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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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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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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初的儒治措施里，有一项直接遭遇民间的强烈反抗。这就是延祐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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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叶的土地关系，长期存在慢性危机。各地富户、诸王及寺观多隐占官、民田产，致使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百姓既受赋役不均之苦，政府的岁入也受到侵害。延祐经理的本意，是通过检核地方上田土占有的实况，理算租税数额，调整赋役负担。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分道南赴，实施经理。“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19]。河南的经理也差不多在同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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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上吏治的腐败，“经理考核多失其实”，“郡县并缘以厉民”[20]。“自实土田”于是在许多地方演变成收刮田产的暴政。有的地方发展到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这次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21]。故而不出半年，蔡五九就在宁都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又转战福建；至延祐二年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为平抑腾沸的怨情，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地税三年。延祐五年届及期满，先诏河南新括民田，依向例减半课税；已而又宣布罢征该省区新括民田，只如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也因民众反抗而免课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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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素以“安百姓”自命。延祐经理因激起民变而连连受挫，无疑会在一时间损伤他的自信心。然而蔡五九局促于南方的骚动，尚不足牵动当日朝政的全局。导致儒治退潮的原因，应当还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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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育黎拔力八达执国命伊始，曾用厉行镇压的手段把武宗时当权集团的核心人物一网打尽。这在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排除了一批宿敌。尽管如此，儒治仍然不可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形下推行。在成宗、武宗两朝受尽“惟和”政治之惠的权幸勋贵们，自然不甘于自己的既得利益随朝政的改变而受到损害。虽然他们已很难依靠本身的能量聚集起足够的影响力，却很快环绕在两个新近显贵起来的势要人物身边，组织成反对儒治的政治同盟。这两个新出现的势要人物，就是太后答己和她的亲信铁木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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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己出身弘吉剌氏，是武宗和仁宗的生母。武宗做皇帝前镇边近十年，答己一直由仁宗侍奉。无论是就情感或威信而言，她对仁宗的影响力，比起对武宗来要大得多。成宗死后，武、仁兄弟夺得帝位继承权。答己曾欲以阴阳家言阻止武宗即位，遭到后者的忌忿。所以武宗一朝，除了倚仗太后身份内降旨除官，她对朝政的干预权，总的说来很有限。但是仁宗继统后，答己凭“两开帝业”的身份和仁宗对她的顺从[22]，明显地在政治上活跃起来。武宗死后不出二十天，答己就抢先擢升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造成后来内外朝呼应，“相率为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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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木迭儿的身世，我们所知无多。他很可能从宿卫世祖起家，大德间曾任同知宣徽院事。武宗即位初，他由宣徽使转任中书平章政事；未届年外调江西，复至云南。至大三年，发现他业已擅离职守赴都，却因答己出面干预得停止诘问，贷罪还任。答己当时正“盛年寡居”[23]。《元史·后妃传》称她“不事检饬，自正位东宫，淫恣益甚”。铁木迭儿私自入京，似即与答己有涉。武宗一死，她又迫不及待地把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总揽大政。两人的关系，殊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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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己与铁木迭儿的勾搭，与儒家传统为太后角色所设定的“母仪天下”的规范绝不相合，这本身已引起两人与朝中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24]。他们公然在朝政方面置皇帝意图于不顾而自行其是，因而为朝中反对儒治的各种人物所争相拥护。于是政治的分野逐渐明晰，以致“皇庆、延祐之世，每一政之谬，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而铁木迭儿所以能经常得手，则是因为他善施奸狡以“间谍两宫”[25]：站在他背后的，正是兴圣宫内的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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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后通过铁木迭儿干政，仁宗虽然心怀不满，却只能间接地进行抵制。他的即位诏称：“命丞相铁木迭儿，平章政事完泽、李道复等从新拯治”。当日中书省，应该还有中书右丞相铁木儿不花、平章政事床兀儿等[26]。诏书突出东宫旧人完泽、李孟与铁木迭儿对举，显示出仁宗欲倚重他们与铁木迭儿相周旋的意图。但是，老于世故的李孟眼看局面险恶，不久就以归葬父母为由告假而去。皇庆元年底，李孟还朝后，坚决不肯再进中书，结果只做一个议事平章了事。仁宗担心权力失衡，遂于翌年初，由他的亲信柏帖木儿出面，向太后叩头力陈，硬是争得铁木迭儿“以病去职”[27]。延祐元年九月，铁木迭儿复为右丞相；同年冬，仁宗又强勉李孟接受中书平章职务。