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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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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要理解边疆的政治文化，就必须深入边疆社会的具体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挖掘。因此，我们必须要探索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边疆政治文化的特点，从而为深刻理解边疆政治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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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涉及多个方面，早在秦汉时期，边疆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由于王朝国家时代多是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边疆的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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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边疆的政治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具体讨论边疆政治文化的生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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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理环境。人们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生产生活，并与其他人或人群共同体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早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的地域区隔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民族群体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疆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边疆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边疆与中东部地区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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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度形式。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边疆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从秦王朝在边疆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边疆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时期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边疆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边疆部分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与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适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边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边疆各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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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习俗。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边疆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边疆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边疆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内容。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弘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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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边疆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制度形态和宗教习俗，才塑造了边疆社会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使其政治文化的生成与中东部地区具有不同的内涵。边疆的政治文化在现实中主要表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封闭性。无论是生活在边疆高山区和半山区的人们，还是戈壁草滩、森林草原，边疆的民众大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封闭的自然生境中，其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生活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二是多样性。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边疆每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反映。中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多样性；三是低层次性。边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整体上说都还处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较低层次，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以及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处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低层次；四是质朴性。质朴深厚的政治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政治传统，是边疆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心理取向。无论是东北边疆还是西南边疆地区，在反帝反封中逐步凝聚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意识都是发自内心的，不仅质朴而且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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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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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是表征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一种主观取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等成分。而政治体系本身的内容、结构都相当复杂和丰富，人们对此形成的认知、产生的情感和进行评价的内容、侧重点和深度都会呈现出复杂、丰富和差异性等特点。但是，政治文化也有其核心内容。美国学者罗森邦曾将政治文化的核心成分区分为对政府结构、对政治系统内的他人和对本人政治活动的取向，进而将这三大取向进一步细分为政权取向、对政府输入和输出的取向、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游戏规则、政府能力、政府效能等七个方面。[14]罗森邦的这种对政治文化的划分方式在研究中被普遍响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显然，我们所要研究的边疆政治文化也是由复杂的结构性内涵的，为了便于更加全面和有效地认识边疆政治文化，我们有必要将政治文化具体分解出来，在此基础上，由点到面地呈现出边疆政治文化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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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民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的主观取向设计的范围较为广泛，从罗森邦对政治文化的界分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但是，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民有不同的民族身份和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其政治文化更加突出地表现在边疆各民族共同体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及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两个层面上。因此，我们在具体讨论边疆政治文化时，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与这两个方面紧密相关的内容。下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具体分析边疆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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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认同。边疆人民的政治认同是生活在边疆的各个民族群体对置身其中的各个政治单位的体验和归属感。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其政治认同不仅包含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国家政权在地方的代理者即地方政治体系，还包括少数民族自己的政治体系和社区单位。对某一政治单位的认同程度不仅表现为对该政治体系的参与，也表现为对其的义务感、支持感和效忠程度。生活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各自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同时又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这两种认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相互关系的格局，尤其是国家认同的程度以及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对我国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国家意义。所以，“如何处理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认同问题，尤其是维护国家认同的地位，既是边疆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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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大部分边疆地区融入国家政治体系的过程不一致，有的对国家的认同感培育的时间周期较短，很多又是跨境民族，民族间的往来不断，而国家观念却并不十分清晰，很多对国家体系以及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缺乏认识和了解，国家认同感并不是十分强烈。相反，民族单位和传统民族政治体系却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对其认同感相对较为明显。当然，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可能会引发政治认同危机，诱发一定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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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信任。