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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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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身后的皇位继承问题,本来早在他的兄长海山即位时,就已有过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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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年,元成宗病死。时皇太子先已不在世。成宗后卜鲁罕欲援安西王阿难答辅政,临朝称制。皇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官僚中枢支持下“入造内庭”,抢在卜鲁罕行动之先发难,控制京师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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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廓清宫阙”时,镇边于岭北的海山一直屯军和林,注视着大都动向。他在真金嫡孙中次序居长,又统兵朔漠近十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对皇位志在必得。面临海山的武力威慑,爱育黎拔力八达只得虚君位以待兄至。在达成“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后,海山先受推戴为帝,是即武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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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即位翌月,就按约定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当时有人向他揭发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的表面反应是“弗听”。但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面前依然许久“不敢复言孟”[32]。挫败卜鲁罕时曾起过关键作用的哈剌哈孙,在武宗登位后留任中书右丞相仅两阅月,遂因有人施谗而改调和林。史料没有提及他受谗的具体内容,却很可能也与他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关系过分密切有关。可见皇位问题一直是两兄弟关系中的一个敏感点。至大三年,武宗的亲信三宝奴召集高级官僚,建议改封武宗子和世为皇太子。他提出的理由:“是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因为与会者主张不一,议遂止[33]。不久武宗病重,三宝奴矫诏妄赦天下[34]。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这一系列情形必定很警觉。他所以要趁武宗尸骨未寒,就对三宝奴等人大加诛讨,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重施四年前先发制人的手段,防止三宝奴等人抢先矫称受遗诏改储,白白地丢掉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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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皇弟身份位居潜邸的四年艰险,显然给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下极深刻的刺激[35]。倘使不趁自己在位时改变先前的约定,那么他的儿子重获皇位的可能性几乎就不再存在。这种关注从一开始就贯穿在他的诸多政治安排中。他即位不久,元廷置隆镇万户府守居庸关。未久又一改宗王镇边的旧例,以驸马丑汉出总北军。这些措施,无疑含有事先防范漠北镇边宗王依恃武力染指皇位的用心。几个月以后,“敕皇子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实际上是向天下暗示自己欲立硕德八剌为皇储的意图,借以刺探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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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复于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胁迫和世偕常侍府之云南就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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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周王西行的行动,在当时人心目里,被非常确凿地与剥夺他的帝位继承权一事相联系。黄溍《柏帖木儿家传》写道:“明宗(按指和世)之西行也,兴圣诸臣定谋禁中。王(指柏帖木儿)默言于仁宗曰:‘兄弟揖让,古所罕见。既尽美于前矣。今议传次,倘先兄而后己,庶全圣德。于以正前人之绪,绝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时虽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鲠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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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离开大都前,发生了一件争夺世祖遗传的御铠的故事。据高丽文人李谷记延祐年间任元朝利器库使的同胞韩永事迹说:“时明宗即封于周。将行,请细甲于仁宗,上命给之。江浙省丞相答失蛮时为武备卿,抵寺欲取镇库者。公(按指韩永)曰:‘卿不闻乎,世祖赐以尚衣御铠,若曰以此镇武库。后世嗣圣,或乘戎辂者服之;否则秘藏,世以宝守。寺官相传,奉之惟谨’。卿曰:‘吾将取观耳,无他也’。及见,即持走。公大叫:‘卿违制’!奔及而手夺之,仅得觉牟。卿复来夺,公曰:‘我头可得,此不可得也’。乃抱之哭。卿无如之何,止以铠上王邸。后数月,仁宗命取是铠。主者以实对。上怒,置卿极刑”[37]。世祖的御铠,被争夺的双方看作“嗣圣”身份的标志。和世想夺走这件御铠,自然有明确的意图。这件事同时也表明,他在朝中不乏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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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出京前向仁宗陛辞。只是在柏帖木儿的一再劝谏下,方才获得“留燕饯而后行”的待遇[38]。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寻以内部不和退师,“盘桓屯难,草行露宿”,往投察合台后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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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兵变的余烬刚止熄,仁宗就急忙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延祐四年闰正月布告天下。他的心愿,现在算是了却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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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存汉文记载,大多为仁宗讳,而把和世被迫离京、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的事归因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这件事确实需要由太后和铁木迭儿的强有力支持才能实现[40]。但是仁宗本人的态度,仍然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政治角色,从这时起就变得愈发混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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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趋于激烈。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名参劾右丞相铁木迭儿受贿、亵职、占夺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41]。铁木迭儿走匿太后近侍家中。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但他暴怒之后,仍屈服于答己压力,仅将铁木迭儿罢相了事。一个月后,李孟虚挂的中书平章政事的职衔也被罢去。而铁木迭儿家居不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也难以真正起到匡救时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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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与其他元朝皇帝一样,性好饮酒[42],也有点迷信[43]。被迫与太后集团的妥协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他似乎变得有些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公徐入。至,上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告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之走,独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无愧,朕亦信之’”[44]。仁宗对近臣的猜忌之心或属无据,但“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这个被焦虑所深刻折磨的蒙古皇帝发自内心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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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心态的发展,他在晚年颇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曾隶于他本人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甫逾月,复以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成的右卫率府隶东宫位下。八月、十一月,分别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告天下。年底,更命皇太子参决国政。大约在此前后,仁宗还向左右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45]他深恐硕德八剌在自己身后不能平稳地继承帝位,所以甚至想在生前就提早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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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六年一连串加强皇太子地位的措施,似乎表明仁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大数在即。次年正月,他果然离开了人世,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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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仁宗虽然死了,但是作为元代中叶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由他开始的“儒治”时期,还需要包括他的儿子、英宗硕德八剌在位的四年才告一段落[46]。因此,本文还须对这后来的四年略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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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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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执政时,刚刚十八岁。他虽然接受过比较多的儒学教育,却是元代唯一的在登位前没有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想大有为于天下,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便以太皇太后之尊故伎重演,制出中宫,发表铁木迭儿为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对从前弹劾或反对过他的人“睚眦必报”。英宗登位时,仁宗留下来的“儒治”派中坚早已遭受了一番大清洗;幸免于难的人,也都箝口摇手,不敢再多说话。答己和铁木迭儿又把一批私党从外省调进中书省。与仁宗临朝之初的政治气候相比,英宗面临的局势还要严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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