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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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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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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因朱问题的蒙元时代西域文献，按其记述对象所在地区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文献记载了伊利汗朝境内，尤其是它统治的中心地段，即今阿塞拜疆和伊朗地区的因朱。本时期的两位著名波斯历史学家拉施都丁和瓦撒夫，分别在他们的著作《史集》和《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迁移》里反复提到过上述地域范围内有关因朱的某些史实，并且还间接或直接地引用了一些涉及因朱问题的政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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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30年代，刊印《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文原文、并对之加以译注的迦特梅尔，即已注意到因朱的内涵问题。他分析了从拉施都丁书、瓦撒夫书、Habib al-Siiar、《库尔德人史》等穆斯林史籍以及阿美尼亚史料中搜检出来的有关因朱（īnjū～injū＞enjou）的用例，确认它指的是属于大汗及诸王的私有产业，相当于阿拉伯语词汇khāss。他似乎是对《库尔德人史》里的说法深信不疑，把因朱看作波斯语中来自蒙古语的外来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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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对伊利汗时期因朱制度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是由俄罗斯学者彼特罗舍夫斯基、阿里札答等人进行的。他们指出，伊利汗朝的因朱，是指伊利汗及其家族成员个人所有的地产，以及这些地产上的依附劳动者，包括处于前者庇护下的“投献”地产在内，也包括经过封赠等形式由上述地产转变而成的贵族庄园、瓦各夫地产及慈善产业。尽管国家对于因朱土地一般豁免赋役负担，在本质上，它与普通的私有土地（milk）仍然没有什么不同[2]。著名伊朗学家兰普顿也同意，因朱是指由大汗给予他的亲戚或其他人员的人口，并且也指大汗分给他的亲戚们作为采邑的土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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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是反映蒙元时期河中地区因朱状况的文献。当时，这个地区从文化上说属于阿拉伯—波斯文化圈，政治上则处于察合台后王的统治下。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与本课题直接有关的唯一文献，是著名的布哈拉谢赫沙菲迪纳·孛哈尔兹（卒于1261年）的孙子牙黑雅（Yahyā）于1326年签署的一份瓦各夫文书。在这个文书中，牙黑雅宣布把属于他所有的布哈拉城东南郊十一座村镇、若干灌溉农田和果园转为瓦各夫产业，用它们的收入供给位于孛哈尔兹的沙菲迪纳陵园及其修道堂（khāniha）。文书在详细叙述这些地产的四至时，不止一次提到与它们相邻的因朱地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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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献不足，无法对河中的因朱单独进行研究。但是学者们一般都相信，它的状况与伊朗地区的因朱不会有什么不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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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畏兀儿地区的因朱史料构成本文所说的第三组文献。它以inchü的形式出现在从东部天山地区古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三份法律文书中；它们在经马洛夫增订、刊布的拉德洛夫《畏兀儿文献》一书中，分别被编列为第22、21、25号文书。美国学者克拉克关于古代畏兀儿纸质法律文书的断代研究表明，在已经发表的141件此类古代畏兀儿文献中，有112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断定属于蒙元时代，上述三份文书都在其间[6]。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至少是出现inchü一词的那些文书的写成年代，应当都在元代中后叶察合台后王控制畏兀儿时期。当时这里在文化上伊斯兰化的程度则还远低于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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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学者的概念里，流行于整个西域的因朱，其内涵都是相当接近的。对此，部分俄罗斯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基彼洛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3至14世纪畏兀儿斯坦的社会经济关系》里主张：在这个地区，所谓因朱是指一种“大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它既属于汗室成员所有，又属于个别的封建主以及耕作者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农民因朱”。古洪诺夫则认为它应有更大的涵盖面。他主张，畏兀儿的因朱既指大封建土地，也指小封建土地，它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有这样的定义，才能更加充分地揭示出作为封建制度的因朱所具有的内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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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由因朱所规定的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实际内容在不同地区是否呈现出差异性，这个词本身显然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由是，各地的因朱，在其制度的或观念的内涵中，也显然应当存在着某种带共同性的特征。