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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国家对疆域和边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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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民族国家本身，之所以会对疆域和边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由民族国家的内涵决定的。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虽然本质上看是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但它的实际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仅从对国家的边疆和疆域的影响来看，最根本的是导致国家疆域和边疆形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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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形态来看，民族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主权性。国家的主权和国家间的主权体制，虽然是在王朝国家末期建立起来的，但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便将其全面、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并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丰富。所以，主权及主权体制便成为了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二是民族性。民族国家是在王朝国家将国内居民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后，为解决民族与王朝的冲突而创设的制度构架。这样一个新的架构，通过一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使二者合而为一；三是人民性。民族国家保障民族认同国家机制的核心，就是将国家权力交由人民控制，国家机构经由民主的机制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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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基本的特征，民族国家对边疆和疆域的首要要求，就是同质性和完整性。首先，民族国家把包括边疆在内的国家的全部疆域视为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理范围即领土，并用通过国家间条约确定的边界来界定领土的范围，进而在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范围内划定国家的边疆，并由此而十分强调领土的不可分割和边疆与核心区的不可割裂性；其次，民族国家不仅将国内所有居民组成群体视为民族，而且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从而用整体化和均质化的民族概念来取代了各种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群体，这就否认了各种地方性的历史文化群体对疆域和边疆的占有；再次，民族国家的民主体制视国内居民为人民，将人民的权利落实到每个个体，并将拥有权利的个人界定为公民，从而明确了所有公民对主权和领土的拥有和控制。通过这样的机制，民族国家进一步确认了领土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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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对疆域和边疆的这些本质性的要求，在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先后体现出来，并成为促进历史上形成的疆域和边疆发生改变的深刻动因。因此，在民族国家构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主流的边疆观念、国家的疆域和边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最终成为了民族国家的领土和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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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家的主权观念逐渐确立，为王朝的全部疆域转变为领土奠定了基础。在与其他民族国家接触、碰撞以及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家的主权观念在首先为知识界所接受的基础上，逐渐成为了国家意识。还在1900年，梁启超便用民族国家的主权、人民和领土来解释国家了。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33]而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34]在主权意识的基础上，索要被不平等条约夺去的领土的要求也被提出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就要向大会提出了“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的要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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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随着主权和领土观念的确立，国家的边疆也逐渐被确定于领土的范围内。在王朝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和“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影响下，王朝国家的疆域被视为王朝统治者的家天下。而作为王朝国家疆域之边缘区域的边疆，不过是夷狄之区。在民族国家构建之前，这样的区域不仅十分广泛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在晚清时期，王朝国家的核心区还被界定为内地十八省，或“中国本部”。边疆则指十八省之外的区域，具体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也称外中国）；二是王朝国家的藩属国。[36]但是，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不断明晰，疆域领土化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传统的边疆意识和边疆界定也逐渐淡出。到了中华民国时期，领土外的边疆就不再被提及。到了南京政府时期，边疆既不局限于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也并不特指少数民族地区。到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实现以后，上述体现王朝国家边疆观念的说法，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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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统的文化边疆逐渐被政治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政治边疆所取代。在主权、领土观念确立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内中国、外中国的区分淡出历史舞台以后，同质化的国家领土取代了传统疆域不同部分的划分。在这样的基础上，仅仅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划定边疆的做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关边疆的文件，如在《对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国民党六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边疆经济政策》、《边疆教育政策草案》，以及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融洽团结以达成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施政纲要》（也被称为《边疆施政纲要》）中，边疆大都是指领土范围的边缘性区域，基本是从地域的角度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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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国家疆域和边疆时代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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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在此过程中，随着民族国家的因素逐渐增多，国家的疆域和边疆也在逐渐改变，体现民族国家的性质和特点的因素也在逐渐增多。但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主权，领土并不完整，民族还没有独立，国家仍然处于分裂之中，外国的军队仍然驻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边界并不巩固，边疆频频发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领土和边疆的性质并未得到全面的体现，至少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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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进程后，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式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新型的民族国家。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是基本上建成了民族国家。此时的民族国家还不完善。但是，由此也就开启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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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独立、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新型的人民民主的国家体制的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疆域、边疆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逐渐推进，由此便开启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和边疆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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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家高度重视国家的边界和边防。在获得独立主权以后，国家高度重视领土主权的完整，以及边疆的防卫。为此，国家高度重视边界，并在政权稳定和形势缓和后着手边界问题的解决。“解放之初，中国政府对边疆问题有一个基本方针，那就是对边界问题的不承认主义。1957年3月16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回忆说：‘我们建国之初，对边界采取的政策，是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主义，当时这样的政策是需要的，是恰当的，可是我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权宜措施，不是一个长远的政策，总不能永远拖下去。’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认识到国际和平大环境已基本确定，应当着手处理边疆问题了。”[37]随后，一系列确定边界或推动边界问题解决的行动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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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只在领土的范围内界定边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完全废除了领土之外的各种形态的边疆，只是在国家的领土上划定边疆——将国家疆域内接近边界的区域，先是省级行政区域，随后是市（州）、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划定为边疆。当然，由于执政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因此，国家也会从民族的角度来划定边疆，进而将边疆视为少数民族地区，于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成为了边疆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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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全面推进。国家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当然，这样的边疆治理虽然也同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一样，主要是运用国家权力来解决突出的边疆问题，但它与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和维护王朝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并且将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置于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下进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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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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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中国便进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时代。在边疆研究的视野中，民族国家构建起来以后，中国也进入了民族国家边疆的新时代。在民族国家的边疆时代，中国的边疆不仅在持续的治理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自身也必须根据国家发展的形势和要求而做进一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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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以来边疆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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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构建基本完成以后，新型的国家政权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边疆问题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边疆治理。当然，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对边疆治理重视的程度，或者说，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有的时期，如“文化大革命”中，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重视程度就显著下降了。从总体上看，新中国以来的边疆治理呈现为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新中国以来的边疆治理的规模之大、政策措施之丰富以及治理的力度之强，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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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看，新中国以来的边疆治理的措施，既有专门针对边疆实际制订的专门性的政策措施，也有国家建设的一般性政策在边疆的实践（这些政策在实践中也作了适应性的调整）而对边疆的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概括起来看，比较突出的边疆治理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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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边疆地区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不仅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很大，而且不同的边疆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边疆地区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具特色的政权形态，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大多数省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但省级以下的政权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边疆治理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在边疆地区进行政权建设。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又包含着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等具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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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大规模和深入地开展民族工作。我国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于边疆，这是王朝国家疆域和边疆的特点造成的。这样的状况不仅延续下来了，而且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国情。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就成为了边疆地区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妥善地处理民族关系，成为了边疆地区一切工作的前提。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通过民族工作来疏通民族关系，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就成为边疆治理的十分重要的内容。通过全面的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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