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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社会的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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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黑河—腾冲线以东的云南、广西及东北三省，黑河—腾冲线以西的广大边疆地区人烟稀少。并且，我国边疆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和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重合，民族关系的融洽对当地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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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地区人口中，民族成分众多，在全国少数民族中，除高山族、番族和黎族等少数几个民族外，其他50多个民族在边疆省区中都有分布。其分布的显著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聚居地域，他们虽分散在若干个省或县以及乡，同其他民族交错杂居，而在一些省、县和乡里，又往往聚族而居，因而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这是长期生产生活活动发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根据少数民族聚居的不同情况，建立了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区域，其中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是在边疆地区。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往往与相邻国家的民族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往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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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少数民族的聚居状况，我国东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民族分布有一定规律与特点。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半部主要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满族是东北古老的民族，其先民为肃慎、女真。其人口数量在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满族人口80%分布在其发祥地的东北。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和广西等边疆省区也有部分满族分布。蒙古族的先民为蒙兀室韦，是大兴安岭西北部额尔古纳河东岸的游牧民族。全国蒙古族60%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三省、西北的新疆、甘肃省和青海省也有蒙古族分布。朝鲜族是朝鲜半岛陆续迁入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东部、中部沿江河地带。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江河沿岸也有少量朝鲜族分布。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呼伦贝尔草原和河谷地区。最大聚集区是海拉尔市南部的鄂温克族自治旗以及陈巴尔虎旗和牙克石市，其次是大兴安岭东侧的嫩江流域，部分生活在黑龙江省西部地区。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赫哲族是我国北方唯一以渔猎为主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沿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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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西北边疆省区有14个少数民族生活在漫长辽阔的边疆地区。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北边疆地区，此外在东北和内蒙古以及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也有分布。东乡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东乡积石山、临夏、广河、和政，新疆的伊宁、霍城等市、县。撒拉族大多分布在青海省。甘肃、新疆也有少量分布。保安族人口较少，在积石山已建立了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临夏、永登、景泰和天祝等市、县。裕固族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哈密一带。维吾尔族是我国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少数民族，80%聚集在天山以南地区，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和田、哈密、阿克苏、库尔勒等市、县，维吾尔族人口较多。喀什是维吾尔族最大的聚居地，是维吾尔族文化摇篮和伊斯兰教中心。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天山以北地区。锡伯族大部分已生活在新疆西部的察布查尔、伊宁、霍城等市、县，东北地区的锡伯族散居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西南部和西部，有一部分居住在黑龙江省的西部地区。乌孜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各地城镇，其中伊宁、莎车较为集中。塔吉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西南部的塔什库尔干、阿克陶、莎车、泽普和叶城等地。塔塔尔族人口稀少，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等地。俄罗斯族是18世纪以后从俄国迁入，主要分布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塔城、额敏、伊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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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边疆各省是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主要少数民族有20多个。藏族先民公元前就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45%以上集中在西藏，其余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门巴族是长期生活在西藏东南部的山民部落，主要分布在墨脱、错那、林芝、米林等县，以及错那以南的门隅、达旺等地。珞巴族主要分布在察隅、墨脱、米林、隆子和错那以南的门隅等地。夏尔巴人，藏语意为“东方人”，也是我国人口极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中段的聂拉木的樟木和定结县的绒辖、陈塘地区。怒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北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和西藏的察隅县。傈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北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自治县等地。独龙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独龙江流域和怒江两岸。普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北部的兰坪、丽江等地。纳西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和西藏的芒康等地。摩梭人自秦汉时代始，就居住在云南省西北部川滇之间的泸沽湖畔落水村一带。阿昌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的保山等地。德昂族主要分布在德宏州和临沧地区。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崩龙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畹町、保山等地。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西双版纳、德宏、思茅、临沧等地、州。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临沧地区和西双版纳州。佤族主要分布在思茅的边疆地带。布朗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澜沧江流域。基诺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景洪、勐腊等市、县。白族世代聚居于云南省西部，主要集中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元江、澜沧江一带的哀牢山和蒙牙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中部、东部、四川省西南部和广西贵州西部。苗族的其中一半分布在贵州省，另一半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及云南东南部和南部各地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融水苗族自治县。瑶族现有人口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和广西北部。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中90%以上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余分布在云南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其他地区。仫佬族主要分布在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毛难族主要分布在广西环江毛难族自治县。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南部和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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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疆地区九个省区的民族，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些新发现的族群因为政策因素，并未列入56个民族之内。民族特色与风情、习俗丰富多彩，边疆地区的人口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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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社会的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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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的人口流动不同于内地，不仅在地域选择上有差异，在迁移的动力及流向上也表现出不同。这不仅与边疆社会所处的地理空间有关，因为地处边疆，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不可避免，而且也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产方式密切关联，有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游牧民族、山地民族）内在地有流动迁移的需要，频繁的流动迁移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边疆人口的流动也与国家的边疆政策联系在一起，有的是典型的政策性移民，尤其是边疆社会的生态移民问题，就是国家边疆政策推动的特殊移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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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从边疆的人口流动的地域选择，我们把边疆的人口流动可以区分为国内跨区域的人口流动迁移和跨国界人口流动两种类型。