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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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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执政前几年，确实表现出很大的魄力。诛杀武宗用臣一节，虽然另有不得已的隐情，但在当时却被看作拨乱反正的信号，在士人中颇得赞许[10]。他的即位诏称：“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11]。其措辞之严厉，与一般即位诏书为示恩天下而申明禁止的笼统口气相比，颇有不同。即位翌月，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行用。就这样，武宗以“溥从宽大”和理财富国为核心的诸多政策措施，在两三个月内被先后废止。仁宗初执国政，真有一点“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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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大末年到延祐二三年间，元政府推行儒治的一系列政令，主要围绕三个侧重点来制定实施：一是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加强皇权；二是按儒家的政治主张整顿选法、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三是检核田粮、甄别隐占，以求田税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际状况相一致。至大四年七月重申，近臣擅自传旨，“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同年冬，诏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令所隶千户鞫问。皇庆二年（1313年）四月，改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旧制，以流官任之，诸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勿畀文阶。十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寻放宽到五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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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纂集现行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以便检索遵行。元朝立法行政，长期采纳因时立制、临事制宜原则，以条格、断例等形式分别公布。各级行政部门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随着日积月累，为处置各类个案而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其中新旧相悖、冗杂重出，使官吏得以任情玩法、用谲行私。仁宗即位当月，曾诏命中书省“裒集中统、至元以来条章，……斟酌重轻，折中归一，颁行天下”。这部法令大成的编纂，前后历六年，至延祐三年夏天，方始基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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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时获得最广泛、最积极的社会反响的儒治措施，还是科举制度的恢复。自1210年代起，河北、山东即因被蒙古攻占而停科。从1230年代蒙古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考试在整个中原停废几达一世纪；江淮以南，宋亡后废科也已历时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其中除少数人出自几家汉人世侯后代，大多是蒙古、色目人。中下级官员，则都由吏员晋用，“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时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14]。中原传统的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养根基。所以随着政纪的衰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久弊，日渐成为汉人儒生乃至受儒学影响的蒙古、色目官员的时髦话题。仁宗要以儒治国，首先要拓开征用儒士的途径。至大四年七月，诏拔擢儒士出任国学、翰林等职时“勿限资级”，“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定制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蒙古色目人及汉人南人举子。考试科目有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表章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15]。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被立为考试标准。理学从此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稳定地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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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改变当初的官僚构成没有多少实际的功用。但是，由于鼎革科废而被压抑了大半生甚至几代人的广大士子，仍把延祐复科看作“文运将兴”的征兆。在他们的感觉天地里，世界似乎突然变得光亮起来，“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17]。元仁宗在后代的声望，差不多总是与延祐开科的盛典联系在一起。以“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而轰动天下的延祐二年首科会试[18]，把仁宗的儒治推到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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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仁宗“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的同一个月里，江西爆发了反抗经理土田的蔡五九之乱。它标志着延祐年间的儒治自此走向退坡。大约从延祐二至三年之后，仁宗在执政前期曾显示过的那股锐气悄然消退。再也看不到有什么新政继续出台。原先颁定的政令，甚至还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驰马、功臣份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对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印等凡二十六颗。六年，对吏人出身的晋官限制完全取消。早已编成的制诏格例汇集，拖宕多年不克颁行，亦可见仁宗后期行政效率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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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时儒治的疲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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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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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初的儒治措施里，有一项直接遭遇民间的强烈反抗。这就是延祐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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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叶的土地关系，长期存在慢性危机。各地富户、诸王及寺观多隐占官、民田产，致使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百姓既受赋役不均之苦，政府的岁入也受到侵害。