但后者好像仅仅以中书执政的地位主持了延祐二年春天的廷策进士，自后坚持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乃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左丞，寻升平章政事，转而依靠他来牵制铁木迭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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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宫争夺中书政柄的过程中，仁宗一直稍居下风，表明在高层蒙古人中，他很缺少得力的支持者[29]。然而，无论如何，在延祐二三年前后，双方政治势力的对比，并未见有任何重大变化；而仁宗的儒治热情却在此前后明显蜕化。这就很难简单地用太后—铁木迭儿集团的掣肘与压力来解释。帝、后之间新的妥协背后，一定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促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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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士大夫们从来倾向于把两宫妥协归因于仁宗的孝顺，奉承他“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甚至还说他“视虞舜而不愧”[30]。这些赞讴仁宗“惟恐不至”的人们，恰恰忘记了帝舜在历史传说中尤以身后不传子而著名。而仁宗自即位之始，就蓄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前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为了实现这个难言的隐衷，他需要答己集团的支持。延祐儒治的退潮以及仁宗本人在位最后几年里的心情低落和精神萎靡，就是他为这个妥协而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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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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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身后的皇位继承问题，本来早在他的兄长海山即位时，就已有过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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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年，元成宗病死。时皇太子先已不在世。成宗后卜鲁罕欲援安西王阿难答辅政，临朝称制。皇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官僚中枢支持下“入造内庭”，抢在卜鲁罕行动之先发难，控制京师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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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廓清宫阙”时，镇边于岭北的海山一直屯军和林，注视着大都动向。他在真金嫡孙中次序居长，又统兵朔漠近十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对皇位志在必得。面临海山的武力威慑，爱育黎拔力八达只得虚君位以待兄至。在达成“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后，海山先受推戴为帝，是即武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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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即位翌月，就按约定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当时有人向他揭发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的表面反应是“弗听”。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面前依然许久“不敢复言孟”[32]。挫败卜鲁罕时曾起过关键作用的哈剌哈孙，在武宗登位后留任中书右丞相仅两阅月，遂因有人施谗而改调和林。史料没有提及他受谗的具体内容，却很可能也与他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关系过分密切有关。可见皇位问题一直是两兄弟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至大三年，武宗的亲信三宝奴召集高级官僚，建议改封武宗子和世为皇太子。他提出的理由：“是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因为与会者主张不一，议遂止[33]。不久武宗病重，三宝奴矫诏妄赦天下[34]。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这一系列情形必定很警觉。他所以要趁武宗尸骨未寒，就对三宝奴等人大加诛讨，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重施四年前先发制人的手段，防止三宝奴等人抢先矫称受遗诏改储，白白地丢掉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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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皇弟身份位居潜邸的四年艰险，显然给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下极深刻的刺激[35]。倘使不趁自己在位时改变先前的约定，那么他的儿子重获皇位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再存在。这种关注从一开始就贯穿在他的诸多政治安排中。他即位不久，元廷置隆镇万户府守居庸关。未久又一改宗王镇边的旧例，以驸马丑汉出总北军。这些措施，无疑含有事先防范漠北镇边宗王依恃武力染指皇位的用心。几个月以后，“敕皇子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实际上是向天下暗示自己欲立硕德八剌为皇储的意图，借以刺探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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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复于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胁迫和世偕常侍府之云南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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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周王西行的行动，在当时人心目里，被非常确凿地与剥夺他的帝位继承权一事相联系。黄溍《柏帖木儿家传》写道：“明宗（按指和世）之西行也，兴圣诸臣定谋禁中。王（指柏帖木儿）默言于仁宗曰：‘兄弟揖让，古所罕见。既尽美于前矣。今议传次，倘先兄而后己，庶全圣德。于以正前人之绪，绝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时虽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鲠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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