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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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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国家发展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取得了民族国家这一崭新的国家形态，并从此迈进了民族国家行列、跨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并逐渐参与到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来。[26]为此有学者就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27]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28]相应地，中国的边疆地区也从此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内涵，并成为了新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广大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则成了共同支撑起中国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一员。然而，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在西方列强的挤压、殖民和入侵的情势下开启的。或者说“是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诱导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构建起来的”，因此属于典型的“模仿性民族国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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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欧“原生性民族国家”不同，“模仿性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是在外部的压力和诱导下作出的权变选择，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与西欧的情况大相径庭，因此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以后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困难，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30]。单就政治制度的建设而言，后者并不具备前者的基础和条件。相反，还面临着许多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还必须在民族国家建构起来后进一步重构国家的政治制度，从而为民族国家的运转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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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起来后也同样面临着政治制度的重构问题。中国虽自辛亥革命就开启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但由于受国际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内，相应的政治制度（如宪法制度、政党制度等）建构却未能为国家（即“中华民国”）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尤其在克服地方主义、凝聚中华民族、化解边疆危机、实施国家统合方面明显迟滞或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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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31]，开始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而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形式、民族构成及分布状况等因素，则决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重构实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和推动下，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或选择，实现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同质化和一体化。为此，执政党在建国之际最终选择了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这一框架内来重构国家的政治制度，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了新中国的三大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中，“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构想最初就是针对边疆地区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内蒙古地区成功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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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较大，许多地区仍未解放或存留着浓重的旧制度残余，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普遍缺乏制度基础。因此，边疆政治制度的重构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除少数地区外，大多都是在获得解放并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采取“分步走”的方式进行过渡，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重构。这种“分步走”、“渐进式”的重构，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创造了基础性条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制度变革可能产生的急剧振荡，同时也为将边疆地区重新整合进国家政治体系并实现政治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与以往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变迁相比，它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边疆政治发展，如西藏在完成民主改革后，就废除了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相继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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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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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政治制度的功能是指政治制度在创设时被赋予的预期功用，以及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我国的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除担负着基本的制度功能外，还担负着有别于内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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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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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整合即政治一体化，“意指若干个政治单位结合成一个整体”[32]。我国的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担负着重要的政治整合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区域”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即国家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要将边疆作为地方，整合进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提供法理依据和制度保障，从而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通过对地方的有效整合，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一体化；[33]（2）“民族”意义上的政治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34]，我国的边疆地区，是多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即将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整合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并通过实施族际政治整合，从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3）“认同”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国家认同在二者中的地位问题）是典型的边疆问题。政治制度在边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从制度上“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即通过政治制度的运行，来“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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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疆治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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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进而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价值。在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治理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就体现为边疆治理功能。“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36]。我国的政治制度所蕴含的边疆治理功能，本质上是通过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的配置和运行而实现的。（1）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上，从纵向上将同质化的国家政权体系建设铺设至边疆的基层，在民族众多的边疆省区则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横向上，则设置与边疆治理相关的行政或工作机构（如边疆工作或民族工作的工作部门），对解决边疆（民族）问题进行统筹。（2）在国家权力的运行上，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这种权力格局，为党在国家建设及国家治理过程中权威性地统筹、分配资源提供了政治和制度保障。如组织动员内地发达省份对口支援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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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益协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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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除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进行规范外，还具有重要的利益协调功能。政治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是指政治制度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施利益综合、化解利益冲突、维护利益格局和协调利益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协调能力。政治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发挥得充不充分，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生命力和有效性。边疆地区是利益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地区间、部门间、民族间和其他不同主体间利益的不断分化，边疆地区的利益格局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关系也日趋多元和复杂，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利益争夺和利益纠纷、利益矛盾。如在边疆建设与边疆开发过程中，就经常会涉及到土地、草场及矿藏等方面的资源争夺，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利益分配、利益补偿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协调边疆地区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就成了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边疆地区政治制度须具备的制度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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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力规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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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治体系而言，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进行规范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广大边疆地区逐一被纳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政治体系中来，“边疆地区”在行政建置上作为“地方”先后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专门针对边疆创设的制度安排，但从《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党内涉及央地关系定位或调整的相关决定，以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来看，基本上已对中央与边疆地方（政府）的关系作出了比照性安排。其中，就党对全国地方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来看，边疆与内地在“中央—地方”的权力分配上并无二致。如党章在关于“党的组织制度”方面就明确规定“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但从民族区域自治等角度看，又无异于赋予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边疆地方政府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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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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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国家建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重构，只是在政治设计上解决了国家政治权力在边疆的空间配置问题。然而，“政治权力配置方式和政治权力运行方式是两码事”[37]，因此还必须来分析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运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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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边疆地区政治制度运行的政治生态有别于内地。政治生态是政治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环境，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系内政治权力运行无法超脱的外部环境。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除特别行政区制度外，总体上是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的落实，而并非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地区的特殊安排。与内地相比，这些制度在边疆地区的运行则面临着别样的政治生态。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构成及民族关系、政治文化、地理区位、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与内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边疆地区的政治生态往往就会呈现出与内地有别的区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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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的创设与运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只有通过有效的运行才能实现制度创设的预期功能。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的有效运行，是国家在边疆地区实现国家职能和开展边疆治理的基本保证。而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除受边疆政治生态的影响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边疆地区的政治形势、执政党在边疆地区的制度执行力、边疆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制度运行中的利益博弈以及民众的制度认同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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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运行反过来会影响边疆政治。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的运行是边疆地区的核心政治过程，它构成了边疆政治的重要内容。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运行，常常会涉及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政治权力的分配或再分配，政治制度体系内部的体制改革与完善、政治制度的结构—功能调适，政治制度运行的政治贯彻和政策支持，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与治理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会在政治稳定、政治整合、政治发展及族际政治等方面对边疆政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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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运行需处理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具体政策（主要是边疆政策与民族政策）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由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组成。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38]总的来看，根本政治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轴心，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则被设定在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畴之内进行。为确保这些制度在边疆地区的有效运行，推进边疆治理，党和国家又在政策层面对边疆地区作出相应的政策倾斜和政策支持[39]，或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更多的变通执行权。然而，边疆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政策执行偏差、选择性执行政策或政策执行不力，乃至在制定或出台地方性政策时与现行政治制度不符的情况都时有发生。这就给边疆地区政治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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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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