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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构建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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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渗透着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意志，体现着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边疆及边疆的构成却并非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适应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因此，边疆的构建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表现为一个主观适应客观的过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边疆构建，得到以后的各个统一王朝的继承，进而在演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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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是历史的产物，而边疆构建过程及边疆制度本身，又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整个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边疆的构建过程和边疆构建起来之后的治理，不仅体现了历史上的治国者们因地制宜地创造国家治理方式的智慧，而且将先秦就已经存在并有相当影响的国家核心区与外围区域之间差别的思想，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丰富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疆治理。国家治理方式的此项创新及其取得的成果，一直沿袭至今，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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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种国家治理中的历史性构建，还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核心—边缘”模式，进而在国家的疆域结构和发展结构中形成了一个“核心—边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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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治理中这样一种基于将疆域区分为“核心”和“边缘”的治理方式，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稳定成为一个“核心—边缘”模式，也是一个国家发展中发挥着深刻影响的“核心—边缘”结构。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在这个“核心—边缘”结构中，“核心”即王朝国家的核心区，它不仅是王朝国家统治的传统范围，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域，也是整个王朝赖以存在的根本，因而为王朝的国家之本，在整个王朝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缘”则是王朝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它不仅围绕着、拱卫着王朝国家的核心区，为核心区的发展提供扶持和安全保障，而且在国家面临外部入侵的情况下成为核心区的外部屏障，提供国家安全的战略纵深。其次，在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内，边缘区与核心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甚至直接就是与汉族聚居的核心区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王朝国家往往采取不同的方略、制度和政策来进行治理，解决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问题，同时也使边疆治理服从于和服务于核心区的治理。再次，“核心—边缘”结构为王朝国家依凭国家实力水平进行治理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有了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王朝国家就可能在实力强大时加强边疆治理、拓展边疆，实现开疆拓土、披声教于四方的雄心。而在国家力量不济的时候，则减弱乃至放弃边疆的治理，将国家力量收缩于核心区，着重于或只进行核心区的治理，以维持王朝国家的存在。最后，在“核心—边缘”结构中，作为边疆的边缘区域虽然有相对清晰的内部分界线和外部分界线，但它又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因此，这样一个“核心—边缘”结构，既支持边缘区与核心区毗邻的部分随着与核心的同质性的增加而逐渐失去边疆的性质以后并入到核心区，成为核心区的一部分，拓展核心区的范围，也支持王朝国家通过边缘区将王朝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传达到王朝国家的周边，并促成周边的一些其他政权统治的区域依附于王朝国家，从而扩大王朝国家边疆的范围，拓展王朝国家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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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在国家治理中形成并兼具结构和模式意义的“核心—边缘”架构，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意义是十分突出的：一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和国家治理的意义上涵养着一种促进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力量，是泱泱大国统一、稳定和发展中内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促成了以核心区为中心的发展，而且它所包含的通过将边缘区毗邻核心区部分的同质化以及边缘区外缘部分的拓展的机制，十分有利于国家疆域的巩固和拓展；三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将核心区的汉文化传播和影响到周边其他民族的同时，促成生活于周围的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内附、归附和依附，从而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四是这样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能够拓展核心区和边缘区的范围，增大了国家的体量、丰富了国家的资源、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而且它以“核心”统率“边缘”，以“边缘”支持“核心”，从而能够培育王朝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的优势，能够有效地促成国家实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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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由于边疆的构建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促成或导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统一的力量总是盛于并战胜国家分裂的力量，以及国家分裂之后还能够再次统一，从总体上看统一时间比分裂的时间更长，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在此过程中促进了疆域的扩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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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二节 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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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形态演变[7]和国家类型划分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秦是典型的王朝国家。从秦至清的灭亡，中国的国家历史都是王朝国家的历史，是一个王朝国家的时代。诚然，自秦至清，国家的统一占据主导地位，但也不乏国家分裂的时期。但所谓的统一和分裂，都是在王朝国家的基本框架下界定的：王朝对全部疆域进行有效的统治的时候，便是所谓的国家统一；而当王朝的疆域被地方政权割据，便是所谓的国家分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王朝国家时代，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仅被构建起来，而且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今天的疆域和边疆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此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或者说，中国今天的疆域和边疆，就是在继承王朝国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王朝国家时代的边疆及其演变，是在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发生的，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从总体上看，以下几个方面显得十分突出，不仅凸显了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演变特点，也大致能够勾勒王朝国家时代边疆演变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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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范围随国家能力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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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构建性质，是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实现的。这样一种由于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施加而形成的边疆的构建性质，既体现于中国历史上边疆形成的环节上，也体现于边疆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边疆的范围随着王朝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发生盈缩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当王朝国家能力强盛的时候，王朝国家的疆域便得到拓展，边疆的范围随之扩大。