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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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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最早起源于宋代北方。随着宋政权的南徒，它也流传到南方，并在那里逐渐发展起来；而在金统治下的北方，似乎反而湮没无闻了。1235年，蒙古在攻宋战争中俘获宋儒赵复，携之北归。一般认为，理学在北方重新流传，即始自赵复北上。郝经曾经对赵复说：“靖康之乱，吾道遂南矣。……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至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始。呜呼！先生之有功于吾道德、于北方学者，抑何厚耶”[1]。《元史》更截然断言：“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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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说赵复以前北方对程朱理学懵然未知，并不符合史实[3]。但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又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恰好可以1235年为界，把理学从金末到元灭南宋之前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这就是本文准备阐述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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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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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程之学虽然随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南徙，但是在它产生并且一度流传过的北方，不可能因此而绝迹，这是容易理解的。仔细搜检史料，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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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元学案》，金朝末年，在北方的程颐续传弟子，有刘肃、张特立、李简等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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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儒学出自程颢亲授。“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1064—1067年）中，明道程先生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正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5]。泽州的“先生之传”似乎一直没有断绝。金泰和（1201—1208年）中，泽人李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6]。从这段话来看，泽州懂得明道先生学说的，当不止李俊民等个别人物。正大（1224—1231年）年间以“布衣少年，名动京师”的王郁，因为不满意科试时文，“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以为“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1232年，王郁从重围之中的开封出奔，不久被杀[7]。他信从程张学说，自然是在金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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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亡前已在北方传习伊洛之学的，还有刘祁的父亲刘从益[8]、王遵古[9]、王恂之父王良[10]等，兹不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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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学说，虽然到宋末方才得到朝廷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几乎与此同时，它也已流入北方。许有壬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11]。这里说的“四书”，无疑是指朱熹的《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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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与耶律楚材同时的李屏山，著有《鸣道集说》，指斥出自“江左道学”之手的《鸣道集》“涉猎佛老，肤浅一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摘录了屏山书中的十九篇文字。其所攻讦，除北宋二程外，还包括南宋的朱熹、杨时中等人。耶律楚材为李屏山作序，谓“昔余尝见《鸣道集》，甚不平之。欲为书纠其芜谬而未暇。岂意屏山先生先我著鞭，遂为序引，以针江左书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病者，亦可发药矣”[12]。耶律楚材这篇序作于1234年，时李屏山已死。足见他们此前至少已经略知朱子道学，而且“中原学士大夫”中传研二程、朱子之学的，当亦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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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举两个例子。金宣宗时，陈奕随从兄安平在军中。安平辟太原王渥为经历，奕得师友之。“仲泽（王渥字）爱其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陈奕是蒙金战争中金军仅胜之役即大昌原之战的前锋，以小字陈和尚知名。1232年钧州陷，奕诣蒙古军牙帐，大骂不止，受刑而死。时人有“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之许[13]。他以身殉职，真正实行了所谓“践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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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治今山东济宁）人徐之纲，金末曾“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张、胡、蔡为根柢，穷春秋、易二经”。1238年，蒙古政权在北方举行戊戌选试，徐之纲“以明经选益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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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1235年以前，流传在北方的理学，主要是二程学说的残支余脉；同时偶尔也有朱熹之学零星北传。但是，即使在北宋，周程学说“废弃于绍圣（1094—1098年）、禁锢于崇宁（1102—1106年）”[15]，屡遭贬斥，远远没有取得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至金源代宋，它在中原故土的流风遗俗对传统儒学的影响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当时人自己说，“举业移素习”[16]。金朝继承唐、宋旧制，主要以诗赋、明经科士。因此士风所尚，还是汉代以来传统经学的注疏记诵，“唯知蹈袭前人，不敢谁何”[17]；更多的人则潜心于词章声律。在对理学略知一二的少数士人中间，大部分仍对它抱怀疑态度[18]。一些人奇其“学问超诣”，然而未必皆信从之。能有机会接触理学，而且肯弃去科试程文之业转而信奉它的，只能是其中很少数的人们。因此，理学在北方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除了个别地区，它没有合适的传授环境，更谈不上建立后来那种明确的师承授受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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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较有社会地位的北方士大夫阶层中，理学亦招来相当的反对。在他们中间，“三教同源”的观点十分流行，佛学影响尤其明显。禅宗高僧万松长老几乎成了北方的文士领袖。耶律楚材曾宣称：“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19]。这本来应当是使他们能与程朱理学互相贯通的便利思想基础。然而奇怪的是，即使其中对伊洛之学较为温和的赵秉文、王若虚等人，态度也始终颇为保守。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理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另一方面，可能是程朱对释氏逃避君臣父子之教、伦理纲常约束的批判引起了出入于儒、释二门之间的北方士大夫的嫉恨。《佛祖历代通载》说，《鸣道集》“起斗之诤端”。从它摘录的《鸣道集说》片段来看，李屏山主要是反驳理学家们对释教的攻击，并进而指责他们剽窃佛老，又“幡然为反噬之说”[20]。他特别崇尚释氏，以为“学至于佛则无可学者”，主张从佛学中寻求儒家学说的精微之意。这种过激观点，遭到儒士们的反对，但是他对理学的批评却引起不少人的赞同和共鸣。李屏山被时人目为“当世龙门”[21]、“中原豪杰”[22]。他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既影响了一代士风，同时也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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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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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年，宋城德安（今湖北安陆）被阔出太子率领的蒙古军攻陷，全城惨遭屠戮。当时随杨惟中在阔出军前供职的姚枢，从俘虏中救出宋儒赵复。不久，杨惟中就把赵复等名士连同缴获的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建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右”[23]。“燕之士大夫闻其议论证据，翕然尊师之。……乃撰其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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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游学北方，确实是北方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理学第一次在故金知识分子麇集的燕京获得了公开讲授的半官方论坛。他在河北，“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25]。这种声势还是前所未闻的。从此，它在北方亦树幡立帜，采取了与旧的词赋、传注学派相抗衡的姿态，并且在这种抗衡中逐渐发展起来。这个阶段，从1235年开始，其下限可以大致定在1276年。其间，理学的发展状况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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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学开始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师承授受体系，并在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领袖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中最重要的，是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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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衡没有接触理学之前，其学问在河朔大名一带已有一定的声望。1242年，他从姚枢那儿得到赵复传授的程朱著述，读后大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26]遂尽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而以倡明理学为己任，从此声名益著。赵复—许衡系统，后来成为北方理学的大宗。元朝国子监就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许衡而外，另一个有影响的理学家是刘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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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学不仅在下一代“新鲜”的士人中竭力争取信徒，而且其影响也扩展到保守宋金遗风传统的知识圈内，包括其上层。这里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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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庵与颙轩论事。颙轩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概知者”。鹿庵大为不然。徒单公曰：“谓如大城南柳树，若不亲睹，如何知东西几行，大小几株”？鹿庵默然，一座大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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