边疆人民的政治信任是边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与他人一起工作或共事时所抱有的一种开放、合作和宽容的态度，是“对其他政治活动者的一整套认识、信念、感情和判断”[16]。边疆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方，生活着多个民族群体，边疆人民的政治信任正是建立在少数民族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及汉族之间政治互动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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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政治信任程度较高，他们之间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统，较为容易保持高度的相互认同，彼此之间的政治信任较为容易建立。当然，少数民族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支系，有的支系之间甚至存在极大的差异，尤其是这种差异性因地域关系的疏离而显现出来，甚至支系之间还伴有一定的利益冲突时，彼此之间的政治信任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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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信任情况则较为复杂。他们都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有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发生过直接的冲突，甚至有的民族还受到过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尽管新中国以来，民族压迫政策已经逐步消除了，但现实的利益冲突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民族纠纷并未休止。因此，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信任仍旧存在一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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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政治信任相比较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而言，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在王朝国家时代，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采取过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彼此之间的政治隔阂十分严重；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施了许多民族优惠政策，在争取少数民族政治信任的同时，也激发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政治信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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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权取向。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主观取向表征的是他们对国家现行政治权力运作方式的基本态度。虽然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主观取向总是会随着自身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的时代境遇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边疆人民的政权取向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对国家政权的忠顺、效忠和支持；另一种是对国家政权的疏离、冷漠甚至反对。前者对国家政权在边疆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后者则会消损国家政权在边疆的权威基础，进而引发国家政权力量与边疆政治体系的矛盾，导致难以预知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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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上来看，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主观取向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其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保护程度；二是国家对其民族利益获取的保障程度及民族间争端调解的水平和能力。前者从目前边疆形势来看，边疆人民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文字符号、风俗习惯等都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和保障，因而赢得了边疆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极大支持。后者则是国家政权通过经济扶贫、政策优惠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疆人民的生活压力，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水平。但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及边疆人民的利益满足程度都是由边疆人民的观念和主观体验决定的。显然，在我国的部分边疆地区，宗教权威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在不断增长，利益需求也在不断延伸和拓展，政治诉求也在不断扩大，这对国家政权在边疆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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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游戏规则意识。游戏规则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逐步演变发展出来的一套规范政治运行的规范和法则。现代政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游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法制以及平等、自由。边疆人民的游戏规则意识所强调的正是他们对围绕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等核心游戏规则的主观取向。当然，除此之外，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族际互动中也会形成一些游戏规则，由此也会形成一定的游戏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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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的各个民族因为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性，其对现代政治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等的主观取向有极大的不同，有的地方的宗法观念还非常突出，有的地方的宗教影响力很大，有的地方的传统权威如侗款制度、议榔制度等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对于边疆绝大多数地方来说，其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并不十分强烈，其对民主的渴望更多的是希望国家及地方政府能够有利于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基本利益，而不是程序民主，其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多是诉诸于传统的秩序权威而非法律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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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疆人民的族际互动中，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游戏规则应主要体现为互助、平等、团结。但现实中各民族形成的游戏规则意识往往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平等互利。在我国不少多民族聚居地方，通过通婚、商贸合作、生产互助等方式，使民族之间加强了互动和融合，建立起平等互利的规则意识；二是恃强凌弱。在多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方，有的民族无论在经济上、人口规模上都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在族际互动中就可能会欺压其他的弱势民族；三是依附发展。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群体为了谋求发展，就可能会主动讨好甚至攀附强势民族，在重大政治主张和选择问题上完全服从强势民族的意志；四是封闭自保。这主要是我国部分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山地民族，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往往回避冲突。正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游戏规则意识差异性非常突出，使我们边疆地区的族际政治也变得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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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政治过程取向。政治过程是描述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概念。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把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成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输入和输出是体系同环境之间的交换。转换过程则是政治体系内部的”[17]。实际上政治过程所突出的体系与环境的互动更为主要的体现应该是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两个环境。输入主要是对政治体系的要求和支持，输出主要包括资源的提取、产品分配、行为管制和各种象征性符号等内容。边疆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取向主要包括他们对政治体系输入和输出的基本态度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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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民对政治体系输入的主要取向涉及到三个层次：一是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主观取向；二是对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主观取向；三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政治体系的主观取向。显然，因为边疆政治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的末端，边疆人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有的甚至对国家的认识都是不清晰的，很难形成参与性的积极态度。而民族自治政治体系不仅由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民族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也能为其利益表达提供通道，受到边疆民族精英的极大关注，但普通民众对此并不十分关切。对于绝大部分边疆人民而言，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基层政治体系的输入，其不仅能感受到利益表达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也能真切体会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因此，边疆政治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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