这不仅能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便利，也能更好地呈现出边疆人口流动的特殊性与差异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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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人口的跨区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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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自发性流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流动人口；一种是国家的政策性移民，包括国家移民实边迁入边疆的内地人口及国家扶贫济困和生态保护需要推动的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等；三是少数民族自发性人口流动与迁移，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流动迁移和南方山地游耕民族的流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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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边疆社会人口向城市聚拢的趋势不断加剧，边疆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出非常普遍。除此之外，边疆地区的农村人口也会向边疆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及城镇聚集。由此带来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及边疆农村社会的变化都是十分显著的。在边疆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大量的不同民族的人口，不仅带来的是城市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也由此伴生出城市社会管理的一些新的挑战。这其中非常突出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地位等的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及冲突。近年来，在边疆城市管理中凸显出来的以一个民族为核心的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不仅如此，城市社区的民族工作也成为其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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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的政策性人口流动迁移主要包括移民实边的人口流动、扶贫移民、生态移民等类型。移民实边行动较为典型的就是新疆建设边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国家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引入知识青年的移民活动，这时的迁移是以组织性和强制性的迁移为主，当然，到60—70年代时，则有大量自发流入新疆人员，他们后来成为了新疆生产建设的主力军。[12]这些移民流入西部边疆地区，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为边疆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巩固边疆发挥了积极作用。扶贫移民是国家为了帮助生活在贫瘠或者人类难以生存的土地上的人们改善生活处境，通过政策优惠及实际的土地和资金支持，将人口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居住、生活。国家的扶贫移民政策显然对改进边疆山区尤其是极为贫困的民众的生存处境提供了直接的帮助。但也由此引发了扶贫移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贫困移民的生存技能的提高，也涉及到扶贫移民与迁入地移民之间矛盾的协调。生态移民是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将原来栖居在森林的人口搬迁出来，并通过政策优惠和政府安置等手段保障迁移人口生存发展的人口政策。这主要是针对生活在相对较为原始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比如鄂温克人。这项政策虽然有利于国家的生态保护战略的推行，但也由此带来了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带来的困境与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然有许多鄂温克人继续生活在森林而不愿搬迁出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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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口的自发性流动迁移主要发生在传统的游牧民族和山地从事游耕的少数民族身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内蒙古的草原及西南边疆的森林都在遭受破坏。内蒙古草原的草场正呈现出不断消减的趋势，游牧民族的人口流动迁移的空间正在压缩，这不仅关乎这些持续从事游牧的民族的长远生计，也会引发游牧民族对现代化发展的抗拒，从而为草原社会的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在西南边疆的苗族、瑶族、彝族等山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刀耕火种”式的游耕生产方式，虽然“包产到户”后大部分民族都走上了定耕农业发展之路，但还有很多民族还没有完全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在四川攀枝花的彝族自发移民、云南红河苗族的自发移民及怒江的傈僳族自发移民都还有很大规模，这些群体的存在不仅会引发森林资源保护问题，也会带来其权益保障、与迁入地土地资源竞争等问题，都对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形成了挑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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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人口的跨国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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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地处边远又与他国相邻，地域上的接壤便利了人口的流动。在我国广大边疆地区，尤其是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且形式多样，影响巨大。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沿边开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边疆地区人口跨国流动也会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会给国家带来机遇，也会给我国的边疆治理带来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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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社会人口的跨国界流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商贸型的人口流动。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为了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而发生，在边境的口岸及边民互市活动较为频繁；第二类是旅游型的人口流动。随着边境开放程度的不断拓展，游览观光的人群不断增多，跨国旅游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旅游型人口流动也会更为频繁；第三类是劳务型人口流动。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周边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劳务输出输入也日益活跃起来，成为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些劳务型的人口流动有的是以劳务输出形式而进行的合法有序流动，具体又分为由地方政府或各类经贸、工程公司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招募和派遣，出境实施各种经济、对外援建合作项目等不同类型，有的是为打工挣钱而非法越境即偷渡出入境的跨国流动，有的则是合法出入境而非法滞留。最常见的方式以边境旅游、边境贸易等为由，持有效证件经各口岸进入对方境内后，便流散城乡滞留下来以务工为生；第四类是探亲访友类跨国人口流动。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邻国山水相依，自古便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联系，尤其是世代生息在边境沿线两侧跨境而居的众多兄弟民族，更是同源共祖、语言相通、亲如手足，因而属探亲访友类的跨国人口流动，在出入境人员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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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商贸、旅游、劳务、探亲访友等四大类型外，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还有境外人员越界入境避乱（即难民）、政府部门之间的公务往来，以及第三国人员的跨界出入境等多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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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口的跨国流动由此而引发了跨国流动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滞留我国边疆的外籍流动人口，主要是外籍的商贸、劳务人员；二是“三非人员”，即非法入境、非法谋职（就业）和非法留居的各类外籍人员。这不仅使边疆社会的人口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也对边疆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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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外籍人员的流入加强了边民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对邻国之间互通有无、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同国家人口的纷纷涌入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外国宗教势力会借机渗透，毒品也会流入边境甚至卖到内地，极端民族主义也可能蔓延边疆社会。同时，由于边境形势复杂，边疆省级政府外事权力受限，难民问题、“三非人员”管理问题都困扰着边疆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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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四节 边疆人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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