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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人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变迁与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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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变迁,由现代化引起的文化冲突也会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要么在传统文化的重重阻碍下使得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导致现代化的挫折;要么在现代化的影响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调节下,使得冲突趋于缓和,两者达到相互吸收、相互适应的状态。边疆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其传统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稳固性。但这种稳定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现代化进程使得维持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改变时,那么,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边疆人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在外因和内因的作用下对新的生活环境逐步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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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对边疆人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输入和异质文化的传播反映出来的。对边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输入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为广大群众所认识和逐步掌握则是在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同内地其他先进民族地区一样,开始由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变。科学技术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一部分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边疆地区,在政府和有关科技部门的大力帮助下,引进了一些有利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逐步建立了一些能够影响全局的骨干产业,使得商品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大大促进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区的基诺族,最近几年来在当地党政部门和热作所等单位的引导和扶持下种植南药砂仁,使得经济收入成倍地增长,农村人均纯收入逐年增长,在云南边疆后进民族中率先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是由科技输入引起生活方式变迁的典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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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异质文化的传播也是引起边疆人民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异质文化主要是指与边疆人民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内地或沿海的城市文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许多内地尤其是沿海农村和城市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户、采购员及其他能工巧匠纷纷涌入边疆地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由于这些流入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内地或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城市文化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他们在边疆民族地区出售商品、采购货物、承包工程及从事其他各业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将内地农村尤其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其他文化因素带到这些地区,使得当地的民众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另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边疆小额贸易及边民互市等活动日益扩大,与境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状况也会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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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深刻影响,引起了人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但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在传统生活方式变迁中的适应性却是各不相同的。那些社会形态比较古老,带着历史痕迹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山区后进民族,在当今现代化兴起的过程中,往往是以失去自身的某些文化特征为代价来适应生活方式变迁的,具有较大的模仿性。当他们与外来异质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接触之后,就很容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某些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些生活方式中的物质形态部分。表现最显著的是服饰上的变化,如今,这些民族中人们原先传统的民族服饰已大部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市场或商店中购买的各种服装,部分地区的姑娘们甚至以穿戴自己本民族的筒裙和其他服饰而感到害羞。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户最近几年来纷纷建起了新居,可是这些新居却基本是外地来的建筑队按照内地汉族农村房屋样式建造的。与此相反,那些历史比较悠久、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民族,则是在保护自身某些主要文化特征的前提下去适应生活方式变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滇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和滇西大理的白族,即使是靠近城镇、经济比较发达、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部分傣族村寨和白族村庄,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建筑及妇女所穿的服装都基本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特征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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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生活方式变迁的道路和程度会大不相同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类不同民族文化积累的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前一种类型的民族过去大部没有形成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符号,其祖先的历史是通过老人们以讲故事的方式传递下来的,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基本上是一些古朴直观且无规范化的习俗,人们对自己本民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大多带有模糊性认识。当人们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的时候,这种传统生活方式的稳固性是比较强的。然而,当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社会环境,外来文化纷纷涌入,与他们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接触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在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比较快地接受外来文化中的成分。尤其是当人们为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现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对外来新生活方式的向往程度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比较迅速,本民族原有的文化特征也就消失得较多。而后一种类型的民族原先大多具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许多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借助于有文字记载的典籍和文物等工具传承下来的,文化积累的程度比前一类民族较为深厚,人们对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怀有自豪感,并加以珍视,不愿轻易地改变,即使有改变也主要是内容的增加或原有质量的提高,而其原有的民族风格或特征却会长期延续下来。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总是在继承原有某些民族文化形式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生活质量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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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类不同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特点可以看出一个总的趋势,那就是边疆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将会呈现出一种趋同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状态。所谓趋同性,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接近内地和沿海居民。因为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使得边疆农村一家一户的自给性消费逐步转向社会化的商品性消费,许多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会随之逐步具有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共同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各异,所以他们对现代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又有自己的偏好,在选择生活方式的时候必然又会具有本民族自身的某些特色,一些被人们珍视的优良文化传统也会不同程度地继承和保留下来,使得边疆人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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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人民传统生活方式现代化变迁中凸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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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对边疆人民来说是一场触及文化表层结构和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将会自始至终地存在着。改革开放把边疆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变迁纳入了正常发展轨道,但目前边疆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变迁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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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原始平均分配形式至今仍在边疆某些少数民族中作为一种风俗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如独龙族的有酒有肉大家一起吃光喝尽,傈僳、瑶、壮族的杀猪全村来吃,佤族的剽牛等。这种习俗能够增进民众之间的友谊和情感,但对家庭资金积累以及未来的发展会带来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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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畸形消费行为频繁发生。近年来,随着边疆广大群众生活状况的逐步改善,许多原有的畸形消费行为出现了回归现象,并在新的条件下有所扩大。一是日常生活的迎来送往和婚丧嫁娶中讲排场比阔气之风愈演愈烈。如云南大理喜洲一带的白族,举行一次婚礼宴请通常在150—200桌,花费达3万—5万元,有的甚至更多。二是用于酒的消费过大。“以酒为荣,逢客必敬,以酒为饭,有酒必喝”的消费行为在边疆一些干部群众中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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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生活方式失范。当前宗教生活方式的失范除了宗教消费开支过大外,还突出地表现为宗教观念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边境一带的部分佤族,至今仍把疾病看作是鬼魂的产物,生病不愿去卫生院,而是杀鸡杀猪来祭鬼神。这对民众的健康往往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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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赌博和吸毒。这是近年来在一些民族地区出现的恶劣的违法消费行为。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逐渐衰落,加上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后,文化娱乐活动相对匮乏,一些人开始以赌博为乐,逐渐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如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壮族地区,尤其是在聚居区较大、宗教分布较复杂、外来人员较集中的乡镇或村公所附近和交通要道,赌博之风很盛。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随着国门和山门打开,毒品也侵入了边疆部分地区并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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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政治学 第五节 边疆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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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文化是边疆人民对现行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主观取向。它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边疆社会尤其是边疆政治的变化和发展。边疆人民的政治文化是我国统一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同边疆的地域特点和人民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边疆人民形成的相对于国家主导性政治文化的亚文化或次级文化,才使得边疆的政治形态区别于国家的其他区域,也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边疆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政治文化特点来推进政治发展,将边疆社会有效地整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从而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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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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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要理解边疆的政治文化,就必须深入边疆社会的具体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挖掘。因此,我们必须要探索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边疆政治文化的特点,从而为深刻理解边疆政治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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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涉及多个方面,早在秦汉时期,边疆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王朝国家时代多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边疆的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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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边疆的政治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具体讨论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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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理环境。人们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生产生活,并与其他人或人群共同体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早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的地域区隔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民族群体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疆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边疆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边疆与中东部地区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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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形式。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边疆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从秦王朝在边疆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边疆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时期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边疆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边疆部分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与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适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边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边疆各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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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习俗。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边疆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边疆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边疆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内容。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弘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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