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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忽必烈的出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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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五月，忽必烈自上都出发北征。他所经过的第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应昌（旧城在今达来诺尔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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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赵岩《应昌路曼陁山新建龙兴寺碑》：“至元丁未（按，“未”字当为“亥”之误），世祖皇帝躬御六师，徂征弗庭。驻跸应昌之夕，一佛飞空，现金色身，如影如幻”。根据下文，“弗庭”者即指乃颜[9]。1893年俄人波兹特涅耶夫游历蒙古草原时，还在达来诺儿东南方向的达日罕乌拉山北侧见到过此碑，并录下了碑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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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忽必烈道出应昌之后的进军路线，似乎还没有发现充分的史料记载。黄溍《也速儿神道碑》曾说：“……宗王乃颜叛，（也速儿）扈跸亲征。给饷运筹，备殚其勤。既平乃颜，群臣从属车奏凯而归。王复与诸将留兵讨其余党金家奴、塔不，悉戡定之，乃还。上以王生事素薄，赐钞五千缗。王因奏：‘臣前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有来供餽乡导者。’上命厚赏之。”[11]这段话里既有“扈跸亲征”之语，又云曾“出军至亦乞列思之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忽必烈所部元军是经由大兴安岭东侧北进的。但是这与我们已经确知的忽必烈驻跸应昌的事实互相抵触。因为从上都进入辽东，完全可以取道潢河之南东行，而不必先向北绕道应昌。相反，出应昌后沿兴安岭西麓北行，倒是当日的渡漠干道之一。长春真人邱处机西游时就采取过这条路线。也速儿可能是随发至辽东的偏师进征而途经亦乞列思之地的；或者所谓“出军”，并不指元军最初阶段的出兵路线而言。无论如何，像屠寄和箭内亘那样，到大兴安岭东麓的潢河中游去追寻忽必烈大军的行踪，恐怕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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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昌北进，元军于六月壬戌抵达撒儿都鲁。这段路程一共走了十几天[12]。这时在忽必烈左右的部队，主要是博罗欢率领的五部军前锋和李庭所领汉军[13]。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王将领黄海、塔不台遭遇。虽然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乘象舆贸然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14]，并以汉军前列步战，迷惑叛军。塔不台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溃而去。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马可波罗纪录下来了[15]。此役亦因而名声大著，以至伯希和把它视为平定乃颜之乱的“主要战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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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寄大概是受洪钧“当日军情以辽河为要害”之说的影响，把撒儿都鲁与《蒙古遊牧记》著录的什喇陀罗海相勘同[17]。他的主张，无论从审音或地望来说都难以成立。据1:20万分之一图L-50-Ⅳ，在贝尔湖东南（东经117°42′48″，北纬47°33′强）有沙尔土冷呼都克。蒙语呼都克意谓井。是该井所在地名为沙尔土勒，它应当就是忽必烈乘象舆临阵督战的撒儿都鲁之地。其地望与史文所载距应昌十余日程也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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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随元世祖出征的高丽贵族洪万的传文，元军击退塔不台之后，遂自撒儿都鲁东行，“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讨乃颜”[18]。这里的哈剌河，无疑就是流注于贝尔湖的哈尔哈河；所谓失剌斡耳朵（Sira Ordo，译言黄金帐），当即位于哈尔哈河流域的塔察儿份地中心，亦即斡儿山地之乃颜大帐。元军在这里“获乃颜辎重千余”[19]，不会是不战而获。史载乃颜曾“遣哈丹领兵万人来拒”，被元军击败[20]，大概即在此时。接着，元军主力就在玉昔帖木儿率领下直扑乃颜屯兵之地，以求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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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三 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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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昔帖木儿出军时，乃颜屯驻在“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兵号十万。