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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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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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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辽、金二朝的契丹族和女真族，都发祥于东北地区。因此，辽金时期中央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与隋唐时代相比，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它为元朝和明朝前期对辽东的强有力统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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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它的辖境，南面到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东南与高丽接壤。元与高丽边界线的东段，一度抵于铁岭（在今朝鲜元山南）。13世纪末，双城（今朝鲜永兴）以南地区相继为高丽收复，此后遂以双城为两国界[1]。直到高丽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十六年，即1356年），高丽政权遣枢密副使柳仁雨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都连浦及定州、宣德、元兴三关门以南的朔方道全境。“三关门没于元凡九十九年，至是始复之”。两国间在这个地段的疆界，由此北移至今咸兴南一西南一线，大致上恢复了辽金时的状况[2]。这条边境线的西段，至元初年以鸭绿江南岸的高丽国“北界”（亦称“西北面”）诸州辖境为界。至元六年（1269年），高丽权臣林衍、李藏用等废国王王植，立王弟琩，擅断国政。其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龄等以讨林衍叛，挈西京（今朝鲜平壤）以下六十余城降元。于是高丽北界和西海道（略当今朝鲜黄海南、北道）一部被并入元境。明年，元廷改西京为东宁府，以崔坦为总管。是时以慈悲岭为两国界山。至元十二年底，又升东宁府为路。至二十七年，方因高丽之请，废东宁路，将其地归还高丽。至是，元与高丽间的这一段交界线，亦大体恢复到元初乃至辽、金时期的状态[3]。《经世大典·站赤》所载辽阳地区站赤，根据的是至元中叶的资料，所以仍著录有“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根据大典及《析津志·天下站名》，这十个驿站依次为：宣州、云兴、安信、都护府（今朝鲜安州）、肃州、安定、东宁府、林原、生阳、洞仙。洞仙驿“其东海，其北接合懒府”。足见这条驿路横贯整个东宁路境[4]。从宣州往北，在鸭绿江南岸，尚有灵州、谊州（当即嵬州）诸驿。惟自至元十三年起，位于鸭绿江下游左岸的静州、义州（今朝鲜义州）、麟州（在义州南，案今朝鲜新义州东之麟山埸或即其遗址）、威远镇凡三州一镇改隶于辽阳路婆娑府（该府后废为巡检司）。故而灵州、谊州等驿虽位于鸭绿江南，却不在“东宁路所辖马站一十处”之中[5]。废东宁路时，以上三州一镇当亦同时归还高丽。是后两国边界的最西段遂以鸭绿江下游为界河。所以当日高丽诗人曾有“鸭绿东岸是吾土”之句[6]。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之南的婆娑府，是这时候由高丽入元境后“驰驿中原”的“第一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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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的东境至于海，并包括了属于设置在行省最北面的统军机构征东招讨司经略范围内的骨嵬岛（即库页岛）。至元十年九月，“征东招讨使塔匣剌请征骨嵬部，不允”[8]。这个塔匣剌，至少在中统四年（1263年），已莅临极东北，负责那里的军事了。至元元年末，曾有征骨嵬之役，大概就是由他负责的[9]。至元二十二年十月，“诏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以万人征骨嵬。因授杨兀鲁带三珠虎符，为征东宣慰使都元帅”[10]。骨嵬之被征服，当即在这个时候。《高丽史》载，忠烈王十三年（至元二十四年）九月，“东真骨嵬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还元，来谒公主”[11]。这支军队，很可能就是征服骨嵬时留镇在那里的。元亡后，明政府不费一兵一卒便得设卫所于骨嵬，正式行使对该岛的领土主权，显然就立基于元朝经略这个地区的原有规模之上。曾有日本学者以为，骨嵬或在元朝境域之外，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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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的西南境，辖有泰宁、宁昌、大宁三路，大体上沿着哈剌温山（大兴安岭）的东麓，分别与岭北行省以及腹里的上都、全宁二路相毗连。宁昌、泰宁二路在《元史·地理志》中俱被载录于中书省之下。然而据《经世大典·站赤》，宁昌驿和泰州驿分别属于辽阳行省的辽东路和辽东道宣慰司所辖。而这两处驿站的所在地，正是日后建置宁昌路和泰宁路时的路治。延祐二年（1315年）八月，“改辽阳省泰州为泰宁府”；四年，又“升泰宁为泰宁路，仍置泰宁县”[12]。可见从至元到延祐年间，泰州亦即泰宁地区始终隶属于辽阳行省；宁昌当亦如之。元志所记，疑有不确。宁昌路为亦乞烈思部封地。它与翁吉剌部封地全宁路（属腹里地区），沿今老哈河与西辽河交汇点南北一线分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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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可知元代东北地区的境域，远远不止今我国东三省之地。它还包括了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阿穆尔州以及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除了汉族、渤海遗族和一部分高丽族人口外，还生活着东胡—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和所谓古亚语族（Palaeo-Asiatic Group）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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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进入辽东地区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时期。