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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边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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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边疆只能在国家的框架下界定和讨论。忽视或脱离了国家这个总体的框架，边疆就无法得到科学的界定，也无法正确地理解。而国家之所以要将边疆从国家的疆域中区分出来，首先是由于疆域的边缘地带自身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明显地区别于国家疆域的核心地带或腹地。这样的区分，首先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但也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作用。同时，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为了实现有效治理的目的，要将边疆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治理。从这个意义上看，边疆并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而是在疆域边缘性区域客观存在的差异性的基础上，国家根据治理的需要而进行界定的，是构建起来的。简单地说，边疆是构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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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因国家治理的需要而构建的这一特征，在边疆范围的变化和国家可以对边疆的范围进行调整这一点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一方面，国家的边疆会因疆域的变化而变化，以及疆域内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分的变化——边疆与核心区之间的分界线会在治理的过程中因边疆与核心区的同质性的增强而外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边疆的盈缩变化是经常发生的。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实现治理的目标，也会根据疆域不同部分的特点，尤其是在国家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的疆域特点，对边疆进行重新界定，进而重新确定边疆的范围。另外，随着人类在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下而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以及国家活动方式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都会导致国家的疆域发生变化[1]，边疆的形态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并日渐多样性。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边疆的时候，边疆仅仅在陆地上划分，是典型的陆地边疆。随着人类的海洋活动的增强和活跃，海洋边疆出现了。再后来，空中边疆、太空边疆（高边疆）出现了。今天，利益边疆、战略边疆、底土边疆等概念，日渐成为描述和分析边疆的重要概念。总而言之，由于边疆所蕴涵的构建性质，边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变动的过程中，是一种变动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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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性质，在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历史上出现国家及国家疆域的时候以及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一个被称为“边疆”的区域。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国家为了治理的需要而界定的。回顾中国的边疆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就会看到，中国的边疆具有明显的构建性，是构建起来的。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又是在何时构建的呢？其构建的过程又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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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构建，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中国的疆域史也可追溯至夏朝。因此，很多人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和边疆构建时，都以夏朝为起点，涉及到夏朝和整个先秦时期。这样的观点蕴涵着一个前提性判断，那就是将边疆的形成视为伴随着国家的形成而自然而然地发生。然而，这样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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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是相当早的。早在公元前21世纪，因为治水而功勋卓著的禹的儿子启，就建立起由军队、监狱等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撑的政治权力体系，以及执掌和行使这些权力的官吏队伍，从而建立了国家性质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并称为夏。夏被商取代后，商代建立了较为复杂的国家机构，其中既有帮助国王处理政务的行政机关，也有宗教机关，甚至还有类似于贵族会议和族众会议的议事机关，并通过这样一套复杂的组织机构来行使国家权力。周取代商后，采取了分封的方式进行统治，周王将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等，让他们代表周王去统治一方人民，以拱卫周王室。同时，以一套复杂的礼乐制度来维系国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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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的国家并不具备将国家边疆的边缘性部分区分出来专门进行治理的条件，以及进行这样划分的能力。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夏只是初级形态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武装起来的人群支撑的权力系统对一定地域范围的人民进行统治的形式；商虽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统治体系，但仍未建立完整的地方机构；周以分封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统治，国家不同区域的统治由若干的诸侯各自进行，无需中央政权介入。据历史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官员皆十分有限，“夏百二十员，殷二百四十员，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2]。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远古时期的国家十分有限和简陋，不仅无法与当今的国家同日而语，而且与秦这样的国家形态也存在着根本性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虽有广大的疆域，疆域的不同部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疆域的不同部分之间却没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本身也没有形成能够对全面疆域进行统一治理的权力体系和组织，因而也无须将疆域的某个部分区分出来并界定为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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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与核心区或腹地区分出来，并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治理的条件和历史必要性，最早出现于秦代。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灭韩、赵、魏、齐、燕、楚六国，统一了中国。统一七国后的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不再实行导致各个地方具有实质性的强大权力并招致中央政权虚拟化的分封制，而是将国家的最高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构建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体系，并通过“三公九卿”[3]制度等而建立了一套完整支撑和运行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力体系的政府机构。