因此，重新考察因朱问题的比较方便可行的办法，似乎应该先从求同入手，尔后再考虑辨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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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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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因朱源于蒙古语的观点，迦特梅尔以后一直代不乏人[8]。现代俄罗斯学者多认为它与蒙古语词inje有关。后者在元代文献中有“媵哲思”、“引者思”、“媵哲”等汉字音写的形式，译言从嫁、“从嫁民户”或陪嫁婢仆[9]。彼特鲁舍夫斯基写道，因朱一词最初在蒙古本土有两种含义，一指陪嫁，一指汗室的领地。吉洪诺夫实际上也把畏兀儿语文献中的因朱看作来源于蒙古词汇inje，尽管他认为该词在进入突厥语时其意义发生了变化。从俄译本转译过来的《史集》汉文本，选择inje在元代的汉语音写形式“媵哲”来回译波斯文原著中的īnjū，表明译者似乎也同意将inje、injū乃至inchü看作意义相等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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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德福相当明确地主张，inje和inchü乃是发音相近、但颇不相同的两个词汇。对于这两个词在相关语言中的迁播衍变，他的见解可以简要地图示如下，其中的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他带有猜测性的和比较可以肯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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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说：“波斯语的īnjū……更可能是来自于相当多的突厥语方言中都存在的inchü”。不过他对上述结论似乎还不敢十分肯定，其原因在于他误从海涅希对《元朝秘史》中的蒙古语词汇“奄出”（蒙古语emchü的汉字音写）的不太准确的转写enchü，遂将后者看作源于突厥语inchü的蒙古语里的外来词，因而还不敢绝对排除īnjū来源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个蒙古语词enchü的可能性。另外，因为突厥方言中inchü亦多有嫁妆的意思，所以他认为它很可能像inje那样，起源于对汉语词汇“媵臣”或者“媵者”的音写（按此处亦系从海涅希说）[10]。由于语言材料的限制，inje和inchü是否源于汉语，或者它们是否同源词的问题，现在无由加以详论。但无论如何，在蒙元时代，它们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不同语言中意义相等的对译词汇。秘史和《元史》都记载了成吉思汗将他的一个妃子亦巴合别吉连同她的injes一起赐给功臣怯台的情节。在叙述同一史事的波斯文《史集》中，用以对译injes的，并不是源于inchü的īnjū，而选用了另外一个突厥语借词īw ughlānān[11]。这个用例不仅表明īnjū其实并不是inje的波斯化形式，而且证明injes作为属于īw ughlānān身份的人们中间的一种，与īnjū一词所从出的突厥语词汇inchü并不等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起来，克劳逊认为inje的各种形式与inchü之间“不存在确实的词义学上的联系”的观点，或许更加接近事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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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从词源学角度分析起来，西域文献中的因朱应该来源于突厥语，而与蒙古语无涉。然而，正如以下讨论将要表明的，在蒙元时代变得颇为引人注目的这个突厥语词、或者是来源于突厥语的波斯语词汇，它所代表的却是源自蒙古人的某种制度或其观念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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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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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因朱在波斯语中是一个源于突厥语的外来词，但它却是随同蒙古的征服而被引入波斯语的。吉洪诺夫相当肯定地指出，该词为波斯人所知晓，那是在蒙古入侵之后[13]。所以它也完全可能是代表了蒙古名物制度的符号。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的现象，正如舒尔曼敏锐地指出过的：“这个时期波斯文史料中有关蒙古制度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突厥语词而不是蒙古语词。……当考虑到有关蒙古制度的那些词汇的词源学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上述这个两重性：在东方使用的蒙古语的术语，多有它们相应的突厥语术语使用于西方”[14]。蒙古征服者和波斯—阿拉伯语居民双方，都觉得以突厥语为中介相互沟通较为便利，这无疑是此前阶段已有一系列突厥王朝确立于中亚的历史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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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用因朱来对译的那个蒙古语原词又是什么呢？依照拉施都丁提供的线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还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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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集》的记载，在察合台后王八剌向伊利汗朝要求巴忒吉思草原时，阿巴哈答复说：“这个地方是由父亲转归于我的遗产［份额］，是我们的因朱（īn mulk az pidar ba-man mayarāth rasid wa īnjū-yī māst）”[15]。在上面这段话里，因朱的意思，就是作为伊利汗的家族成员所分得的那一份产业［份额］；广义地理解起来，它确是阿巴哈从其前辈那儿取得的某种遗产（mayarā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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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集》通过同位语形式间接地给予因朱的这个解释，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同时代蒙古语中的“忽必”（qubi）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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