延祐经理的本意，是通过检核地方上田土占有的实况，理算租税数额，调整赋役负担。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分道南赴，实施经理。“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19]。河南的经理也差不多在同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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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上吏治的腐败，“经理考核多失其实”，“郡县并缘以厉民”[20]。“自实土田”于是在许多地方演变成收刮田产的暴政。有的地方发展到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这次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21]。故而不出半年，蔡五九就在宁都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又转战福建；至延祐二年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为平抑腾沸的怨情，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地税三年。延祐五年届及期满，先诏河南新括民田，依向例减半课税；已而又宣布罢征该省区新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也因民众反抗而免课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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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素以“安百姓”自命。延祐经理因激起民变而连连受挫，无疑会在一时间损伤他的自信心。然而蔡五九局促于南方的骚动，尚不足牵动当日朝政的全局。导致儒治退潮的原因，应当还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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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执国命伊始，曾用厉行镇压的手段把武宗时当权集团的核心人物一网打尽。这在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排除了一批宿敌。尽管如此，儒治仍然不可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形下推行。在成宗、武宗两朝受尽“惟和”政治之惠的权幸勋贵们，自然不甘于自己的既得利益随朝政的改变而受到损害。虽然他们已很难依靠本身的能量聚集起足够的影响力，却很快环绕在两个新近显贵起来的势要人物身边，组织成反对儒治的政治同盟。这两个新出现的势要人物，就是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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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己出身弘吉剌氏，是武宗和仁宗的生母。武宗做皇帝前镇边近十年，答己一直由仁宗侍奉。无论是就情感或威信而言，她对仁宗的影响力，比起对武宗来要大得多。成宗死后，武、仁兄弟夺得帝位继承权。答己曾欲以阴阳家言阻止武宗即位，遭到后者的忌忿。所以武宗一朝，除了倚仗太后身份内降旨除官，她对朝政的干预权，总的说来很有限。但是仁宗继统后，答己凭“两开帝业”的身份和仁宗对她的顺从[22]，明显地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武宗死后不出二十天，答己就抢先擢升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造成后来内外朝呼应，“相率为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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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木迭儿的身世，我们所知无多。他很可能从宿卫世祖起家，大德间曾任同知宣徽院事。武宗即位初，他由宣徽使转任中书平章政事；未届年外调江西，复至云南。至大三年，发现他业已擅离职守赴都，却因答己出面干预得停止诘问，贷罪还任。答己当时正“盛年寡居”[23]。《元史·后妃传》称她“不事检饬，自正位东宫，淫恣益甚”。铁木迭儿私自入京，似即与答己有涉。武宗一死，她又迫不及待地把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总揽大政。两人的关系，殊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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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己与铁木迭儿的勾搭，与儒家传统为太后角色所设定的“母仪天下”的规范绝不相合，这本身已引起两人与朝中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24]。他们公然在朝政方面置皇帝意图于不顾而自行其是，因而为朝中反对儒治的各种人物所争相拥护。于是政治的分野逐渐明晰，以致“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谬，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而铁木迭儿所以能经常得手，则是因为他善施奸狡以“间谍两宫”[25]：站在他背后的，正是兴圣宫内的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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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后通过铁木迭儿干政，仁宗虽然心怀不满，却只能间接地进行抵制。他的即位诏称：“命丞相铁木迭儿，平章政事完泽、李道复等从新拯治”。当日中书省，应该还有中书右丞相铁木儿不花、平章政事床兀儿等[26]。诏书突出东宫旧人完泽、李孟与铁木迭儿对举，显示出仁宗欲倚重他们与铁木迭儿相周旋的意图。但是，老于世故的李孟眼看局面险恶，不久就以归葬父母为由告假而去。皇庆元年底，李孟还朝后，坚决不肯再进中书，结果只做一个议事平章了事。仁宗担心权力失衡，遂于翌年初，由他的亲信柏帖木儿出面，向太后叩头力陈，硬是争得铁木迭儿“以病去职”[27]。延祐元年九月，铁木迭儿复为右丞相；同年冬，仁宗又强勉李孟接受中书平章职务。但后者好像仅仅以中书执政的地位主持了延祐二年春天的廷策进士，自后坚持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乃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左丞，寻升平章政事，转而依靠他来牵制铁木迭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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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宫争夺中书政柄的过程中，仁宗一直稍居下风，表明在高层蒙古人中，他很缺少得力的支持者[29]。然而，无论如何，在延祐二三年前后，双方政治势力的对比，并未见有任何重大变化；而仁宗的儒治热情却在此前后明显蜕化。这就很难简单地用太后—铁木迭儿集团的掣肘与压力来解释。帝、后之间新的妥协背后，一定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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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士大夫们从来倾向于把两宫妥协归因于仁宗的孝顺，奉承他“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甚至还说他“视虞舜而不愧”[30]。这些赞讴仁宗“惟恐不至”的人们，恰恰忘记了帝舜在历史传说中尤以身后不传子而著名。而仁宗自即位之始，就蓄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前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为了实现这个难言的隐衷，他需要答己集团的支持。延祐儒治的退潮以及仁宗本人在位最后几年里的心情低落和精神萎靡，就是他为这个妥协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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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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