于是，统一的王朝政权能够对广大的疆域进行直接的统治和治理。而这样一来，统一的最终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国家权力体系取代了分散的各具特色的诸侯割据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要对范围巨大而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显著乃至巨大差异的疆域进行统治和治理的问题。秦统一之前，各个诸侯的统治区域之间在地理、历史、文化和政治等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各个诸侯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算得上是因地而治、因俗而治。而秦统一之后，差异性极大的不同区域组成的统一疆域，要由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进行治理，由不同环境产生的各种问题要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解决。从整体上看，疆域内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和差别，突出表现为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差别。[4]于是，秦王朝便在将庞大的疆域划分为郡县这样的行政区域进而委派官员进行治理的基础上，依据此前长期存在的“一点四方”和“九服”的观念，将远离王畿之地和处于统治疆域之边缘的郡确定为边郡，采取特殊的措施进行治理。[5]这样一来，秦王朝便在中国历史上开了把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专门措施进行治理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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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秦王朝的历史较短，还未来得及全面解决疆域边缘部分的治理问题就被汉朝取代了。全面承袭秦代统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汉王朝，不仅全面承袭了秦代的国家政权体制，而且针对楚汉战争以后的诸侯封国制度造成的“天子之政行于郡，不得其国，制其守宰，不制侯王”[6]的局面，审时度势地采取了削藩政策，削除对抗中央的藩王势力，巩固了使地方完全从属于中央的制度安排，从而全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完整的对全部疆域进行全面治理的国家权力体系。同时，中央政权进一步在明确王朝疆域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分的基础上，将核心区外围的边缘性疆域划定为边远疆土，有目的、有计划和系统化地制定专门政策对其进行治理，不仅把秦代初现端倪的将疆域的边缘区域区分出来并采取特殊措施进行治理的思维和治理体制做实，而且将其进一步扩大和充实，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构建。此后的历代统一的王朝，也大都从国家治理的需要出发，仍然将疆域的边缘部分专门区分出来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治理，并在此构架下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边疆”以及边疆治理也就逐渐凸显了出来，不仅被凸显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逐渐稳定下来进而成为了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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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朝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确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措施治理的做法，在此后各个朝代的国家疆域拓展中不仅被发扬光大，而且在边疆的有效治理和国家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统一中国后，国家疆域的拓展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拓展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在王朝国家基于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辉煌文明形成的国家影响力、文明感召力和军事威慑力的作用下，周边的其他民族群体纷纷归附、依附、内附于王朝国家，这些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也就被纳入到王朝国家的疆域版图，王朝国家的疆域因此而得到拓展；二是周边其他民族群体入主中原，控制了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而成为王朝国家的统治者以后，便将原先的统治区域归并到王朝国家的疆域版图，从而导致王朝国家的疆域扩大。但是，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疆域拓展，王朝中央大都采取秦汉以来的边疆体制和边疆治理格局，将核心区以外的边缘性疆域确定为边疆，采取特殊的措施进行治理。因此，王朝国家疆域的拓展以及边疆的扩大，又进一步巩固了王朝国家划定边疆的思维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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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构建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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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渗透着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意志，体现着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边疆及边疆的构成却并非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适应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因此，边疆的构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表现为一个主观适应客观的过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边疆构建，得到以后的各个统一王朝的继承，进而在演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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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是历史的产物，而边疆构建过程及边疆制度本身，又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整个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边疆的构建过程和边疆构建起来之后的治理，不仅体现了历史上的治国者们因地制宜地创造国家治理方式的智慧，而且将先秦就已经存在并有相当影响的国家核心区与外围区域之间差别的思想，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丰富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治理。国家治理方式的此项创新及其取得的成果，一直沿袭至今，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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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种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性构建，还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核心—边缘”模式，进而在国家的疆域结构和发展结构中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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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治理中这样一种基于将疆域区分为“核心”和“边缘”的治理方式，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稳定成为一个“核心—边缘”模式，也是一个国家发展中发挥着深刻影响的“核心—边缘”结构。