辽王朝曾将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在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置头下军州。金克汴京（今河南开封），被驱迫北去的男女，一次即“无虑十余万”。金初移民时，有以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居民迁入河北地区的情况，也有相当部分的河北以及其他地区居民被迁入东北。辽金政府的强制移民，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近因。有元一代，北方“汉人”中融入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东北也不例外。到明朝前期在辽东设立卫所时，又一次有大批汉人进入该地区。至此，在辽东都司直辖卫所的地域范围内，汉族人口超过了当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14]。事实上，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已很明显地集中分布在其南部的辽河流域及渤海湾东西地区。被迁到辽河流域的渤海遗族，元代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实际上亦有相当部分融合到当地汉族人口中，还有一些融入女真等族。总之，渤海人在元代逐渐地不见于记载。元朝境内的高丽族则相对聚居在元与高丽交界地带；在沈州等处也长期集中居住着不少侨寓中国的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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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叙述汉、渤海、高丽以外元代东北地区各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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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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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属于东胡—蒙古语族的居民，有契丹人以及元代进入这个地区的蒙古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的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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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朝，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等地强制迁徙到该地。金后期，契丹人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按指契丹族）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15]。东北的契丹部落大半被强行离散。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契丹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乘机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展转进入高丽。1219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曾下令专置“契丹场”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仍归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之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地[16]。在此以后，这批契丹遗民很少再见于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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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当日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当中，因而逐渐为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例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军和留哥所部等，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也由于被征调当军或其他各种原因而陆续离散，同样融合到周围的人群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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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而外，在辽东乡兵之一种即乣军当中，或许还有一些属于东胡语族的部族。据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一文[17]，元代辽东的乣军，应即金季遗留下来的东北路乣人诸部的旧建制。这种情况似乎是很可能的。可惜关于元代乣军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了。如果诸如迪烈乣等土著部族军入元后确实仍然存在，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迪烈乣就是由与契丹族属相近的东胡语族的部众构成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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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驻牧辽东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其分布面较广泛，但流动性也较大；戍守重点，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他们（包括部分钦察、乃蛮等突厥语族军士）由枢密院通过设置在辽东的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东路蒙古军都元帅府辖制。另一来源则是跟随分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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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蒙古的分封制度，辽阳行省有不少地区先后被分封给诸王和功臣们。