反之，当王朝国家能力不济或王朝分裂的时候，王朝的疆域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边疆的范围就缩小或处于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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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能够扩展疆域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扩大，最为根本的或基础性的因素是，在农业文明背景下，以中原为核心区或腹地的王朝国家，不仅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农业文明，而且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将王朝国家发展成为十分强大的政治体系。在此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王朝国家的周边都没有形成能够与之抗衡或匹敌的其他政治体系。正是由于如此，王朝国家在国家能力强大时，总是能够实现开疆拓土的追求，有效地扩展自己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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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扩展疆域的可能性，又常常为最高统治者扩大统治范围，以及扬威名于天下、披声教于四方的冲动所推动，从而形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和过程。自从第一个国家性质的夏朝的形成，强大的国家政治体系就不断地将周边弱小的其他政治体系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从而使自己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如此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并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且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文化观念。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具有通过扩展“王土”来显示自己的能力的深刻动机。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这样的动机便会成为现时的冲动，进而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将开疆拓土的愿望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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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历史时段来看，王朝国家周边没有出现过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体系。但从具体的特定历史时期来看，王朝周边的其他国家形态或非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对王朝国家的疆域和王朝国家的统治形成威胁的情况却屡屡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朝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运用国家力量去对威胁自身安全的其他政治体系进行征讨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样战争行为虽然会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遭受挫败，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因此而扩大了王朝的疆域，拓展了王朝国家的边疆。当然，王朝国家也并非一味地坚持开疆拓土的做法，而是因时因事因地而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总体来看，秦汉以来20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在开疆拓土问题上大都持克制保守的态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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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几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朝国家不仅有效地拓展了自己的统治范围——王朝的疆域，而且巩固了王朝的统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影响力的扩大，从而对周边其他民族群体建立的政治体系形成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群体之间往往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用战争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来剥削、掠夺异民族，来统治和压迫异民族”，“竞争的胜利者，走向发展和强盛、文明；竞争的失败者走向了没落直至消失。”[10]王朝国家与其他民族群体的政治体系之间的竞争，便是这种族际竞争的集中表现。在此背景下，王朝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文化方面的感召力和安全方面的军事压力，往往又会促成周边与之竞争的其他民族群体政治体系基于利害关系考量而对王朝国家的依附、归附，从而导致王朝国家疆域的扩大，进而实现边疆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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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原因，王朝国家统一的时候，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扩大往往成为常态。不过，如果王朝国家走向衰弱或国力不济，王朝就会在控制自己的疆域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疆域往往被周边的其他政权所侵蚀。而这样的疆域丧失，首当其冲的便出现在王朝疆域的边缘性地带，边疆也因此而向内收缩。而当王朝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王朝国家的疆域和边疆也会分属于不同的政权，而失去完整性。但是，有意思的是，王朝国家的分裂对王朝国家疆域和边疆的拓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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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的分裂之所以会对疆域和边疆的拓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是由于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的统一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会处于分裂状态，但国家的分裂终将为统一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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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内部的地方性政权强大并肢解了王朝国家的时候，王朝处于分裂状态，从而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王朝衰弱。但是，这些独立的地方性政权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与其他政治体系的竞争中，它们往往竞相扩大自己的实力，向外拓展自己的统治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政权占据或控制的地理范围之总和，往往明显超越于原先统一王朝拥有的疆域。一旦这些地方性政权再度归属于一个王朝中央并实现国家的统一——也不乏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并建立统一王朝——之后，王朝的统治范围就会超越前朝，从而使边疆的范围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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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在不同的王朝和王朝统一或分裂的状态下，王朝国家的边疆会发生盈缩变化，但从总体上看，王朝统一的时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常常得到拓展。而在国家分裂的时候，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就缩小。从总体上看，自秦至清的王朝国家历史演变中，国家统一的时间长于分裂的时间，疆域和边疆扩大的时间长于疆域和边疆收缩的时间；统一的强盛的王朝居多，王朝疆域总体上呈拓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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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内涵在疆域整合基础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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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王朝国家时期，国家的边疆不仅在疆域拓展的基础上有所扩大，而且边疆的格局也在疆域整合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文化意义上的边疆逐渐朝着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或政治意义的边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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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后，不仅拥有十分广大的疆域，并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系统进行统治。在这样的条件下，之所以要以政治统治中心为出发点，将统治范围的边缘性区域区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措施进行治理，是由于这些区域与王朝的核心区域华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既有基于不同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古代文明类型，也有由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的不同的民族群体。这些区域不仅与核心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相互间也不尽相同。按照先秦时期以华夏为中心的“一点四方”观点，这些不同被概括性地描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不同的区域，也常常被笼统地称为“四夷”。这些与核心区存在着明显异质性的区域，由于王朝国家采取有别于核心区的治理方式而被视为进而划定为边疆。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区域由于与统治中心存在远近、亲疏关系而被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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