科，以绳祖武”。胡炳文评论说：“前后受授之言若不同，彼一时此一时，皆不失随时之义者”[145]。甚至不少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油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在科举诏颁之年已七十五岁，“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也。然终不自得”[146]。陈大有系宋咸淳乙丑（1265年）进士。省檄起其为乡试官，他执意不就，以七十四岁高龄就试有司不合[147]。陆文圭以南宋遗老登延祐首科乡选后，贺札谢启往返不绝。至有“忽逢芝紫之诏颁，不觉槐黄之心动”等语[148]。白头青云的憧憬，跃然纸上。延祐二年（1315年）京师会试才结束，立即有坊间刊刻《会试程文》在各地出售牟利[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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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首科，就是在这种颇为热烈的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曰：“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龙［一作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150]。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当时有人主张严格考试，期得真才。张养浩说：“场屋且废百年。一旦恶之，得士必不广，恐沮后来”。朝议韪之，不第者亦皆赐秩有差[151]。放榜后，新进士衔刺谒见座主。张养浩拒不纳见，书免谢帖于方寸纸。其辞曰：“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养浩覆”。令门人谕之[152]，传为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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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科取士五十六人，其中右榜十六人[153]。当时人评论说：初科之时，士“无宿备”，“未有陈腐之习”[154]，故以得人之盛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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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试程式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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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科举考试的各项具体规定，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比较细致的研究[155]。因此除略有补充的若干地方以外，在这里只需要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概述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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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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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之名始于金。金代地方考试最初分两级，即乡试和府试。明昌元年罢乡试，以后仅剩府试*。元代地方考试称为乡试，于八月举行[156]。乡试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在举人的资格限制上比列朝都松[157]。从本贯推举，事实上很难绝对贯彻。有些人假馆他乡，就在当地与荐[158]。西北之士学于江南者，皆由江南贡[159]。凡在大都有恒产，住经年深者，亦许就试[160]。袁桷甚至说，由江南求试外省者，多至八千余人[161]。元末，士人因战乱引起很大流动，朝廷还特设“流寓例”以待诸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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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163]。第二场策一道。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包括经疑二问（四书内出题）、经义一道；至正改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命题答卷，基本上都以程朱对儒家经典的注疏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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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科场，全国共设十七处，从中选合格者三百人赴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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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九年（1359年），又定寓试解额，依原额减半；此年并在福建初设乡试，定额七人[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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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元朝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一百人，内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参加殿试，重新厘定等次[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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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肇起于唐而定制于宋。唐天子曾在讲武殿命题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宋制，礼部中式者须就崇仁殿锁试。考策问一道，毕日唱名，是谓殿试。最初略有黜陟。自嘉佑初始不复黜陟*。元代殿试在会试之次月（即三月）举行，地点在翰林院。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南人试策一道。题目由儒臣拟草稿四首进呈，“御笔点用其二，规制如此”[166]。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汉、南人作左榜。这可以追溯到至元十一、二年时制定的蒙古、汉人进士两科格式，实际上是金南北选、女直进士科之旧制的变通[167]。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的殿试曾稍异其制，左、右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大概只有右榜第一人才算真正的状元，所以当时人说：“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168]。三月初七殿试，十三日赴阙听候唱名[169]。唱名处在西宫，密迩上林，可闻林苑莺啼。故许有孚有“却忆当年阊阖晓，恩袍光照上林春”之句[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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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参加殿试的儒生，不再被黜落。《元史·选举志》只说对他们“以所对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没有说还须黜汰。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对“下第于春官”的考生有各种优惠处置[171]。如果殿试亦有黜落者，当然应该更见优待。但是却无例可援。至正二十年（1360年），预会试者共八十八人，廷议从中取三十五人。及殿试后赐第出身等仍为三十五人，可见殿试实无黜落[172]。殿试中第的人数大都不满百人，这应是会试举人不足三百人之额的结果[173]。杨树藩据此断言殿试复有沙汰，恐误[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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