元军前锋玉哇失陷阵力战，终使叛军溃散。乃颜仓遑出逃，至失列门林，被元军追擒，俄而被忽必烈下令处死。那么，不里古都伯塔哈和失列门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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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寄将不里古都伯塔哈断为两个词。其谓伯塔哈即《元朝秘史》中的孛勒答合（boltagha），译言孤山，这是正确的。至于他说不里古都意谓有柳，则未可遽从。按《华夷译语》卷上“鸟兽门”，黑鹰作不鲁骨惕。蒙古国时期的阿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在其写成于1241年的著作中附有一张蒙语词汇表，其中著录了burkui qush一词，译言鹰隼[21]。突厥语qush原意谓鸟，它也可以跟在各种鸟类专名的后面，用以泛指这个专名的类属，如toqan qush，意即猛禽之鸟[22]。所以，乞剌可思词汇表中的burkui，就是《华夷译语》的不鲁骨惕，它的正确的拼写形式应是börgüt，意即鹰隼[23]。而不里古都则是Börgüt-tü的音译。Börgüt-tü Boltagha，是谓有鹰之孤山，或即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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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蒙古地区以鹰隼为名的山岗不止一处。据清张穆记载，旧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左冀后旗的牧地，“西南至布勒格图山，接达里阿爱牧场界”[24]。这座布勒格图山即鹰山，当在蒙古国苏赫巴托省浩勒布占至乌拉巴彦一线。又，克鲁伦河下游由东南流而折向东北流的大河曲之南，亦有哈喇真布尔古特山[25]。哈喇真为蒙语ghaljan的音译，译言秃顶、无树木的[26]。哈喇真布尔古特，意谓秃鹰山。但这两座鹰山，都不会是乃颜屯驻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因为乃颜称兵后不久，土土哈即从杭海岭领军东来，疾驱七昼夜；渡土拉河，又奉命逆克鲁伦河而上，沿途肃清叛军，并将叛王“献俘行在所”[27]。可见哈尔哈河流域以西地区，当时并不在乃颜控制之下；所以《元史》在叙述元军从贝尔湖东南的撒儿都鲁向东，达于哈尔哈河流域时，方才说他们“至乃颜之地”。在当时情况下，乃颜不必要、也不可能在一座远离自己巢穴的孤山中结集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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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乾隆《内府舆图》，在大兴安岭西侧的喀尔喀必拉（哈尔哈河）和讷墨尔狠必拉（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亦有一山，标注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康熙《皇舆全览图》用满文记注为Haljan Burgudtu，脱Alin（满语，译言山）一词[28]。我认为，这座秃鹰山，就是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这是因为，一般地说，此地是联结大兴安岭西、东两侧交通要道的枢纽所在；特殊地说，斡赤斤后王的份地恰恰可以从哈尔哈河流域经过该地，再东逾兴安岭而向嫩江流域伸展。乃颜放弃了自己的大帐，撤至不里古都山地，并在这里结集大批军队，确实是使自己居于进退两便的战略位置。它既紧贴着位于大兴安岭东侧的广大后方，又十分有利于伺机出击进逼哈尔哈河流域的元军。从审音和对当日战争形势的分析来看，这一勘同似乎都可以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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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战中惨遭失败的乃颜，逃到失列门林就被元军生擒。据现在所知，失列门林这个地名在元代文献中仅此一见。研究它的方望，是一个有些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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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西辽河上游名西拉木伦河，是蒙语Sim Müren的音译，译言潢河。屠寄和箭内都说失列门林即为西拉木伦河。是则“门林”系蒙古语müren的汉字音写，译言大河。林字在元时似仍以-m尾收声，能否用它来记录-ren的读音，稍有可疑[29]。但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潢河西邻上都，朝这个方向逃窜，无异乎自投罗网，想来必不为乃颜所取。所以对此还可以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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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能圆满地解决失列门林的今地问题，我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其所在方位作一个粗略的估测，以待今后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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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述目的，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嫩江平原和呼伦贝尔高原间的交通状况。今天这两地间的干道主要有三条。其北线大致上沿雅鲁河谷西北行，逾大兴安岭达于海拉尔河流域，此可置勿论。其南线则沿洮儿河西北行，至归流河叉为两道。一道逆归流河下游西行入山，至乌里吉勒河流域。至元二十五年土土哈平灭乃颜余党时，即循此路东逾大兴安岭。另一道则继续循洮儿河谷入山，逾大兴安岭而至哈尔哈河上源。这条路在蒙古国时必定也已经是便行之道了。