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在这个“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即王朝国家的核心区，它不仅是王朝国家统治的传统范围，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域，也是整个王朝赖以存在的根本，因而为王朝的国家之本，在整个王朝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缘”则是王朝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它不仅围绕着、拱卫着王朝国家的核心区，为核心区的发展提供扶持和安全保障，而且在国家面临外部入侵的情况下成为核心区的外部屏障，提供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其次，在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内，边缘区与核心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甚至直接就是与汉族聚居的核心区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王朝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方略、制度和政策来进行治理，解决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问题，同时也使边疆治理服从于和服务于核心区的治理。再次，“核心—边缘”结构为王朝国家依凭国家实力水平进行治理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有了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王朝国家就可能在实力强大时加强边疆治理、拓展边疆，实现开疆拓土、披声教于四方的雄心。而在国家力量不济的时候，则减弱乃至放弃边疆的治理，将国家力量收缩于核心区，着重于或只进行核心区的治理，以维持王朝国家的存在。最后，在“核心—边缘”结构中，作为边疆的边缘区域虽然有相对清晰的内部分界线和外部分界线，但它又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因此，这样一个“核心—边缘”结构，既支持边缘区与核心区毗邻的部分随着与核心的同质性的增加而逐渐失去边疆的性质以后并入到核心区，成为核心区的一部分，拓展核心区的范围，也支持王朝国家通过边缘区将王朝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传达到王朝国家的周边，并促成周边的一些其他政权统治的区域依附于王朝国家，从而扩大王朝国家边疆的范围，拓展王朝国家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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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并兼具结构和模式意义的“核心—边缘”架构，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意义是十分突出的：一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和国家治理的意义上涵养着一种促进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力量，是泱泱大国统一、稳定和发展中内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促成了以核心区为中心的发展，而且它所包含的通过将边缘区毗邻核心区部分的同质化以及边缘区外缘部分的拓展的机制，十分有利于国家疆域的巩固和拓展；三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将核心区的汉文化传播和影响到周边其他民族的同时，促成生活于周围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内附、归附和依附，从而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四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能够拓展核心区和边缘区的范围，增大了国家的体量、丰富了国家的资源、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而且它以“核心”统率“边缘”，以“边缘”支持“核心”，从而能够培育王朝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的优势，能够有效地促成国家实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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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由于边疆的构建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促成或导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统一的力量总是盛于并战胜国家分裂的力量，以及国家分裂之后还能够再次统一，从总体上看统一时间比分裂的时间更长，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促进了疆域的扩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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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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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形态演变[7]和国家类型划分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秦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至清的灭亡，中国的国家历史都是王朝国家的历史，是一个王朝国家的时代。诚然，自秦至清，国家的统一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乏国家分裂的时期。但所谓的统一和分裂，都是在王朝国家的基本框架下界定的：王朝对全部疆域进行有效的统治的时候，便是所谓的国家统一；而当王朝的疆域被地方政权割据，便是所谓的国家分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王朝国家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仅被构建起来，而且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今天的疆域和边疆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此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或者说，中国今天的疆域和边疆，就是在继承王朝国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及其演变，是在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从总体上看，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十分突出，不仅凸显了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演变特点，也大致能够勾勒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演变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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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范围随国家能力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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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性质，是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实现的。这样一种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形成的边疆的构建性质，既体现于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成的环节上，也体现于边疆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边疆的范围随着王朝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王朝国家能力强盛的时候，王朝国家的疆域便得到拓展，边疆的范围随之扩大。反之，当王朝国家能力不济或王朝分裂的时候，王朝的疆域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边疆的范围就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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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能够扩展疆域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扩大，最为根本的或基础性的因素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以中原为核心区或腹地的王朝国家，不仅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将王朝国家发展成为十分强大的政治体系。在此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王朝国家的周边都没有形成能够与之抗衡或匹敌的其他政治体系。正是由于如此，王朝国家在国家能力强大时，总是能够实现开疆拓土的追求，有效地扩展自己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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