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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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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方面的理由，使我们考虑把金末元初北方理学发展第二阶段的下限定在12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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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南方盛行朱氏之学，大致已经三十多年了[41]。南北阻隔一旦打通，程朱著述大批流入北方。用当时人的话说，“其书捆载以来”[42]，传统的北方士风不能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北方理学由此获得极好的发展契机。至元、大德年间的北方，“［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乡之士，例皆讲读，全谓精诣理极，不可加尚”[43]。这显然成一种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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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从至元中后叶开始，元王朝采纳和利用儒家学说的注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大致适应统治汉地需要的元朝国家规模及各种典章制度基本奠定以后，忽必烈开始从政治上疏远儒士。这部分地是由于种族防范的心理因素，此外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元王朝宫室廪禄、宗藩岁赐、连年征战所需要的浩大开支，从开国之初就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新政未孚，聚敛刻薄之说得行”[44]。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学说企图以“仁政”思想约束统治者自身的过度行为。但是，“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45]，并且反而以“不识事机”遭致忽必烈的冷遇[46]。在选用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各级行政官员时，元政府宁肯大批晋用出身掾史、长于聚敛掊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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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当时就为人们觉察到了。王恽曾悻悻写道：“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47]王结用几乎同样的口气说道：“爰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厥后台阁之位，率取敏锐财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呜呼！岂天之产物隆于前而杀于后哉？亦势使然尔”[48]。余阙也指出，“自至元以下”，元政府改变了“用儒者为居多”的政策，而“始浸用吏”[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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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元人的议论，我们把忽必烈利用儒家学说注重点的转移定在灭南宋时，基本上是适合的。在这以后，儒学更多地被元政府当作在意识形态方面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来使用了。理学严厉地强调封建的纲常礼教，尤其注重“小学”，即对童蒙灌输封建伦理思想，使它特别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因而日益受到元廷的重视[50]。元政府开始改变从前对儒学各派的超然态度而倾向于扶持理学，这一变化清楚地反映在元代学校之制的完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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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五年（1233年），首诏蒙古贵臣子弟十八人入国子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国子通华言”，并且学习汉人的各种工艺、制作技术，如草药、染色配料以及酒醴、曲蘖、水银制作等。城新刳于兵，国学设于长春宫内，学官摄于老氏之徒[51]。这样的“国子监”显然很少儒学的色彩。中统、至元之初，许衡曾几次任国子祭酒，“诸生廪食或不继”[52]。可见其不景气的程度。元朝正式立国子学而定其制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自是广增生员，完全按理学要求规定课业，并由许衡弟子耶律有尚出任祭酒，“儒风为之丕振”[53]。四年后，元廷又下令在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不久推广到全国[54]。理学的地位，就是这样随着元朝完成统一、逐步加强对全国的思想统治而扶摇直上，基本上在全国学术界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就北方理学而言，始于1235年、而以上文业已叙述的三个显著特点为标志的历史阶段，到这时也就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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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变迁自身尽管呈现了阶段性，毕竟不是刀切斧齐的。1276年后，从学术界内部说，仍然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批评理学[55]；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代革科废，堵塞了读书入仕的道路，人们对于理学仍然十分冷淡。在元朝统治下的南北方，人们同样热衷于“吏学”[56]。直到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年间复兴科举制度，以程朱理学科试儒士，这才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普及[57]。不过这些不属于本文范围，所以不详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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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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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陵川集》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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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史》卷189，《赵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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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部健夫和陈高华都曾经提到这一点。参见安部：《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49·6（1959年11月）；陈高华：《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元末红巾军对理学的冲击》，《文史哲》197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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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元学案》卷16，“伊川学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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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集》卷16。按、程颢曾任晋城令，见《宋史》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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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陵川集》卷27；《元史》卷158，《李俊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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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祁：《归潜志》卷3，“王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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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序》，《秋涧集》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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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元好问：《王庭筠墓碑》，《遗山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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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史》卷164，《王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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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许有壬：《性理一贯集序》，《至正集》卷33；同氏：《雪斋书院记》，《圭塘小稿》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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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耶律楚材：《鸣道集说序》，《湛然居士集》卷14。《佛祖历代通载》卷20也著录此序，但文字颇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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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元好问：《陈良佐碑》，《遗山集》卷27；《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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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桷：《徐之纲墓志铭》，《清容居土集》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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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苏天爵：《刘因墓表》，《滋溪文稿》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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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恽：《论科举事宜状》，《秋涧集》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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