因为我们知道，1213年，合撒儿奉命率左路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军而还”，就是溯洮儿河返回漠北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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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连接大兴安岭两侧的驿路，采取的并不是沿雅鲁河或洮儿河穿越大山的路线。据《析津志》引元《经世大典·站赤》佚文，这条驿路，不是在位于洮儿河流域的塔鲁站，而是继续向北，至吉答站（在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西龙江）方才分道：“至北（按北当为此字之讹）分二路。一里（按里当为路字之讹）东行至失宝赤万户；一路西行至吾失温，其西接阿木哥”[31]。从吉答溯嫩江而上之东路诸驿站的定点已经解决了；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西路末尾几站的所在方望也已明瞭[32]。关键是自吉答往西逾越大兴安岭的驿道走向如何。恰恰是这个问题，与我们要探讨的失列门林的方望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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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边地的驿站设置，常常与诸万户府、千户所的分布走向相一致，显然是由于这两种不同系统的设置同时考虑到了相地理之宜的原则。吉答以东的驿道走向是如此，在它以西自应同样如此。在吉答之西，元代曾设置过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它是明朝著名的兀良哈三卫之一朵颜卫的前身[33]。据朵颜卫第一任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致明政府的书信，这一部分兀良哈人的居地在互相毗连的朵因温都儿山和绰尔河流域[34]。千户所之设虽在延祐年间，但它说明朵因温都儿山地当冲要。吉答西路诸驿中有一个驿站名为斜鲁[35]。元人说斜鲁译言陡坡，不知道它是否就在朵因温都儿山附近。看来自吉答以西的驿路，当在绰尔河下游以北取正西方向直行，在西北一东南流的绰尔河中游逾河过岭，遂进入岭西的呼伦贝尔草原，即可达于辉河流域。位于呼伦贝尔高原上的回引站，即得名于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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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失列门林的大概位置了。绰尔河中游有支流名色勒必拉，康图记注为Sele Bira。这条河虽不甚大，其位置却颇易把握。因为在它的南面有绰尔河的另一支流特门必拉[36]，它源于金边墙附近，东注绰儿河；而在这条特门必拉北面、金界壕之外，就是色勒必拉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失列门林这个地名系由失列·门林两个名词组成，那么失列恰好就是sele的对音。上面已提到过，门林的林字在《广韵》中属于以-m尾收声的侵母字。在元代，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韵系统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北汉语方音中以-m尾收声的韵母还没有转为-n收声。《蒙古字韵》读林为lim，读三为sam，尾音-m仍然保留着[37]。正因为如此，元人才会用“林”字来译写Qamqorom（哈剌和林）之-rom，用“三”字来译写Samqachulai（三哈出来）之-sam。因此，把“门林”看作müren的汉字音写，严格地说起来并不太准确。但是出于以下两项原因，我们还是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识读法。首先，色勒、失列两名语音极相近。如果它们确实是同一地名的不同音写，那么失列门林与色勒必拉就完全可以认为也是对同一条河流的指称，不过这两个地名中的普通名词“河流”，前者为蒙古语（门林＜müren），而后者则是满语（必拉＜bi-ra）。其次，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地区，正好处于金界壕之外、连接哈尔哈河上源和绰尔河中下游河谷、并由此东去嫩江流域的通道上。乃颜在不里古都伯塔哈战败后，很可能就领残部取此道东逃，企图退守位于嫩江两岸的根据地，结果却在色勒河流域被元军追擒。这样的分析若不致大误，则亦可反过来显示出将失列门林定位于色勒必拉之地，不能看作完全是臆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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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复至哈尔哈河，继而领军北进，扫荡呼伦贝尔高原。元军逆亦迷河（伊敏河）而上[38]，北至海剌儿（海拉尔河），溯河水行，战于扎剌马秃[39]。该地在《嘉庆重修一统志》中作济尔玛台[40]，即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而后，元军东逾大兴安岭北端之蒙可山，追乃颜残部直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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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忽必烈本人，在玉昔帖木儿北上亦迷河后，大约就从哈尔哈河上源逾大兴安岭东行。假如他始终盘亘在大山之西，那么这次亲征就只能称为北征，他的随从将领“类次车驾起居”而写成的行纪，恐怕也就不能叫做《东征录》了[41]。还有一条史料亦可以证明忽必烈曾逾岭而东。其所部元军曾与东窜的哈丹相遇，“帝召忽怜至，值薛彻坚哥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哈答罕（即哈丹）众甚盛。忽怜以兵二百迎敌，败之。哈答罕走度揉河（即嫩江），还其巢穴”[42]。程火失温今地无考。但从史文仍可看出，忽必烈当时确在大兴安岭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