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家。即位于宁昌路的昌王（亦乞列思部贵族孛秃后人）封地，位于泰宁路的辽王封地，和世袭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后裔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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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王是成吉思汗同母幼弟帖木格斡赤斤的裔孙。至元二十四年，斡赤斤玄孙乃颜叛于辽东，被忽必烈镇压。乃颜之乱平定后，原来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军户及部分其他人户，被括入国家版籍，其中有一些并被徙置江南等地。元廷在今松嫩流域立肇州城（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东居，同时组织当地各族部众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曾直接参与叛乱之举的斡赤斤系诸王部民，并未被元政府全部褫夺。继乃颜之后统领这些部众者，仍有他的族裔脱脱[19]。不仅如此，东迁的吉利吉思等部人户，至少有一部分亦拨归脱脱统属[20]。延祐三年，脱脱正式受封为辽王[21]。他的封地，应该就在泰宁路。入明后，设泰宁卫于此。《武备志》、《登坛必究》诸书将泰宁卫的蒙古语名称音译为往流，它书或作罔留。是即ongli’ut的对音，意谓“属于王的人民”。这个王指何人而言？我们知道，明初兀良哈三卫都以“率众来附”的原蒙古贵族为指挥同知，仍由他们“各领所部，以安畜牧”。而担任三卫之一即泰宁卫指挥同知的，正是“故元辽王”阿札失里。由是足知驻牧于泰宁路境的“王的人民”，是辽王部民[22]。脱脱受封于泰宁路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在元初早就已是斡赤斤后王份地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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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英宗二朝，辽王脱脱“位冠宗室”，肆行威福，势力极大。在泰定帝死后爆发的两都之战中，他站在上都方面，死于上都被袭破之役。文宗即位后，又封脱脱之子牙纳失里为辽王，以故辽王脱脱印赐之[23]。牙纳失里死于何时不可确考。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最后一任辽王，就是元亡后投降明朝，并被明廷就用为泰宁卫指挥同知的阿札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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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华黎家族的份地，蒙古时期是在桓州至兴和一带。元志谓：“上都路，……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幕地”[24]。1239年木华黎孙速浑察袭位为国王时，尚“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25]。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其具体地望不详，要之殆不外乎桓州界[26]。而其家族的墓茔地，则一直是在兴和（今河北张北）[27]。直至中统、至元年间，其封地方东迁。危素说：“及建都开平、大兴（按指金大兴府，治中都，即元大都），则视辽阳行省为之左臂，以异姓王札剌尔氏、兀鲁氏、忙兀氏、亦乞烈思氏、瓮吉剌氏列镇此方，以为藩屏”[28]。翁吉剌部经调整的新封地在应昌路，境不属辽阳，此为危氏误记。亦乞烈思部所在之宁昌路应属辽阳而元志误植入中书省管下。剩下札剌亦儿、兀鲁、忙兀三部居地，诚当如危氏所言，是在忽必烈初年迁到辽阳地区的。所以袭位国王的木华黎后人，往往奉命“之国辽阳”[29]。据黄潛《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木华黎玄孙硕德，“世祖皇帝践位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据此似可进一步推定，木华黎家的封地，在后来的大宁路境[30]。兀鲁、忙兀二部迁至辽阳后究竟驻牧于何地，尚难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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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三家外，成吉思汗异母弟别勒古台的分地虽在岭北，但他在广宁路有一部分五户丝户，因而他的后人中有被封为广宁王的。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以及其他一些诸王，也都先后领所属部众驻牧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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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战乱之际，潢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漫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木华黎裔孙纳哈出、辽王阿札失里等人降明。到了明朝，随着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势力的扩张，当时留在东北的蒙古人几乎全被视为兀良哈蒙古。16世纪中叶，蒙古察哈尔部由西向东越过大兴安岭进入辽东。兀良哈三卫解体。朵颜卫的蒙古部众最终羼入喀喇沁部和东土默特部之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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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主要还是游牧民。有的作者以今辽宁省新民县、绥中县等处发现的金、元村落遗址及其出土器物为例，来介绍“元代蒙古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社会经济”的面貌。这个提法是十分含糊的。新民、绥中等地在元代与其说是“蒙古族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毋宁说是汉族以及趋向于融入汉族的那一部分其他民族的居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无论如何，在这里发现的属于农业经济的考古材料，似不能反映“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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