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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170312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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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四 乃颜之死及其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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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籍记载了乃颜之乱平定后，元廷对其宗族、其所隶领的女直等族户口和所部蒙古军、其在中原的封邑以及辽东份地等等的处置，而关于乃颜本人的命运，只用“以反诛”三字交待了之。幸而马可波罗留下了颇为详瞻的记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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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得悉乃颜被擒，感到非常高兴，遂下令乃颜应当被立即处死。他全然不想再见到乃颜，免得由于自己与他原是亲骨肉而会饶恕了他。于是乃颜就按照我就要告诉你们的这样一种方式被处死了。他被很紧地捆绑起来，裹在一张毯子里，而后被反复地拖来曳去、猛烈地抛上抛下，他就这样地死去了。……鞑靼人说，他（忽必烈）不愿意让帝室成员的血洒到地上，不欲其向天空哀告，或使太阳和天空看见他的血，或让任何动物触碰到他的肢体[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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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方式执行死刑，在蒙元史上其例甚多。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被用毯子裹起来以后扔进河里[44]。根据瓦撒夫书和诺外利书，阿拔斯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则是被卷在毯子里，任群马践踏至死的[45]。《元朝秘史》没有述及成吉思汗处死札木合的具体做法，只说“教杀时血不教出”[46]。但恰恰是这段话，道出了此类死刑执行方式的共同特点。它本来是处死成吉思汗宗族成员的特殊刑典，但也往往施用于其他出身高贵的敌人。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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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提到对鲜血溅地的禁忌。而据术兹札尼的记述，攻陷巴格达后，蒙古军中的回回人威胁旭烈兀说，哈里发若被鲜血溅地，将会导致一场大地震，从而会使旭烈兀和全体蒙古人遭受灭顶之灾[47]。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说法，未必准确地反映了蒙古人所以要采取这种特殊刑典的初衷。因为尽管按“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被处死要备受痛苦，在蒙古人中间却多为受刑者本人所自请、自愿。札木合向成吉思汗要求如此，而成吉思汗也满足了其昔日安答的这一请求。是知在当日蒙古人看来，这是对被处死者的一种恩惠。这一点，那珂通世早已有所察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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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突厥和蒙古原始宗教的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些古代游牧人的观念，灵魂存在于血液中。虽然保留完整的骨骼是保证人死后精灵犹存的基本条件[49]，但在死去的时候使血液不流出躯体，也就是使灵魂与躯体不致分离，似乎也会给逝者在冥界带来格外的好处。“教杀时血不教出”，“不过是反映了对于流血、尤其是让它溅落在地上的普遍忌讳的一个特别事例”[50]。正因为如此，古代蒙古人才甘愿忍受痛苦，为自己选择不出血而死的受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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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刑罚，使人联想起蒙古统治者对异民族臣民强制推行的一条奇怪的法令。此即屠宰牲畜时，严禁采用抹喉的方法，而必须先将牲口的四肢缚住，剖开胸腹，把手伸进去按住牲口的心脏，至其死去[51]。一般来说，元朝对它统治下的各族臣民采取“各从本俗法”的统治方式；只有出于某种十分特殊的原因，才会将本族的习俗用法令形式强加在其他各族头上。回回人杀羊，都要抹喉放血；淤血留在肉中，在他们看来，是不洁净的。为此，在元朝和伊利汗国，曾有不少回回人因为违反这条规定而被处死[52]。两种屠宰法的区别，正在于放血与否。按后一种方法，牲畜的血有相当部分仍可留在躯体内。羊、马等牲畜是游牧人的主要财富，从古代蒙古人的原始宗教观念看来，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仍然如此[53]。然则他们对屠宰法的严格规定，是否与“教杀时血不教出”的处决方式，具有某种在观念上相类似的出发点，即认为它会影响到牲畜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繁衍之兴旺与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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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乃颜的宗教信仰，马可波罗这样写道：“乃颜曾秘密地为自己行过洗礼，却从不做基督徒所应做的功课。但在这场战争中，他认为最好还是把十字架的徽记画上他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后来全被杀害了。当大汗如此行事而打赢了战争、征服了乃颜——就像你们已知道的，他已死了——之后，居住在上述乃颜领地之四大地区的各种居民，那些撒拉逊人、偶像教徒们、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信上帝的人——可惜其中也有一些基督徒——都大肆取笑基督徒们的信仰，以及曾被乃颜画上战旗的神圣的十字架。……他们对那里的基督徒们说：嘿！看你们上帝的十字架是怎样保佑基督信徒、向它顶礼膜拜的乃颜和他的人民的！”嘲笑和凌辱日盛，终于使忽必烈不得不出面干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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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以汉文史籍及他种史料，则有前引龙兴寺碑谓乃颜“离佛正法”。又、乃颜旧部有被徙之定海者。“延祐间，倚纳脱脱公来为浙相，其党屡以水土不便为诉，乞迁善地。公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众遂不敢再言”。关于这段史料，伯希和评论说：“依我看，这些话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乃颜党徒奉行一种作为异教的颇受重视的宗教，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55]。有一个跟随忽必烈北征的方术之士亦透露：“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56]。此外，在日本发现的侵日元军头盔上饰有十字架徽记[57]。侵日元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辽东军队。这种饰有十字架的头盔，或许就是从辽东派去的军士们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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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材料虽然十分零碎，但仍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乃颜确实可能利用了基督教来煽惑辽东人心，借以发动叛乱。马可波罗关于他以十字徽帜作为战旗的记载，也许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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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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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75，《乃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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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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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米尔诺娃：《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56。根据《史集》，Mughulistan系指被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诸部所居住的蒙古高原本部，它西括克烈故地而与乃蛮居地相邻，东至兴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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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蒙兀儿史记》卷22，《帖木格斡亦斤传》；箭内亘：《蒙古史研究》，页6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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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第2编第15卷（1914年），页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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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原像》，《东洋史研究》37·1（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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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126。斡儿一名，在《元朝秘史》中写作斡峏讷屼、斡儿讷兀，旁译山名。见第175节、第191节。伯希和在其秘史复原本页57、页67中将这个地名转写为Or nu’ u或Ornu’ u。它的意思，即“Or河之河曲”，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日文译注》卷2，页154注17。是其仍系得名于Or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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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2分册，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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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口北三厅志》卷13，《艺文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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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波兹特涅耶夫：《蒙古和蒙古人》卷2，见日本东亚同文会日译本（书名改为《东部蒙古》），页439—451。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注》页789曾提及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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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黄金华文集》卷24。参与乃颜之役的有两个也速儿，此为乌里养哈氏。另一个是伯牙乌氏，因平乃颜有功而以乃颜姑娣妻之，见程钜夫：《也速儿墓碑》，《雪楼集》卷17。按、塔不与金家奴（元明善《伯颜碑》作金刚奴，见《元文类》卷24）此前俱曾在撒儿都鲁与世祖军队交过锋，详下述。两人大概都在战败后遁脱，最终才作为乃颜之乱的余烬被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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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五月十二或十三日忽必烈发兵上都，六月三日抵撒儿都鲁。见《元史》卷14，《世祖纪》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